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神的国家和邪恶的释出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阳台里鉴定某种植物。如今天文学的夏天已经开始，白昼短了起来，植物在许多地方繁育滋长：毛茛属的耧斗菜或“阿基雷吉亚”长得像灌木一样，茎儿很高，上面长着蓝色的、紫色的和红棕色的花朵，叶子又阔又大，像草本植物的一样。植物生长在各个地方，不过在差不多一年之前他第一次看到它们那块静僻的土地上长得特别茂盛：那是一个人迹罕至、树木郁郁葱葱的峡谷，这里湍急的水流发出呼啸，峡谷里有木板小桥和可供休憩的长椅，当时他曾急匆匆地、自由自在地漫步其间，最后元气大伤，败兴而归。后来他又不时去那边散步。
如果当时汉斯不是那么雄心勃勃，这条路其实也并不怎么远。假如人们从“达沃斯村”的雪橇跑道终点站出发稍稍登上山坡，那么只消花二十分钟时间就能到达林间小道上那个景色如画的所在——那里，小道上的木桥同沙特察尔普伸出来的双联雪橇跑道纵横交错——只要你不走弯路，一路上不走马看花和疲劳时不急着休息就行。当约阿希姆在尽病人的例行公事时，例如禁闭在院里接受检查、拍爱克司光片、验血、注射或称体重等，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遇上晴朗的天气就在第二次早餐后——有时甚至在第一次早餐后——去那边散步；有时他利用喝茶和晚餐间的几个钟点去观赏他那心爱的地方，静坐在那条一度曾使他鼻血如涌的长椅上，斜着脑袋倾听山间溪流哗啦哗啦的响声，同时细细观赏他周围幽静的风景和一丛丛青青的耧斗菜，这些植物如今又在这片峡谷的地面上灿然开花。
他仅仅是为这个目的而来吗？不，他坐在那边是为了离群独处，回忆一番，把过去好几个月来的种种印象和冒险活动粗略地回顾一下，并把全部经历细细思量。它们是多种多样的，真是五光十色，要分类可并不容易；它们彼此交织、融合在一起，几乎难以分辨哪些是明确而具体的东西，哪些仅是思念、梦想和想象。不过它们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以致他的心像第一天上山时那样一直十分激动，一想起它们就缩成一团，怦怦乱跳。
他在理智上也许已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他过去曾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看到蔓生在这里的“阿基雷吉亚”中间普利比斯拉夫·希佩的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这种植物即使不能万古长青，但是否还能再开一次花呢？本来他只想呆上“三星期”工夫，如今倏忽过了整整一年，难道这还不足以使他的那颗敏感的心激动万分，怔忡不已？
现在，他坐在湍流边的那条长椅上时再也不淌鼻血了，这件事早已成为陈迹。约阿希姆早已向他指出，要适应这里的水土谈何容易，他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适应起来确有困难，不过后来已有所进步。过了十一个月，这种适应过程总该告一段落，在这方面理应别无所求了。他胃部的化学反应机理已经调节就绪，对食物已能适应。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上口时也津津有味。他那鼻黏膜的皮肤上的神经早已恢复了功能，可以闻到这种名贵的烟草花一般的气味。他像过去一样一当存货即将告罄，就怀着虔敬的心情向不来梅去定购，尽管这条国际疗养街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十分诱人的品种。难道马丽亚雪茄烟不是联结他这个异乡的流浪汉和平原上老家的一条纽带吗？这种相互间的关系，不是比他不时寄往山下那个舅舅的明信片显得更为有效吗？上山以来，汉斯对时间的概念已懂得了一套，知道这里的人们都算得很宽。他越是算得宽，每次寄明信片的时间间隔就显得越长。他寄去的多半是风景明信片，为了使对方能更加高兴些，上面有的是山谷里的秀美的雪景，有的是夏日的旖旎风光。这些明信片的面积不大不小，正好能使执笔者把一切必要的话写上——他向亲戚们报告医师最近的诊断意见，还告诉他们每月或常规检查的结果；也就是对他们说，根据听诊和爱克司光检查的结果，他的身体已确凿无疑地有了进步，不过他的毒性至今尚未消散，而他一直尚未退尽的低热却源于肺上小小的病灶；病灶至今依然存在，可是只要有耐心，它一定会消失，不留一丝痕迹，今后决不用重新上山疗养了。他确切地知道，亲戚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他写去洋洋洒洒的长信，他的通信对象并不是什么舞文弄墨、善于辞令之辈，他所收到的回信中也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们来信时往往将生活费一起寄来，这些钱源于他家里父亲遗产中的利息，兑换成瑞士地区的硬币，非常实惠，下一笔钱寄来时，原有的钱还远远没有用罄呢。信里的内容只是寥寥几行，用打字机写成，署名是吉姆斯·蒂恩纳佩尔，信里说舅公向他问好，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有时，在海上航行的彼得也向他致意。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告诉家人，最近顾问大夫中断了注射。注射已不适合这个年轻的病人，它使他头痛，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疲乏；它先使“体温”升高，后来却无法退尽。他玫瑰红的面庞发烫，这是一种“干热”，说明这个小伙子一向住在平地，在潮湿的环境里习以为常，现在在高山上却水土不服，对这里的气候不习惯。赖达曼托斯本人可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他的脸颊老是青幽幽的。