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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长女陈宝、三女软软即宁馨考上了杭州市立中学,次女林先考上了行素中学,丰子恺便决定暂时寄居杭城。他在省立图书馆附近的皇亲巷6号租定了一幢楼房,当起了寓公。这一方面是杭州山水的吸引力,另方面也借此可以就近照拂孩子们。在杭州居住少不了侍候应答的人,除了杂工,丰子恺还与染店两位管事先生商量,将章桂也带了去。于是,这一年的早秋,章桂随丰子恺一家第一次来到省城杭州。
对于在杭州生活,十七岁的章桂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是想,在石门湾是过日子,在杭州也是过日子。不过从此能与慈伯朝夕相处,这是少年章桂内心一直向往着的事情。
青年章桂
九月里,老天下雨了。俗话说,久旱无大雨,开始时,那雨像轻纱,霏霏地飘洒,没等到地面就蒸发了。后来有一天,终于下起了大雨,那真称得上是一场豪雨啊,泼瓢倾盆的。可是晚了,大片大片的禾苗早已枯焦,雨水再多也于事无补,大荒年成已经呈现。丰子恺说:“农人啖着糠粞,工人闲着工具,商人守着空柜,只有等候来年蚕罢和麦熟了。”
不谙世事的十七岁少年章桂却非常开心。在皇亲巷6号,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喝足雨水之后滋润起来,变得青翠欲滴。持续的高温降下来了,人的情绪也一下舒坦了许多。
皇亲巷6号是个花园式的老宅院。院里花木扶疏,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池塘边有一座假山。这宅院不知起造于何时,只知道民国初是浙江督军夏超的别墅,现在的房东姓孔,是省财政厅的一位官员。丰家承租的是池塘假山那一边的一幢小楼。章桂住的一间,隔壁住着房东的一个外甥女,年纪大约长章桂一两岁。
章桂认为,他在杭州的工作其实和在石门湾的工作一样轻松,但比起来,杭州的工作更加有趣,因而干起来更加开心。概括地说,在杭州,章桂有三个工作:
第一是帮助丰子恺抄写文稿。那时丰子恺经常向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宇宙风》《西风》等报刊投稿。他写好稿子后,就让章桂誊抄一份,原稿留存,章桂誊抄的一份寄去发表。章桂那间小房间的窗下,就像模像样地安放了一张小书桌,窗口正对花园,他在书桌上抄写或者读书,眼目清亮。
第二个工作是上街采购物品。所谓采购物品,不包括买米买菜,买米买菜另有两个做饭打杂的佣人。这两个佣人,一个是石门湾带来的,就是徐家娘娘。徐家娘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主要负责做饭。另一个是个男工,叫阿毛,也三十多岁,是杭州郊区人,他主要打杂。章桂采购的是临时需要的用品。
第三个工作是他最最开心的,就是随丰子恺外出访友或者游玩。章桂随丰子恺外出,丰子恺向别人介绍章桂,就说是自己的表亲。为什么说成表亲呢?因为中国的习俗,一表三千里,无非表示亲近的意思。但在正式场合,或在文章里,他就称章桂为店员、店友。不过,那时候丰子恺的确非常喜欢章桂,在给黎丁的一封信里就曾这么说过:“章桂生长我家,犹似子侄,对我甚是忠诚,最可靠也。”
丰子恺在杭州的第一个外出节目,是去“陋巷”拜访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理学家、佛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可他非常低调,不愿意张扬,长年隐居在杭州的一条陋巷里。所谓陋巷也者,那是丰子恺的说法。陋巷自然有巷名的,丰子恺从他的文章出发,为突出马先生的品格,故意将巷名隐卸掉了。几十年后当学者们需要查证的时候,这么一条马先生曾经寄迹过的实实在在的巷子却变得迷蒙起来,很难确证了。据马一浮先生的史传资料及年表,马先生在杭州主要居住过的巷子有三条:宝极观巷、延定巷和马所巷。陈星先生再根据丰子恺的描述和弘一法师1928年农历六月十九致李静园的一封信,大致推定1918年至1933年,马先生居住的巷子是延定巷。章桂至今对陋巷和马宅仍保留有新鲜的印象,但对巷名和宅号也一样地茫然了。
在陋巷里的马宅被称作湛庐,因为马先生的号叫湛翁。章桂记得,湛庐是一所古色苍然的老宅院,有天井,有厅,有书房,当然还有房间、厨房和杂间。厅很大,真所谓高大轩敞,厅上一联:“匹夫常以天下为己任,君实事无不可对人言。”是马先生的手笔。书房在里面,书房里也有一联,曰:“知足常乐,能忍自受。”也是马先生的手迹。这两副联语章桂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马一浮先生是除弘一法师李叔同外,让丰子恺一生敬重和佩服的人。他每次面对马先生都有面对神明的感觉。1938年10月,丰子恺在桂林与马先生重逢,当马先生离开时,丰子恺不禁为之黯然伤神。他在日记里写道:“途中忽见桂林城中暗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在杭州的三年里,丰子恺不止一次去陋巷拜访马先生,每次差不多都带上章桂。九十岁的章桂对我说:“马先生和慈伯谈得很投机。他们娓娓地谈着,时时发出会心的笑声。”他们谈话的内容,章桂只听得懂一两句,但他坐在一边一点也不觉得气闷。他说他很喜欢马先生浓重的绍兴口音,听他说话就像听纶音佛语。每次去湛庐当然少不了酒。马、丰二先生都善饮,他们一边谈话,一边开怀畅饮,还不时杂有诗词的吟咏。
