第二节 环境传播的发展演进

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生态运动的斗争场所是人化环境。我们可以从19世纪发现今天的‘绿色’运动的早期形式的踪迹。最早的‘绿色’运动曾经受到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它是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由于工业主义不能立刻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特别是在他们施加给传统生活模式的毁坏结果方面更是如此，这些绿色运动的团体经常更容易与工人运动结盟。两者在今天的分离反映了对具有严重后果风险的高度意识，而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这种风险。当然，生态运动关心的不只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它也关注人化环境的其他方面。”（吉登斯，2000）

环境变化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被关注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同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引起社会关注的是环境传播。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领域，环境传播植根于传播学、环境科学、危机管理、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其研究议题范围较广。作为一个新兴的传播学分支，环境传播的体系建构、知识层次、机制特点和理论框架等都有其值得探讨之处。本节内容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环保主义与环保运动的兴起及其与环境传播的关系，接下来从学术的角度探讨环境传播作为一个传播学研究分支的发展演进，为之后考察其研究现状打下基础。

一、环保主义浪潮与环境传播的兴起

在全球范围内曾经有过几次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运动，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端于美国的环保主义潮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席卷世界各地的环保运动，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不难发现，随着区域性的环境问题逐渐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运动也已经开始向全球范围延伸。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社会的扩展、人口急剧膨胀、资源急速被消耗，大量的工业废料、废气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继发生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环境公害事件。1943年5—10月，大量汽车尾气产生的光化学烟雾导致了美国洛杉矶的烟雾事件，在5个月时间内造成400多位65岁以上老人死亡。1952年12月，英国伦敦发生严重烟雾事件，由于冬季燃煤产生大量煤烟，引发大面积烟雾，整座城市能见度极差，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居民普遍感到呼吸困难，短时间内造成几千人丧生。这些环境公害事件震惊世界。

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促使人类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首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由社会各界普遍参与的全民环境保护运动。这场运动改变了二战前主要由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实业界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环境保护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破坏环境的严重后果，人们对环境信息公开和沟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再继续像从前那样甘愿把保护人类健康、环境和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科学家身上。在这场环保运动中，环境概念和环保范围被大大拓展，环境问题被提上了社会议程，现代环保主义也由此兴起（张洁、张涛甫，2009）。

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是现代环保主义诞生的标志（Carson,1962）。作者蕾切尔·卡逊是一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她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揭露了人类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所面临的污染生态问题。该书连续31周上榜美国最畅销图书榜，销量达50万册。不久后又在世界其他15个国家出版，引发了西方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其内容范围超出了对杀虫剂问题的讨论，涉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整体影响。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的环境意识随之增强。应该说，该书的出版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促进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环境保护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从此，“环境”这一概念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寂静的春天》一书给新兴的环境传播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60—1970年，加入美国各地环保组织的成员数量急速增长。1970年4月22日，包括1500所大学的师生在内的约3000万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参加了“地球日”游行活动。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环保群众运动，也是美国环保主义蓬勃发展的象征性事件。《时代》杂志因此将环境问题列为1970年的年度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瑞士、荷兰、新西兰、日本等地也爆发了大量与环境有关的公民运动，体现了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高。而公众环境意识的迅速增长一方面与环境退化、环境科学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大量报道有关。在美国，自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从来没有一个公共问题像环境问题那样受到所有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因为许多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加之20世纪60年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到1970年左右，全世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几乎达到顶峰。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大会通过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和《只有一个地球》。这标志着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环境传播也作为世界性课题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同一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在罗马发表了报告《增长的极限》。这场环保主义运动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环境保护的议题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也使相关的环境传播研究在世界各地兴起。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系列环境灾难的发生，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再次到达了高峰。1984年印度博帕尔的农药厂毒气泄漏，同年瑞士的桑德兹化工厂仓库发生火灾，1985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生严重的饥荒，同年英国科学家确认了“臭氧空洞”的存在。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更是惊动了整个世界。人类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并把它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来对待，提出了相关的国家责任和义务问题。有关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再度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影响到了政治的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冰岛、意大利、瑞典和瑞士等国的绿党都获得了空前的支持率。1992年6月3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大会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启动。不光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队伍中来，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反映了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1993年，法国和德国记者发起组织了国际环境新闻记者联盟（FIEJ），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记者加入。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重申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起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人类的环境意识已然觉醒。