约阿希姆过去曾经说过，有些人对此永远无法适应，现在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倒是一个例子了。他到这里高山上后不久，脖子又可恼地抖动起来，以后这个毛病一直不肯罢休，不论走路或谈话时都会频频发作；甚至在这盛开蓝色之花的谷地上对自己复杂而丰富多彩的经历沉思默想时，他的脖子也免不了瑟瑟震颤，因而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那个威严的“下巴托”，现在已不离左右，使用它几乎已变成了固定的习惯。他经常有意识地使用它，使用时不禁联想起老头儿的竖领，也就是翎领的临时性形式；还想起了洗礼盆的淡金色的圆边，以及庄严的“乌尔—乌尔”的声音和诸如此类的事。这一切使他回忆起最近遇到的各式色样的生活经历。
普利比斯拉夫·希佩已不再像十一个月以前那样有血有肉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适应气候的过程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有什么幻象；他已不像以前那样，肉体静卧在长椅上，而“自我”却神游于遥远的现实——这样的偶然事件已不会再发生了。回忆的图景如果当时在他的眼前映现的话，总显得那么清晰而生动，而且控制在正常和健康的范围之内；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忍不住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作为赠品的玻璃片，他把玻璃片存放在皮夹子里一只有衬料的信封内。这是一块小型玻璃板，握着的时候如果与地面齐平，那么它的颜色黑而不透明；倘若把它举起迎着光线看，那么它就十分明亮，人体的各种结构历历在目：肉体的透明图像，肋骨的结构，心脏的轮廓，横膈膜的弓形结构，像鼓风机那样的肺脏，还有锁骨及上膊骨，而这一切都为一层灰白而朦胧的遮蔽物质包围着，也就是被肉包围着——在谢肉节的那个星期里，汉斯·卡斯托尔普曾丧失理智地为这个肉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他细细看着这个赠品，然后又叉起双臂，头部歪向一侧，肩胛倚在长椅光滑的靠背上，在湍急的水流声中和灿然开着蓝花的耧斗菜面前思潮起伏地回想起过去的“一切”时，他那激动的心僵住了，而且怦怦乱跳，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像那个寒气凛冽、星光灿烂的夜晚他专心致志地研究问题时那样，有机生命的高贵的形象和人体的各种结构又在他眼前一一浮现。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省察它们的内部时，常常同一些问题和各种事物的差别联系起来。对于这些，善良的约阿希姆并无责任过问，而汉斯·卡斯托尔普既是一个文人，就已经感到自己是责无旁贷了。他在山下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从来也不想注意这种问题。然而在这海拔五千英尺静僻的、与世隔绝的地方俯视大地和芸芸众生，思前想后，就不免会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凡是一个人受到可溶性毒素的作用，出现机能亢进状态，而且脸上也烧灼着所谓“虚火”，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从而想起了塞塔姆布里尼，这个好为人师的手摇风琴拉奏者，他的父亲出生在希腊，他把对高等形象、亦即人类的爱解释为政治、反叛和雄辩，同时却把市民的长枪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汉斯也想到伙伴克罗科夫斯基，还想到不久以前两人一起在昏暗的小室里度过的时光。他又想起了分析的两重性，以及它对现实和进步会起多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同坟墓和解剖学的关系又密切到何种程度。他心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祖父的形象：一个叛逆成性，另一个忠心耿耿，由于截然不同的理由，他们都身穿黑色服装，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道貌岸然，威风凛凛。他的思路进一步的展开，对一些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反躬自问，不断省察，诸如形式和自由，精神与肉体，荣誉与耻辱，时间与永恒——一想到耧斗菜又开起花来，一年的光阴又周而复始，他不免感到一阵短暂的、骤然的昏眩。
他在离群独处的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觉得自己有责任陷入沉思，他称之为“省察”，这是一个游戏时的术语，也是儿童的口头语，孩子在从事他所喜爱的游戏时往往用这个词来表达，尽管它与恐惧、昏眩和各种各样的内心的悸动紧密相连，而他脸上比往常也更加灼热。然而与这一活动息息相关的紧张心理迫使他用起“下巴托”来，他认为并非不合时宜；因为这样的姿势同他的尊严十分相称，使他得以在内心掠过的高贵的形象面前完成他的“省察”。
