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
——刘禹锡后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
刘禹锡后期的诗歌创作同样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果孤立地看，它不仅无损一代“诗豪”既有的声望，相反，倒为诗人赢得了“四海齐名白与刘”
的更高赞誉，使他成为世人心目中与白居易联镳并驰、无人堪与鼎足而三的诗坛“国手”。但如果与他前期的诗歌创作相比较，却不免黯然失色。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人的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倘若用刘禹锡自己的诗句来概括他后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或许可以得其仿佛。
一、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境遇日安与国事日危
随着当年弹压革新志士的唐宪宗及俱文珍、武元衡等人的亡故，朝廷渐渐放松了对刘禹锡、韩泰等幸存的革新派成员的防范。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后，被任命为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终于结束了巴山楚水间的辗转流徙。尽管这是个蹉跎岁月的闲职，毕竟已脱离谪籍，较之贬官巴山楚水时，境况已有很大改善。此时的诗人固然不免产生“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的深沉感慨，但同时却不无否极泰来的欣幸。因此，由和州返回洛阳的途中，诗人的心境总的来说是恬适多于憾恨的。《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一诗有云：
自到山阳不许辞，高斋日夜有佳期。
管弦正合看书院，语笑方酣各咏诗。
银汉雪晴褰翠幕，清淮月影落金卮。
洛阳归客明朝去，容趁城东花发时。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以“洛阳归客”自命，与友人把盏之际，神情闲雅，谈笑风生，虽然绝无志得意满的轻狂之态，却也看不出太多的忧郁与感伤。这固然与诗人既有的旷达、开朗情怀有关，但其处境得以改善，应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令狐相公俯赠篇章斐然仰谢》一诗则云：
鄂渚临流别，梁园冲雪来。
旅愁随冻释，欢意待花开。
城晓鸟频起，池春雁欲回。
饮和心自醉，何必管弦催。
“旅愁”已涣然冰释，而“欢意”则将与花同发。“饮和心自醉”，说明诗人至少在觥筹交错之际，心境是平和的，恬适的。显然，终于告别了“巴山楚水凄凉地”这一诗人企盼已久的结果，使他如去枷锁、如出囹圄，身心俱为之一快。此时的诗人似沉浸在命运逆转之初的那种忘乎所以的惊喜中，尚未及进入痛定思痛的反思阶段，重新咀嚼与感受既往所蒙受的不幸与痛苦。而再读他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一诗，则简直可以触摸到他的自得自足之情了：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后二句既是实写登临高塔的情景，也未尝不是借以抒发一种重登高位、引人瞻仰的愿望。这种愿望一直珍藏在诗人心中，只不过此前因返京无期，它显得有些虚幻与缥缈，而眼下则由于返京在即，要变得贴切与实近多了——至少诗人自己作如是观。这就难怪他会吟出这样的飘飘然的诗句了。
当然，后来的情形与诗人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并没有能再度成为执掌枢要、权倾天下的朝廷重臣，像当年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未免使他感到失望。《酬滑州李尚书秋日见寄》一诗有云：
一入石渠署，三闻宫树蝉。
丹霄未得路，白发又添年。
“笑语半天上”的自得已转化为“无路向丹霄”的自伤。才位不称，连远在郓州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也为之发出不平之鸣：
一别三年在上京，仙垣终日选群英。
除书每下皆先看，唯有刘郎无姓名。
——《寄礼部刘郎中》
这说明朝廷对诗人是采取另眼相看的排斥与冷落态度的。《唐语林》记载的一则轶闻可为旁证：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
可知文宗对诗人的态度十分暧昧。这也就意味着他后期的政治生涯与“春风得意”一类的字眼是决然无缘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始终过着安享尊荣的仕宦生活，厄运已不再如影相随，可怕的梦魇也已遁迹他乡，此时环绕着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释着他的壮志未酬之感的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和旖旎的都市风光。尽管仍不时有人对他进行中伤，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测之祸。大和二年（828），由于宰相裴度等人的荐拔，刘禹锡由东都洛阳调回朝廷任主客郎中，旋又改官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两年后，裴度被李宗闵排挤出京，禹锡虽也出为苏州刺史，但苏州为江南富庶之地，境况与当年远贬遐荒不可同日而语。这由他离京时“轩车送别九衢空”的饯饮场面也可以窥得一斑。其后，他所移刺的汝州、同州，不仅地近京畿，而且同样是物产丰饶、士民殷富的“上州”，为京官外放的理想处所。出牧同州仅一年，刘禹锡即因足疾发作向朝廷上表辞官。获准后于开成元年（836）返回洛阳，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诗人正式“退居二线”，与老友白居易一同悠闲自在地安度晚年，而“诗酒唱和”则是他晚年的主要生活内容。要言之，诗人生活与创作的后期，既无大悲，也无大喜，像一条相对平静、舒缓的溪流，不见了前期的惊涛骇浪与疾风骤雨，同时也就不见了前期的奋力抗争与呼号。