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保宣传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资源枯竭、水污染、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沙漠化、酸雨等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相关的后果都开始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1973年，由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召开的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同一时期，我国的环境报道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1月，我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环境新闻专业报纸——《中国环境报》创刊，标志着中国环境传播迈出了重大一步。同年，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1986年，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成立。1988年，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部分广播电视媒体被吸收为新一届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1992年，为配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央新闻单位协同作战，形成了颇具声势的环境新闻报道高潮。1993年，中国加入国际环境新闻记者协会。同年，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十四个中央国家部委联合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委员会成立。从1994年开始，“中华环保世纪行”每年组织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针对不同的环保主题进行大型的环保宣传活动。全国各地也开展了各有特色的“环保世纪行”活动，如“三秦环保世纪行”、“三晋环保世纪行”、“天山环保世纪行”、“燕赵环保世纪行”等活动。新闻业界设立了“地球奖”（1996年）、“杜邦杯环境好新闻奖”（1997年），用于鼓励优秀的环境新闻记者，这也标志着环境新闻成为我国新闻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三大著名的国际环保NGO——“国际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先后进入中国。一些本土环保NGO如“自然之友”等也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创办刊物网站等大力传播环保知识和环保理念，为我国的环境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正努力不懈地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各种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国家领导峰会和环境论坛。

二、环境传播研究的发展

环境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到90年代后才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分支（Hansen,2009,2011）。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最早提出了“环境传播”这个概念（Luhmann, 1989）。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传播日臻成熟，环境新闻学（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成为一门独立的新闻学课程。1997年，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成立，拥有上千名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会员。与此同时，美国不少大学增设了环境传播学科与课程，提高了对环境传播研究项目的投入（Pleasant, Good, Shanahan &Cohen,2002）。1992年，科罗拉州大学环境新闻中心（CEJ）成立。199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环境新闻中心成立。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在西方日益被研究者们关注。环境话语、修辞与权力，媒介与环境新闻，环境政治、社会公平与公众参与，环保传播与环境倡议运动，环境合作与矛盾解决，环境危机传播与国际政治外交发展，大众文化与绿色市场，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等课题逐步进入研究视野（Cox,2006; Lester,2010）。

相关的学术期刊如《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Env 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应用环境教育与传播》（Applied Env 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等陆续发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会都开辟了关于环境传播的主题分场，如国际传播学会（ICA）的环境传播分场（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学会年会（IAMCR）的环境与危机传播分场（Environment, Scienc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working group）、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 EJM C）的科学、健康、环境与危机传播分场（Communicating Science, Health, Environment and Risk）等。环境传播已经成为应用传播学科门类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学科（Cox,2007;Schw arze,2007）。

目前，国外环境传播的研究议题范围较广，包括环境新闻（environmental journalism）、环境热点问题及其报道、环境传播的社会责任、环境传播与消费主义、环境传播与社会研究、环境传播与社会动员及环境传播与科学、医药、健康、风险、伦理、文化等（Hansen,2008）。研究发现，环境报道能够通过呈现社区、身份和种族的问题体现环境正义和环境公民权利（Heinz,2005）。从风险维度和政策层面出发，通过分析七家美国报纸在1970至2010年间的环境新闻报道框架，研究者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美国报纸对于环境问题及其相关政策的报道存在差异，探讨了报纸在建构环境议题的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Grantham & Vieira Jr.,2014）。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情境式传播理论，研究者发现受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存在差异，相关组织如公司、NGO等应该识别不同的受众，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M ajor,2009）。民主的公民参与是社会变革成功的关键。为了加快民主决策的环境传播过程，需要提高公民的参与积极性。然而身份运动集中在精英领导的单向传播过程中，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民参与和对话的事实破坏了民主进程（Brulle,2010）。环境议题还是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外学者对环境传播与教育、环境传播伦理的研究较为关注。洛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与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内斯的《生态学、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生态哲学纲要》、辛格的《动物的解放》等等都是环境伦理学经典著作。研究发现环境传播领域的成员有道德责任，即当环境的符号表征需要被告知，或其他传播实践被约束或被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害或不可持续的政策所利用的时候，学者、教师和环境从业者有责任教育、质疑、做出批判性的评价或者在论坛中发表观点（Cox,2007）。

除上述研究主题外，环境传播的文化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有学者以大众文化与绿色营销的视角研究有关环境问题的媒体广告。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北美批判传播学也一直关注着生态环境问题，如批判传播学学者威廉·雷思在他的著作《主宰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中就批评了西方现代性文化中控制自然的思想（Leiss,1994）。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 the）批判了消费资本主义，其落脚点除了人生活的意义以外就是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Smythe,1981）。具有生态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使环境传播超越了具体情境下的应用层面考量，转向反思环境传播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

国外学者的环境传播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多样化，但是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交叉学科、跨文化领域，用动态的视角进行多层次考察。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大众传媒在环境传播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并与社会各方形成广泛互助，使环境保护理念和行为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较于国外，环境传播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也有问题。环境传播课题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不仅对于保护与改善环境本身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探讨国家的环境责任以及提升国家形象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将中国的环境传播研究中目前较单一的环境新闻研究领域扩展至其他分支领域，对国家发展及环境传播理论的完善都极具价值。