丰子恺虽然希望能经常和马先生见面,但他常常克制自己,怕打扰马先生,所以,其实章桂去陋巷的次数远远超过丰子恺。为什么呢?章桂受丰子恺差遣,给马先生送酒去呀。每次章桂送酒,丰子恺都有附书,马先生也必回书。书信里也多有诗词,章桂至今记得的有这么两句:“客来常携酒,书至每附诗。”
【同期声】
M先生则叫工人倒茶的时候说纯粹的绍兴土白,面对我们谈话时也作北腔的方言……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他的谈话中突然发出哈哈的笑声响亮而愉快,同他的话声全然不接,好像是两个人的声音。
——丰子恺:《陋巷》
不知从哪条渠道得到的一个马先生的读书故事,章桂觉得非常神奇。故事说,马先生有一段时间常常去浙江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和马先生家斜隔着小半个西湖,马先生就雇一只小船上图书馆。他借了很多很多书,请船家帮忙搬到船里,他则坐下来就读,往往上岸时差不多一小半已经读完。过一两天,他又要去借书了。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有印证。李叔同先生就曾对丰子恺说过:“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如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丰子恺也说:“马先生看书报,真正是一目十行。他谈艺术时,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都要退避三舍。”
丰子恺除了拜访马一浮先生,还造访音乐家姜丹书先生。姜先生和李叔同先生曾经是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同事,也是丰子恺比较亲近的老师。姜、李二先生“初为文字交,先即以报章文艺相往还,继以‘南社’同文”。姜先生先民国一年受聘浙江两级师范教席,次年,即民国元年(1912年)农历七月,李叔同先生也来校任教,从此成为同事。
李先生来二师后的第六天,偕姜丹书、夏丏尊二先生同游西湖。那时节“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言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直到“漏下三箭,秉烛言归”,写成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西湖夜游》。五六年间姜、李二人“志同道合,声应气求,相交益契”。李叔同先生是丰子恺的恩师,李、夏和姜这么投契,姜丹书先生自然就成为丰子恺亲近的人了。如果说丰子恺对李叔同和夏丏尊两位先生执的是弟子之礼的话,那么,对姜丹书先生更接近于亦师亦友了。丰子恺这回来作寓公,知道姜先生还在杭州,他自然要去亲近的。
那时,姜先生借住在西湖边的招贤寺。招贤寺的住持弘伞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师兄。据说弘伞法师俗名桂中和,本是军旅出身,曾参与二次革命,退伍后悟道,于1917年发心出家。姜丹书先生借住在招贤寺一间僧房,亦如张珙借住普救寺,寺院提供膳食;所不同的,寺内没有崔莺莺这样的女眷。
丰子恺去造访姜先生,多一半是相约出游。他们去的地方不外湖上山上。姜丹书先生有一张古琴,琴体呈肉黄色,即便在昏暗的地方,这琴也好似沐着阳光。丰、姜二人出游必定带上这张琴,抱琴的当然是章桂。章桂也乐于充任琴童,每次出游不用吩咐,就主动去取琴了。
章桂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的秋天,他们去北高峰。已是深秋时候,天高云淡,满山的红叶像浸过酒一样。他们缓缓地行走在山道上。姜、丰二人一边走一边说笑,山风习习,吹得他们长衫的下摆像旗子一样猎猎作响。
将及山顶,转过一处山嘴时,不远的树丛掩映里出现了一家茶寮。这茶寮此时显现,可谓地设天造。游人一路上来,到这里往往已筋疲力尽,唇焦口燥,一张椅子,一杯清茶,不啻蓬莱仙境了。
姜先生领头走进茶寮,选定一张靠窗的板桌坐下,就有茶博士过来招呼。他们要了一壶龙井,一碟花生,一碟瓜子,就喝茶,嗑瓜子,剥花生,闲聊。茶寮大约是筑在山崖上的,不时有一缕一缕蓝色的云雾从窗口飘进来。窗外有一株很粗的山榉树,树上有一对翠鸟一高一低地鸣唱。
喝够一壶半茶,姜先生取过古琴开始抚琴。章桂不懂古琴,只是觉得琴声叮咚,幽雅清逸,缠缠绵绵,非常好听。那天姜先生兴致很高,弹了好几首曲子,后来才知道其中就有《高山流水》。
因为北高峰高,景点也不多,所以一般游人去那里的不多。但是那天奇怪,姜先生的琴声居然吸引来不少人,他们依在门边静静地听着。茶寮的茶博士也听呆了,提着铜铫子站在一边,好像一尊雕像,竟忘了为茶客续水了。
【同期声】
前天同了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卖香烛的,我们趋之如归。……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濛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
——丰子恺:《山中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