与诗人自身的境遇相异，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危机却日益加深，整个国事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说得具体些，在诗人生活与创作的后期，不仅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较前更为严重，而且以“牛李党争”为代表的朋党倾轧也愈演愈烈。大和年间，诗人后期所倚以立身的宰相裴度曾致力于抑制李宗闵的结党营私，而李宗闵则联合牛僧孺等人，以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为后台，对裴度及拥护裴度的朝官加以排斥。大和三年（829），裴度说服文宗，诏令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回朝，拟委以重任，与李宗闵、牛僧孺集团相抗衡。但李德裕返朝仅一月，李宗闵即假手于宦官，将他贬逐出京。裴度自忖势孤力单，难以剪除牛、李党羽，只好上表请求“让官”，以避其锋芒。而“让官”的表文都由刘禹锡代笔。因此，诗人对党争的内幕以及它给正直朝官带来的痛苦是深有所感的。大和四年（830），裴度终于被排挤出朝，充山南东道节度使。这样，不仅裴度本人待机摧抑宦官、整顿纲纪的理想归于破灭，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在裴度汲引下东山再起、成为朝廷股肱之臣的机会，而绵延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在这种情势下，刘禹锡离京出刺苏、汝、同等地，得以远离党争的漩涡，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也遂其所愿。就在他出牧三州期间，朝廷内部又发生了“甘露之变”：大和九年（835），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协势，铲除宦官集团。他们诈称左金吾卫石榴上降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视，欲加诛杀。因所伏甲兵暴露，功败垂成。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舒元亶等，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株连者千余人。宰相王涯等未预其谋，亦遭屠戮。幸免于其祸的朝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人人自危。这就是昭著于唐史的“甘露之变”。事变后，文宗完全被宦官所挟持，朝政益加昏暗，满朝文武但求自保，无力亦无心谋划“中兴”大计。而这一外部环境，正是促使诗人创作转向的客观原因。
二、创作转向的主要表现：静观时变与超然局外
诚然，诗人在三任上州刺史及晚居洛阳期间，也写出了不少骨力豪劲的诗篇，并一再为自己及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辩诬，直至临终前他还不甘寂然以没地申述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更应看到，这一时期，由于诗人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晚年又闲居洛阳，无所事事，那文酒之会的狭小圈子便对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终于使他沉溺其中。同时，险象丛生的国家局势和机弩四伏的朝廷政治，又使得许多直言敢谏之士噤若寒蝉，他如不稍缄其口，必然遭遇不测之祸。在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诗人的战斗意志渐渐销蚀，转而萌生出明哲保身的思想苗头，藏掖起早年的犀利锋芒。他以阅尽沧桑的目光，对朝廷中白云苍狗的变化冷眼旁观。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较多表现出的是一个深谙世故者的阅历与识见，其意义在于能如明镜般地反映那个黑暗时代的侧影，而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富于战斗性。如：
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
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
——《咏红柿子》
……
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
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
——《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
前诗托物见意，庆幸自己因不得显位而没有被卷入朝廷内部的激烈党争，避免了新的厄运，在“新朋凋落尽”的情况下，独能从顺天命，安度晚年。后诗则更明白地袒露了诗人决心静观时变、超然局外的处世态度。而这正是其创作转向的主要表现。从这一类作品中，我们自然也能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政治气候的严酷，品味出诗人对险恶世道和不堪收拾的国事的深深失望，但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过分的冷静与沉着，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陌生。较之早年那些“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品，那些“刺世疾邪”、声韵激切的作品，其思想价值相去不啻霄壤。