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环境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相关论文，2000年起数量稳步增长， 2007年至今增速明显（唐佳梅，2012）。目前，国内的环境传播研究已经起步，研究主题涵盖环境传播源起与发展、环境传播业务实践、媒体环境报道研究、环境新闻的社会功能和舆论作用、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环境传播中的公众参与、环境风险传播、政府环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围绕媒体在环境传播中的表现与作用展开的研究，如大众媒体在环境传播中的作用、环境报道业务实践、环境新闻报道内容研究等。学者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大众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环境新闻报道极大地拓宽了以往环境新闻的范畴，新闻中对环境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内，而是逐步扩大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关于生态破坏、资源短缺、荒漠化、水灾、气候变暖、臭氧空洞、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保护等诸多环境问题，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开始在环境新闻中被凸显出来（张海锋，2010）。环境传播中大众传媒主要承担环境信息告知者、环境问题解释者、环境危机防控的参与者以及环境文化的倡导者四重角色（韩业庭，2011）。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环境议题虽然得到重视并被大量报道，但在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并未形成畅通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机制（黄河、刘琳琳，2014）。还有不少有关环境传播的研究则侧重分析环境报道呈现与内容分析、环境报道发展过程、环境报道效果、环境报道中的修辞与图像、环境传播业务实践等。

第二类，围绕除媒体外的传播主体如政府、环保NGO及其他相关机构的环保宣传与公众的参与展开的研究。研究发现，政府、环保NGO及其他相关机构正在中国社会的环境传播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它们累积了环境传播的经验，并在新媒体环境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公众成为环境传播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如突发性环境事件、群体性环境事件中，公众在线上和线下的参与成为推动环境事件发展的重要动力（陈阳，2010；贾广惠， 2011；曾繁旭，2006,2009,2012；戴佳、曾繁旭、王宇琦，2014；戴佳、曾繁旭， 2015）。其他学者发现女性是参与环境传播的最初力量，女性可以通过介入环境议题和使用大众媒介来实现进入公共领域的目标，环境正义运动将成为女性进行环境传播的未来趋向（纪莉、曾益民，2015）。

第三类，围绕环境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展开的研究，探讨环境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传播与环境文化，环境传播与经济发展，环境传播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环境传播与市民社会构建、环境正义运动等。环境传播的公共建构是普通公众通过各种媒介就任何环境议题进行辩论与探讨，最终构建公共的绿色话语空间，形成绿色公共领域的过程（徐迎春，2012）。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论”，环境传播中的社会力量参与是一种力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反向运动（范松楠，2013）。通过对社区环境传播的研究发现，社区环境传播通过三种途径影响社区居民对环保运动的认知和参与行为——（1）构筑社区公共权力；（2）通过环境教育建立居民的生态价值观，培养社区环保组织的领导能力；（3）通过动员模式强化居民对环保组织的身份认同（李异平，2014）。从PX事件等群体性环境事件开始，公众参与为我国环境传播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政府宣传采用对抗性解读，放大了环境问题和社会风险，加剧了事件冲突，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谣言的传播（曾繁旭，2006, 2009,2012；戴佳、曾繁旭、王宇琦，2014；戴佳、曾繁旭，2015；周海晏，2014）。

整体来看，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分散。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在部分领域如环境新闻记者、环境传播教育、环境传播伦理等涉及不多，尚不够广泛，还缺乏系统化、学术化的整理和归纳。其次，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对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考察较为欠缺，研究层次较为单一与零散。对于环境传播作为一个新兴传播学分支的体系建构、知识层次、机制特点和理论框架等的中观和宏观分析也相对不足。再次，国内目前的环境传播研究中介绍性的内容较多，反思性内容较少。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定性研究较多，没有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最后，已有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缺乏代表性的专著，需要在未来的环境传播研究中综合利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问卷调查、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从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的角度继续深入探讨环境传播问题，用动态的视角进行多层次考察。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多元化的发展，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每个国家或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随着环境传播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传播学界的又一焦点，对于环境传播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增多。然而，目前国内传播学界对环境传播的研究，不论是相关的理论模型构建还是实证研究，都常流于简单的现象描述，空泛地提出政策建议，或局限于对某个个案的讨论，总体上缺乏在传播学理方面的创新。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必然是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相较于国外的环境传播研究，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新，通过理论模型的创新和完善来更好地揭示研究课题的理论意义并进而指导实践，通过搜集研究大量的实证数据来挑战并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知识增量来提高研究价值。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出国外理论界在环境传播研究中的基本格局、热点话题与主要研究发现，并分析其特征及发展趋势，从而给国内的环境传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下一节内容将以SSCI数据库中的环境传播研究为讨论对象，考察目前国外主流环境传播研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