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除了与人结伴游玩，丰子恺一个人也出去，那多半是去湖上。历来文人学士喜欢杭州，也是因了西湖，“一半勾留是此湖”么。在所有歌咏西湖的诗篇里，林语堂先生认为最好最具概括力的莫过苏东坡的一首七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纵观丰子恺一生，他也是喜爱杭州，钟情西湖的。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杭州山水秀美如画，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1947年3月他卜居静江路湖畔小屋时门上所贴的一联，可以集中体现他的这种喜爱和钟情：
居临葛岭招贤寺，
门对孤山放鹤亭。
丰子恺独自出门游玩，章桂记忆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的夏天。是一个下午吧，先是在“旗下”的碧梧轩吃酒，然后去游湖。
“旗下”是老地名，就是现在的湖滨一带。那里，曾经是清廷围城九里设置的一处“旗营”，长期以来是旗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二十年前，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旗营”归公，拆除城墙，建了马路，辟了公园，但“旗下”这个地名留存了下来。
碧梧轩是一家专卖正宗绍兴黄酒的酒店，丰子恺常常光顾那里吃酒。那天他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喝了远远不止一斤的老酒，起身时醺醺地都有些薄醉了。
走出酒店，丰子恺对章桂说：“游湖去。”
这时天色向晚，而且天气也变了，好像要起风的样子。他们来到湖边叫船。湖边停泊着几只游船，他们走到一只边上，丰子恺对船娘说：“去湖心亭。”
那船娘正弯着腰收拾东西，她并不抬头说：“不去了。天要变了，风大，有危险。”
丰子恺听了就有点恼，说：“什么风不风的，不管，叫你开你就开！”
船娘这才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来看看天，又望望丰子恺，见他长髯飘逸，以为是位老人，就不忍拂逆，说：“老先生真好兴致啊。”
上船之后，丰子恺又吩咐一次，说：“去三潭印月。”
船离开湖滨慢慢向湖心驶去。大约开出二三十米时，风果然大起来了；离湖心亭很近的时候风更大，游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了。这时，坐在藤椅上的丰子恺，两个手拼命抓住船舷——他的酒也醒了。就听船娘咕哝着抱怨说：“同你们说的，有危险。”说着，她便向岸上发出了求救信号。
不一会，从湖滨飞快地驶过来一艘救生艇，将他们救了回去。
后来听救生艇上的人说，其实湖滨的安全部门早就注意到这只游船了，所以一见到求救信号，立刻就派出救生艇过来了。
上岸之后，丰子恺苦笑着对章桂说：“真是赤烂污。不应该不听人家船娘的，这次我和你差一点就葬身鱼腹了。”
丰子恺为人一向平和谨慎，这一次的酒后孟浪好像绝无仅有，但恰好可以见出他也有率性任情的一面。
章桂跟随丰子恺在杭州不过短短三年时间，但那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的三年。十七岁是人生懵懵懂懂进入青年的关口年龄，但章桂仿佛依然迷失在少年里。如今九十岁的章桂说起丰子恺来，还说：“慈伯是‘舌甜’
我的。”他认为丰子恺当年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凡买好吃的好玩的给自己的几个子女，章桂也总分得一份。丰子恺还为他改名字，说：“你这人脾气太躁，碰到不顺心的事爱发火。你娘死得早，一个人在我这里，要懂得自爱。我就替你把名字改一改，字音不变，章加个王字旁，桂去掉个木字旁，就叫璋圭吧。璋和圭都是美玉，你要当自己是块美玉，要爱惜自重。”
要说那时，不和谐的音符也存在。章桂对我举例说，就说分东西吧，见章桂也分得同样一份，华瞻就会露出不平之色，甚至还有一点点鄙夷。其实小孩子家，这也正常。一次，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邀请，丰子恺去南京参加一个宣传抗日的宣传工作会议，回来说起南京的马路真宽，比上海的马路要宽得多。章桂觉得上海的马路已经很宽了，南京的马路还要宽，能宽到什么程度呢？于是就截树坌根地追问。丰子恺有些不耐烦了，说：“宽就宽了，哪有这许多为什么？”华瞻见了，就笑笑说：“吃瘪，吃瘪。”
我现在想，也许章桂说得对，丰子恺那时候的确非常喜欢章桂，甚至待他真的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但是深入下去想想，还是不一样的。说得白一点，章桂的身份决定他其实只是个僮仆。我读过丰子恺先生差不多全部的散文作品，包括他的日记和书信。我注意到，凡提到章桂的地方，丰先生大致用四种称呼。一是店友。店友就是店员。老早，私营商店的老板称自己店里的职工为“朋友”，等于北方的“伙计”，雇职工叫“唤朋友”。二是亲戚。这是一种亲近而模糊的称呼，但也显得比较客气。三是表侄。这称呼似乎明确多了，实际仍是模糊，一表三千里么。但比起“亲戚”来，显然近了许多。四是直呼其名。直呼其名看似不客气，其实最亲切，那真是把他当子侄看待了。在所有那些提到章桂的地方，直呼其名最多，可见丰先生那时对章桂确是挚爱。但是，“如同自己的子女”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女”，在丰先生和章桂各自的潜意识里，我想主人和僮仆的身份其实还是清晰的。我这么说，丝毫没有一点点诋毁和贬损的意思，我只是说出了人性底色里的一个真相。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性底色的东西，是比本性更进一层的东西。本性关乎道德评判，底色和道德却没有任何关系。本性虽然难移，但尚有移的可能，底色却恒定不变。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判断并不荒谬。
文学创作有一种技巧叫照应，其实这种技巧来自生活。华瞻对章桂的不满，虽在孩童时期，作不得数的，但是二十六年后意外地发生了一次照应。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两件完全无关的事情，但是它们就这么照应了。不过，的的确确，在杭州的三年，是章桂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快乐的时光。这无论如何是让章桂一生都感恩丰子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