不妨再从诗人对“甘露之变”的反映来考察他后期的创作倾向。这一震惊朝野的恶性事件，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留下了或清晰或晦暗的投影，如杜牧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李甘诗》，李商隐的《有感》、《重有感》，白居易《咏史》、《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等等。刘禹锡自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回避这一事件。一般认为，他的《有感》一诗即是为悼念“甘露之变”中遇难的朝官王涯、贾
等人而作，但诗句之隐晦、措辞之轻淡，却不类其惯常做派：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
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
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
平生红粉爱，唯解哭黄昏。
王、贾都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起句“死且不自觉”，意谓王、贾等人对杀身之祸毫无预感，依稀有惜其无辜之意，却不敢为其鸣冤叫屈。“骑吏”二句写宦官统帅的禁军在京城中纵横隳突，以致出殡的灵幡随处可见。这似乎是谴责，但若非深究细察，其意难明。“平生”二句写王、贾宠妾泣于黄昏时分，若含怜悯，但如果想到他在讽刺武元衡之死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其一中有“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的类似描写，其感情指向若何，亦难辨别。诗人对“甘露之变”的态度本来是并不暧昧的，但形之于诗，却变得暧昧莫明。应当说，这正是诗人“任世变桑田”的超然态度使然，尽管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超然局外。相形之下，时年二十四岁的李商隐的同题之作，倒是显得旗帜鲜明：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暝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有感二首》其二
不仅将诛杀无辜的宦官指斥为“凶徒”，而且在余波未平之际重提“清君侧”这一令人闻声色变的话题，显示出初生牛犊的虎虎生气。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确实如此。而李商隐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恰好衬出刘禹锡的暧昧其词、明哲保身。
这种超然局外、静观时变，以全身远祸的处世态度，在诗人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屡有流露，足以表明它不是一时的戏谑、调侃之词，而是诗人以一个世事洞明者的深刻眼光审时度势后做出的“明智”选择。且看其例：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酬乐天咏老见示》
酌我莫忧狂，老来无逸气。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堂命筝歌送酒》
人情便所遇，音韵岂殊常。
——《酬乐天闻新蝉见赠》
寄谢殷勤九天侣，枪榆水击各逍遥。
——《洛中初冬拜表怀上京故人》
三足鼎中知味久，百寻竿上掷身难。
——《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
朱门乍入应迷路，玉树容栖莫拣枝。
——《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
从君勇断功名后，世路荣枯见几回。
——《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
一政政官轧轧，一年年老骎骎。
身外名何足算，别来诗且同吟。
——《再赠乐天》
久别凡经几多事，何由说得平生意。
千思万虑尽如空，一笑一言真可贵。
世间何事最殷勤？白头将相逢故人。
——《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
这些诗句从不同侧面袒露了诗人当时的心声。“经事”一联自道经事之久、阅人之多、识世之深，其意无非是暗示步入老境后已无心与人与世相抗争。“酌我”一联可与其互为补充：所谓“老来无逸气”，正是说自己年事既高，干预、讥评时政的豪逸之气几乎已销蚀殆尽。“人情”一联借蝉咏情，表示自己愿意顺随“人情”，不作“殊常”的惊世骇俗之鸣。“寄谢”一联寄语友人应急流勇退。“枪榆水击”，典出《庄子·逍遥游》，指“枪榆枋”的莺鸠和“水击三千里”的大鹏。诗人以之指代无为而自得其乐与有为而高寒难耐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境况，认为前者亦足“逍遥”。这也昭示了诗人希望遁迹世外、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朱门”一联奉劝白鹤“玉树容栖莫拣枝”，实际上是自我告诫：莫嫌官位不显、权势不重，应当随遇而安，悠然忘机。转而奉行如此这般的生活哲学，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倾向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玩味的还有诗人奉和牛僧孺的一些作品。牛僧孺乃牛党魁首，曾不遗余力地排斥异己。据范摅《云溪友议》、李颀《古今诗话》、胡震亨《唐音癸签》等载，当年，“牛僧孺将赴举时，投贽于刘梦得。梦得对客展读，飞笔涂窜其文”，“牛唯唯占谢，而心实衔之，至作相后才吐”。他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等语，一看即知是发泄心头之积忿。论“年资”，禹锡为“前辈”；论“官位”，禹锡则为“后尘”。牛诗直称其“后尘”，倨傲之态若见。倘依诗人早年的性情，当不屑与其过从。而今，性情既已大变，也就不惜忍辱含羞，时相酬唱了。纵观此类酬唱之作，似乎只有《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一诗中的“树上早蝉才发响，庭中百草已无光”云云是隐喻牛僧孺拜相伊始，即压制群僚，含有讥讽之意，其他各篇除了违心地称许对方外，便是表白自己心如止水、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如：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
