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自从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后，后代的学者便习惯于沿用这一模式来观照与描述唐诗的发展趋势及其废兴盛衰、递嬗演变的轨迹。而刘禹锡及韩愈、李贺、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称雄诗坛的“中唐”，因处于“盛唐”之后、“晚唐”之前，历来被视为唐诗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或以为既谓之“中”，成就自然远逊于“盛唐”之“盛”，二者殆难比并。其实，对“中唐”之“中”不应作拘囿于字面的褊狭理解。纵览唐诗的历史流程，谁也无法否认，唐诗最为繁荣的时期是8世纪至9世纪中叶。在这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隶属于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振翮腾飞于前，隶属于中唐的韩愈、李贺、刘禹锡、白居易等奋翥相继于后，各出机杼，以竞雄长，从而形成群峰环立、群星辉映的唐诗繁荣局面。诚然，就其个体而言，中唐确无堪与李白、杜甫相颉颃者。白居易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或有过于李、杜，才力及成就却非李、杜之匹。但“诗到元和体变新”，在风格流派、题材体制及艺术技巧等方面，中唐诗都有着为后世瞩目的重大开拓和创新，虽不及与盛唐诗同占春光，却足以与其平分秋色。唯其如此，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极有见地地把中唐称作“唐诗之再盛”时期，并在分论诗体时对包括刘禹锡在内的诸多中唐诗人备加赞许，以为其“篇什讽咏，不减盛时”，“各鸣一善，比肩前人”。如：

自贞元以来，若李益、刘禹锡、张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篇什亦盛。

贞元后，李益、权德舆、杨巨源、戴叔伦、刘禹锡之流宪章祖述，再盛于元和间，尚可以继盛时诸家。

这意味着至少在高棅心目中，中唐与盛唐同为唐诗繁荣的高峰期，无须轻分轩轾。而这当然不是高棅独持的看法。清末陈衍与沈曾植论诗，即提倡盛于“三元”之说，以为中唐之“元和”不亚于盛唐之“开元”。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有云：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

所谓上元开元，即盛唐李白、杜甫的时代；中元元和，即中唐韩愈、白居易的时代；下元元祐，即北宋苏轼、黄庭坚的时代。沈曾植《寒雨积闷，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对此进行了更为形象、具体的阐释：

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

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

韩白刘柳骞，郊岛贺籍仵。

四河道昆极，万派播溟渚。

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

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

寻眎薪火传，晰如斜上谱。

陈、沈二氏不以唐宋分畛域，而将“三元”标举为诗歌发展史上既有承传关系又有开创意义的三个鼎盛时期，是独具只眼的。而沈氏所推举的八位中唐诗人中，刘禹锡名列第三，仅位于韩愈、白居易之后，这又说明他在中唐诗坛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要言之，中唐是我国诗歌史上如日中天、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而刘禹锡则又是这一时期如日中天、最为优秀的诗人之一。这是我们对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进行时空合一、纵横交错的考察后得出的与前人大体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