鹗腾空犹逞俊，骅骝啮足自无惊。
时来未觉权为祟，贵了方知退是荣。
只恐重重世缘在，事须三度副苍生。
——《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其二
静得天和兴自浓，不缘宦达灵性慵。
大鹏六月有闲意，仙鹤千年无躁容。
流辈近来多叹息，官班高后少过从。
唯应加筑露台上，
见终南云外峰。
——《和仆射牛相公见示长句》
不难看出，前诗的中心词是“权为祟”、“退是荣”，后诗的中心词则是“有闲意”、“无躁容”。如果说前者是诗人从数十年的风雨人生中感悟出的经验之谈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诗人对自己时下的心态的一种带有规范与企求意味的写照。对比诗人当年虽处逆境而犹不屈气节、霜刃凛凛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到某种惋惜——诗人写于贬居朗州期间的《聚蚊谣》、《百舌吟》等愤怒指斥政敌的作品，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啊！
当然，如果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纵横两方面的考察，我们便会注意到，当时，生活与创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变的，不只是后期的刘禹锡。晚年同居洛阳的白居易、裴度等人也曾经历了类似的转变：白居易早年“陈力以出”，用“直而径”、“浅而切”的诗歌语言，大胆地揭露时弊、披陈民瘼，以致使得“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那样富于斗争精神！但晚年以闲官高位退居洛阳后，便“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对世事采取不闻不问、消极避让的态度，甚至在诗中要求自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表现得比刘禹锡更加“现实”。这样，他后期也就不可能结撰出早年那种思想激烈、言辞锐利的作品。至于裴度，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平藩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几经倾轧之后，也开始回避现实，与刘禹锡、白居易“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他们三人如此同道同归，当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与时代背景。相比较而言，还是刘禹锡转变的幅度最小，因为他在要求自己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同时，毕竟还多次撩起面纱，让读者看到自己不甘老暮的另一侧面。
三、创作转向后的矛盾心曲：欢快其外与悲苦其内
如前所述，随着主客观环境的逆向变化，刘禹锡后期的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本质上说，这种转变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整，一种受制于生存环境的迫不得已的抉择。既然如此，尽管这种转变看起来十分自然，却不能不给诗人带来屈己从时的痛苦。换言之，诗人只是从理智上意识到必须这样做，而并非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唯其如此，诗人后期的创作心态必然是相当复杂和极为矛盾的。诚然，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相对来说显得较为平静、舒缓，但“脱离谪籍”后的最初的喜悦过去之后，诗人却不得不重新抚摸内心的伤痕，将思绪拉回既往的苦难岁月，此即所谓“痛定思痛”。这种回忆是很难使诗人感到快乐的，而此时使诗人不快的又绝不仅仅是回忆。对于一直渴望用世的诗人来说，为求自保而被迫选择超然局外、静观时变的处世态度，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快乐的事情。这样，在既有的理想受挫、壮志成空、年华虚掷的悲伤失意中，又该糅合着人格分裂、精神异化的无奈与感怆。因此，可以说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创作心态是欢快其外，而悲苦其内——这也是一种二律背反。试看《罢郡归洛阳寄友人》一诗：
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
门闲故吏去，室静老僧期。
不见蜘蛛集，频为偻句欺。
颖微囊未出，寒甚谷难吹。
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己知。
商歌夜深后，听者竟为谁？
“颖微囊未出”一句乃反语写愤，有多少曲折？良时难逢，壮心徒在，诗人感到一种不为时用亦不为时知的深深的寂寞。较之“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一类的故作矜持的吟咏，这似乎要显得更为真实。由“濩落唯心在”及“商歌夜深后”等句，可以看出诗人这一时期是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然而，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却使他非但不可能老有所为，相反如不随俗俯仰，便将自蹈祸殃。于是，他只好借吟咏风情、寄意诗酒来排遣痛苦。这就构成了其思想上及创作上的不可解脱的矛盾。
1．不甘老暮，力图振作
翻检《刘宾客集》，我们可以发现诗人这一时期虽然竭力要求自己超脱于纷纭复杂的世事之外，却仍然写有不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式的作品。尤其是入朝任集贤殿学士和礼部郎中期间，因裴度主持政务，诗人一度曾振作精神，希望能有所建树。《题集贤阁》一诗云：
凤池西畔图书府，玉树玲珑景气闲。
长听余风送天乐，时登高阁望人寰。
青山云绕栏干外，紫殿香来步武间。
曾是先贤翔集地，每看壁记一惭颜。
“天乐”，当指宫廷中演奏的音乐。“天乐”得以“长听”，分明是暗示天子成日醉心于轻歌曼舞。诗人欲加规讽，又颇存顾忌，只得“时登高阁”，默然无语而又悄焉含情地眺望茫茫人寰。结尾两句自惭不能像先贤那样犯颜直谏，是发自内心的愧疚语，其中未必没有自我激励之意在。把玩此诗，正可以触摸到无法用世与希望用世之矛盾，感受到诗人试图振作之努力。当裴度因不堪政敌排挤，而有意退位中隐时，不甘老暮的诗人甚至不避众议，挺身而出，对其进行勖勉与激励：
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
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
影入岩廓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
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
——《庙庭偃松诗》
诗中以“谢公”借指裴度，希望他以社稷苍生为念，不要归隐东山。而“偃松”，则是他自己的象征。诗人采用托物寄意的手法，写出了自己原先处境的孤危以及裴度对自己的扶持——如今，他一改憔悴之态，“有生意”而“无俗姿”，正是裴度扶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裴度欲抽身而去，诗人怎能不加以谏阻？“待取阴成满凤池”，意思是说自己倘得裴度继续扶持，当可长成枝繁叶茂、绿荫如盖的参天之材，为朝廷（“凤池”）遮蔽风雨。这既是期勉裴度，也是自誓不负扶持之功、荐拔之恩。即便在裴度退居洛阳以后，刘禹锡仍不忘劝其出山：
一东一西别，别何如？
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
——《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其二
当时，诗人由汝州移守同州，而裴度在洛阳加中书令衔。这使诗人心底又掠过一线希望。“终期”、“愿托”云云，乃是表示愿为裴度羽翼，一同腾飞，实现凌云之志。这也足以见出诗人是如何不甘老暮、期有作为。正因为诗人在精神上如此信赖甚至依赖裴度，可以认为，裴度彻底告别政治舞台并毫无复出迹象之后，诗人才在更大程度上转变了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如果想一想诗人“任世变桑田”之类的遁世之作大多写于他晚居洛阳时，而不是在此之前的重返朝廷及三任上州刺史期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诗人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心态，在与白居易、裴度的唱和之作中也时有袒露，从而表现出白、裴所不及的执着精神。如《醉答乐天》：
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
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
此诗写于大和五年（831）十月诗人出任苏州刺史时。尽管国势的日趋“式微”和故人的日渐“凋落”，使诗人不胜感慨，但临别之际，他却不言离愁别恨，而期望与对方比翼齐飞于云间。这种精神上的振奋，是当时的白居易所望尘莫及的。又如《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
皎皎华亭鹤，来随太守船。
青云意长在，沧海别经年。
留滞清洛苑，裴回明月天。
何如凤池上，双舞入祥烟。
诗人笔下的双鹤显然是比托裴度与自己。“青云意长在”，表明诗人此时虽敛翅偃处，腾飞青云之念却从未舍弃。“何如凤池上，双舞入祥烟”，则又是对裴度的劝勉之辞：与其闲居洛阳、徘徊月下，莫若重返朝廷，再显身手。曰“双舞”，既为切合题意，也是表示自己有心追随裴度，成就功业。诗人另有《鹤叹二首》，乃奉赠白居易之作。其二云：
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
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
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
谁怜好风月，邻舍夜吹笙。
“徐引”一联，见出诗人不甘闲居。与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比，外表的豪雄之气或有所不及，寓意却毫无二致。
2．征管逐弦，诗酒风流
无可否认，后期的刘禹锡一方面不时流露出不甘老暮、力图振作的意念，一方面又热衷于征管逐弦，陶醉于诗酒风流。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诗人的封建士大夫世界观，统一于诗人所奉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信条。诚然，诗人将征管逐弦、吟咏风情当作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甘老暮，却又只能闲居度日，若不纵情诗酒，则无以解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认为，传统文人的“名士风流”思想同样是他乐此不疲的精神动力。
在刚刚结束巴山楚水间的流放生涯，回到洛阳赋闲待诏时，诗人脑海中便已浮现出倚红偎翠的风流旖旎景象：
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五
其后，在出刺苏州期间，他也不时让“绮念”闪现于诗中、“艳情”寄寓于篇内：
报白君，别来已度江南春。
江南春色何处好，燕子双飞故官道。
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
丫头小儿荡画桨，长袂女郎簪翠翘。
郡斋北轩卷罗幕，碧池逶迤绕画阁。
池边绿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铺彩霞。
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
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负风光向杯酒。
酒酣襞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人口。
报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
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
——《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
“苏州太守例能诗。”刘禹锡和他的前任韦应物、白居易均为多情而又重色的风流诗客。在这首寄赠白居易的作品中，诗人津津乐道的是软语温存、秀色可餐的“吴娃”，其目的或许是为了勾起白居易对昔日的章台之游的温馨回忆。待得二人晚年同居洛阳后，携妓载酒出游便成为其生活舞台上不断推出的场景，并十分自然地转化成其作品中的“绮靡之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绮靡之音”）。
应当说，晚年同居洛阳的刘、白是颇具“狂”名的。白居易的《赠梦得》一诗记录并传达了当时弥漫于洛城的舆论：
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
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
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
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
不难看出，两位诗人在联袂出游时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浪漫情态，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概。而且，他们的风流狂放，已经使整个洛阳的舆论为之哗然。尽管如此，两位诗人却只有自得之意，略无自沮之色。在这一点上，他们倒都是不畏俗讥的。类似的消息也可以在刘禹锡诗中觅得，“衔杯本自多狂态”，“醺然耳热后，暂似少年时”等诗句是其显证。
毫无疑问，刘、白的“狂态”与“逸兴”是酒力激发出来的。刘禹锡《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一诗有句：“弦管常调客常满，但逢花处即开樽。”这正是对他们的酣饮生活的写照。但更令刘禹锡沉迷的还是酒后的文场诗会，是文场诗会上的酬唱之乐。有诗为证：
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
——《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
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锋未钝老犹争。
——《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
诗人负王佐之才，却只能与友人争锋于诗会文场，这其中的酸涩固然是难与人言、唯有己知的，但诗会文场上的出色表现，却为诗人赢得了更大的诗名，所谓“四海齐名白与刘”也。而这又进一步激发起他诗酒唱酬的热情。诗人晚年的唱酬之作，优劣相杂，精粗并存，即：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如《酬乐天咏老见示》；也有庸俗无聊的游戏笔墨，如《和乐天诮失婢牓者》：
把镜朝犹在，添香夜不归。
鸳鸯拂瓦去，鹦鹉透笼飞。
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
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
像这样的作品，似乎纯系为消闲游戏而作，我们只能说它所暴露出的是诗人未能免俗的一面，未能完全脱离“低级趣味”的一面。幸好如是的作品在《刘宾客集》中并不多见，至少并没有达到连篇累牍的地步。此外，还应该指出，此时的诗人既然思想上创作上都存在不可解脱的矛盾，那么，诗酒唱和之乐便不可能彻底驱散他心底的阴影，使他乐而忘忧。许多唱酬之作表明，文场诗会上的诗人往往只是欢快其表——一句“尘世欢娱开意少”，便泄露了全部秘密。
3．顾思前事，微言寄慨
闲居洛阳期间的刘禹锡，虽有白居易、裴度等“诗朋酒侣”时相过从、唱酬，却仍不免产生孤独寂寞之感。这种孤独寂寞之感，当然不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的主旋律，却不时飘逸在字里行间，昭示着诗人心灵的震颤：
小台堪远望，独上清秋时。
有酒无人劝，看山只自知。
幽禽啭新竹，孤莲落静池。
高门勿遽掩，好客无前期。
——《酬乐天小台晚坐见忆》
弥年不称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岁夜咏怀》
早忝金马客，晚为商洛翁。
知名四海内，多病一生中。
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
几时登岘首，恃旧揖三公。
——《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
这三首作品中，第一首所着力抒写的正是诗人的孤独寂寞之感。清秋时节，独上小台，举杯自酌，这本亦不失逍遥，但“有酒无人劝，看山只自知”，却分明是寂寞自伤、惆怅自怜之语。李白《敬亭山》诗有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里所谓“看山只自知”，恰好浓缩了李诗之意，而措辞较李诗更为婉曲。此外，诗中出现的“幽禽”、“孤莲”等意象也无不烘染出一种寂寥、凄清的氛围。第二、三首则点明其孤独寂寞之感是因同志夭逝、事业无成而生。“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诗人这里所深切怀念的昔日同游者，显然是指当年一同致力于永贞革新的柳宗元等人。“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寄寓在其中的无疑是同志已逝、知音难求的怅惘与忧伤。饱经风霜的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冷静的；唯其清醒、冷静，才更感到孤独和郁闷，也才更需要寄情诗酒。
确实，诗人这一时期因渐入老境，又闲极无聊，便常常不由自主地回首平生、顾思前事。而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思想的潮水便裹挟着壮志未酬、同道沦丧的憾恨汹涌而出。此时此际，诗人挥洒在作品中的往往是世事沧桑、今昔异貌的深沉感慨：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与歌者何戡》
尽管诗人内心情潮激荡，但宣泄在字里行间时，却显得很有节制，因为诗人将它强行纳入了既定的渠道，不让其纵横泛滥。这两首诗便是如此。细予品味，诗中抒发的似乎不仅仅是人生沧桑之感，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只不过严酷的现实环境以及诗人业已嬗变了的美学追求，使他不能也不愿将其揭破。对于读者来说，这倒是拓宽了想象与寻绎的空间。不用说，诗人在这两首诗中都娴熟地运用了“微言暗讽”的技巧。
刘禹锡擅长七言绝句。在他生活与创作的后期，每当顾思前事、不胜感慨时，他总是对七言绝句情有独钟。下面两首情感趋向相同的作品也采用了七言绝句的体式：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更将何面上春台，百事无成老又催。
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
——《陪崔大尚书及诸阁老宴杏园》
在游春赏花之际，诗人百感交集，怅惘莫名。那曲江一带的烂漫春色，非但没有能使他心旷神怡，相反，倒引发了他对长达二十余年的放逐经历的凄然回首以及对时下发白齿衰、百事无成的暮年生活的怆然凝眸。“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云云，讽世与寄慨之意，冥于句中而明于言外。凡此，都充分说明诗人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创作心态是欢快其外、悲苦其内的。
四、诗风及诗境的嬗变：锋芒敛抑与气象老成
创作态度与创作倾向的转变，必然带来诗风与诗境在一定程度上的嬗变。考察刘禹锡后期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其诗风与诗境较前有虽不显著却亦昭晰的差异，那便是有意识地敛抑锋芒，销铄锐气，潜慝英风，追求讽托的幽远和寄兴的深微，努力使作品臻于气象老成的艺术境界，而不再像前期那样尽情发泄，咄咄逼人。这尤其体现在反映现实或抒发对现实的感愤的作品中——这一部分作品不仅很少单刀直入地指斥时弊、抨击执政，给人锋利洒脱之感，而且在冷眼旁观现实时，连自己对现实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的真实看法也从不直接吐露，而往往含蓄其词、曲折其意。《四库全书总目》评刘禹锡诗曰：“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其实，这即便不失为中的之辞，也仅仅切合于刘禹锡前期的诗作，后期的作品则恰恰与此相反。
谨以《视刀环歌》为例略加说明：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高适《入昌松东界山行》诗有句：“王程应未尽，且莫顾刀环”。这里，诗人不赋刀而赋刀环，是有其深意的。清人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一书中解析云：“‘今朝两相视’，‘两’指刀与环而言。‘相视’非梦得视刀环、刀环亦视梦得之谓，是梦得视刀复视环、视环复视刀也；梦得有极不平事在心，尽用得刀着，然其无柄，见此环念头又顿消歇下去，故不赋刀而赋刀环也。”这是很有见地的。的确，诗人这一时期既然“心如止水鉴常明”，必然对朝廷中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等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他多想将满腔梗概不平之气一吐为快！然而，劫后余生的诗人又深知祸从口出，“世间喜开口者多为不开口者所害”，故钳舌锁喉，欲说还休。所谓“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是说内心之深意多与时相忤，大逆不道，因而能形于言语者甚寡，这就不免使人常以言语之浅薄难副人意之深厚为恨了。“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见出诗人此时思绪浑灏、心事浩茫，其对现实的种种感愤、悲慨，尽在不言之中。全诗钻之益厚，按之弥深，颇具锋芒敛抑的老成气象。
“锋芒敛抑”，在刘禹锡后期诗歌创作中的另一表现是摧刚为柔，以柔制刚。如《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这是一首深具政治寓意的作品。诗人借反讽轻视“先辈”的“后生”及纵容后生的“时世”，寄寓了对牛僧孺、李宗闵集团排挤裴度及自己等资深朝臣的卑劣行径的不满。“米嘉荣”，为贞元、元和年间的歌坛翘楚。《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诗人当年曾多次聆其美妙歌声。时隔二十余年，在历尽坎坷后，重得于京城赏其歌喉，感受自然迥异于当年。诗中称米嘉荣为“旧人”，既是为了兴发怀旧之情，也是暗讽牛、李一无念旧之意。诗中说只有米嘉荣唱得凉州旧曲，则是借以反衬牛、李的淡忘“旧事”、不恤“前情”——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裴度于宗闵有恩。度征淮西时，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自后名位日进”。而牛僧孺在贞元二十年（804）曾以诗文投谒刘禹锡。然而，一旦得志青云，大权在握，他们便恩将仇报，把裴、刘视为其结党营私的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无情背义，莫此为甚。“近来时世轻先辈”一句，诗人的愤慨之意由隐趋显，似欲刀刃相向；但续以“好染髭须事后生”，却又化刚为柔，将几欲喷薄而出的“怒骂”转化作自我解嘲式的“嬉笑”。统观全诗，柔中有刚，而又不夺其柔，既见出诗人的不平，更见出诗人的无奈。其命意与措辞，都是极为老到的。此诗一题《米嘉荣》，文字稍异：“一别嘉荣三十载，忽闻旧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两相比较，同样寄意深微，而题为《与歌者米嘉荣》者更见气象老成。
较能体现刘禹锡后期诗作锋芒敛抑、气象老成的特点的，还有《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一诗：
今日油幢引，他年黄纸追。
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
宿草恨长在，伤禽飞尚迟。
武昌应已到，新柳映红旗。
元稹早年正道直行，不阿权贵，任左拾遗和监察御史期间，屡屡上疏论政，弹劾权幸，虽遭贬黜，亦不屈其道。其《望云骓马歌》有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既是咏马，也是自咏。刘禹锡也曾在《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中对其刚正品格倍加赞许：“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但后来他却依附宦官，以求闻达，终得入相出将，位极人臣。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谓其“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
而不偶”；“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虽有意为其开脱，终无法掩饰其变节之瑕。大和四年（830），元稹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威震一方。途中，他以怀旧篇什寄赠禹锡，禹锡遂赋此诗酬答。此时的诗人实已与元稹分道扬镳，因为元稹的变节行为是“初心”未改的诗人所不齿的。不过，他既然决意改变以往的“锋锐”作风，诗中也就略无鄙薄其为人的“直词粗气”和“峻言厉色”，有的只是精气内敛、机锋深藏的微言婉讽，所谓“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是也。“同为”与“独有”、“三楚客”与“九霄期”，分别构成横向与纵向的比照。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动声色的比照，诱导读者思考在众多的“三楚”逐臣中，元稹独能飞黄腾达的原因。而“宿草”一联也未尝没有托物寄兴，揭示自己与元稹在情志及宦途等方面的反差之意。“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琨的这两句诗或可借以形容刘禹锡此诗的风格特征。如果元稹良知尚存，读此诗后也许会为之汗颜。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刘禹锡这一时期创作的咏物寓言诗与前期同类作品的差异，来进一步观照其诗风与诗境的嬗变。同作于大和四年的《吐绶鸟词》云：
越山有鸟翔寥廓，嗉中天绶光若若。
越人偶见而奇之，因名吐绶江南知。
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鸟星精钟异气。
赤玉雕成彪炳毛，红绡剪出玲珑翅。
湖烟始开山日高，迎风吐绶盘花绦。
临波似染琅琊草，映叶疑开阿母桃。
花红草绿人间事，未若灵禽自然贵。
鹤吐明珠暂报恩，鹊衔金印空为瑞。
春和秋霁野花开，玩景寻芳处处来。
翠幕雕笼非所慕，珠丸柘弹莫相猜。
栖月啼烟凌缥缈，高林先见金霞晓。
三山仙路寄遥情，刷羽扬翘欲上征。
不学碧鸡依井络，愿随青鸟向层城。
太液池中有黄鹄，怜君长向高枝宿。
如何一借羊角风，来听箫韶九成曲。
“吐绶鸟”，又名珍珠鸡，产于巴峡及闽、广山中。《太平御览》引《荆州记》云：“鱼复县有鸟，时吐物长数寸，丹朱彪炳，颜色类绶，因名吐绶鸟。”如果将此诗与刘禹锡前期创作的《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有獭吟》、《昏镜词》、《养鸷词》等咏物寓言诗相比，那就可以看出其差异在于：诗人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惯常做法，将吐绶鸟作为某种丑类或丑恶现象的象征，赋予它深刻而又辛辣的讽刺意义，因而在作品中看不到与现实的激烈冲突，看不到威慑群小、寒光森然的锋芒，看到的只是若隐若现地叠印在吐绶鸟这一罕见有人涉笔的形象中的诗人自己的身影。“翠幕雕笼非所慕，珠丸柘弹莫相猜。”取意略同于张九龄《海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似乎是表白自己早已淡薄功名富贵，寄言朝中群小莫加猜忌与陷害。这就意味着诗人写作此诗不是为了讽世干时，而是为了遁世避时。这与他后期的基本创作倾向恰好是一致的。其诗风及诗境，老成则老成矣，却多少有些“雌化”了。当然，由篇末的“如何一借羊角风”两句看，诗人内心的希望之火并没有彻底熄灭，遁世避时乃迫不得已而然。同时，诗人后期的作品亦有风格迥异于此诗者。但即便这仅仅是个别、孤立的艺术现象，不也足以说明诗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及其诗风诗境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