“Homo Dei[62]”，丑陋的纳夫塔曾对人体的高贵形象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起而卫护英国的社会学。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为了尽到他文人的责任，也为了不负他称之为“占领”的自我反省，准备偕约阿希姆上纳夫塔家作一次小小的访问，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塞塔姆布里尼对此并不乐意——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一个既机灵、又细心眼儿的人，对此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第一次相遇时，这位人文主义者就怏怏不乐，他曾明显地企图阻挠纳夫塔和年轻人相识，特别希望以教师爷的姿态阻止纳夫塔与他汉斯结识（我们这位狡诈的、所谓令人担忧的孩子心里在这样说），尽管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不时同他交往，并且展开辩论。教师爷总是这副腔儿。他们纵情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以“长成了的大人”自居，而对年轻人则加以禁止，要求他们别去过问，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尚未成长，不够格”。幸而这位手摇风琴演奏者并没有一本正经地禁止汉斯·卡斯托尔普做什么事，而且这方面连一点儿企图也不曾有过。这位令人担忧的孩子只要不承认自己“面皮嫩”，同时装作天真无邪就行，因此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去友好地接受那位矮小的纳夫塔的邀请。在他们初次会面后的不多几天，他就偕同约阿希姆一起去访问纳夫塔，也不管约阿希姆是否愿意，时间是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的午间卧疗以后。
从山庄疗养院往下走到门口爬满葡萄藤的那座屋子，只消几分钟就行。他们经过杂货店门口的右方走进屋子，然后登上棕色的狭小的楼梯，楼梯一直通到楼上一个房间的门口。门铃旁边只有一块标牌，上面有“卢加契克，专做女人衣服”等字样。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身穿某种制服——是一种上衣饰有条纹，下身有护腿的号服。这是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面颊红扑扑的侍童。他们向他问起纳夫塔教授；由于没有随身带名片，他们只得通报自己的姓名，让孩子头脑里有个印象。孩子答应前去禀报纳夫塔——他只称纳夫塔先生，不用任何头衔。入口处对面的房门敞开着，成衣铺的内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虽然今天是例假日，卢加契克还是叉起双腿坐在桌子边做针线活儿。他的脑袋光秃秃的，面色苍白，鼻子大得异乎寻常，而且向下弯，鼻子下面黑黑的小胡子向两侧嘴角分开，神色十分阴郁。
“下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向他问安。
“您好哇！”裁缝用方言回答，尽管这种瑞士方言同他的名字和外表都很不相称，听去有些虚假，有些古怪。
“您这么卖力啊？”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是星期日嘛！”
“有些活儿急着要干，”卢加契克简短地回答，继续做针线。
“也许是什么漂亮的活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揣测，“也许有人想参加舞会之类的活动叫您赶做的吧？”
裁缝有片刻工夫不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咬咬棉线，把线重新穿进针眼，过一会儿才点点头。
“衣服做得漂亮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缠住他问。“衣服上您做袖子吗？”
“不错，袖子；衣服是给老太婆穿的，”卢加契克用浓重的波希米亚口音回答。这时侍童回来了，打断了他们在门边进行的谈话。他说纳夫塔先生请客人们进去，并且为两位年轻人打开离此两三步路位于右方的一扇房门，再把他们面前挂着的一幅门帘掀开。纳夫塔穿着一双拖鞋，站在苔绿色的地毯上迎接进来的宾客。
接待他们的书室开有两扇窗子，陈设十分豪华，表兄弟俩不觉惊诧不已——岂止是惊诧，他们简直为之头晕目眩；因为这座屋宇显得十分寒碜，而楼梯及走廊看去又破旧败落，人们万万想不到纳夫塔房间里的摆设居然如此高雅，相形之下，使人似置身于神话世界，好像它们不配有这种高洁华美的色彩，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齐姆森见了也仿佛未能置信。不过它们毕竟都精雕细琢，光灿夺目，以致房内纵使有写字台和书橱，看去总不大像男人的房间。房间里的丝绸实在太多，有的是葡萄红丝绸，有的是紫红丝绸，遮住那些寒酸的房门的门帘是用丝绸作成，窗帘也是这样；甚至室内第二扇门对面几乎盖满整个墙壁的织花壁毯前狭长地带摆着的一组家具，其套子也用绸布制成。室内还有几把巴罗克式扶手椅，两侧靠手上有小小的软垫，它们围住一张镶有金属的圆桌，圆桌后面有一张同样风格的铺有天鹅绒软垫的沙发。靠近两扇门的墙边有几口书橱。它们像书桌一样，或者不如说像位于窗间、装有弓形折叠盖的书柜那样，都用红木制成。书橱的玻璃门后面张着绿色的绸布。不过在一排沙发角却可以看到一件艺术品，这是一个耸立于台架（台架用红色的绸布盖着）上的大型彩绘木雕，有些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圣母马利亚哀痛地抱着耶稣尸体的雕刻像，质朴而富有艺术效果，令人有离奇荒诞之感。雕像中的圣母戴着帽子，双眉紧锁，悲哀地张开有些歪斜的嘴，怀里抱着这个痛苦的人儿，人像的雕刻技巧较为幼稚，显得比例失调，人体结构的艺术处理也很粗糙，说明创作者对此不甚内行。受难者低垂着满是荆棘的脑袋，脸上和四肢血迹斑斑，一滴滴葡萄般的浓血从腰部及两手两足钉子钉住的地方涌出。这件陈列品无疑给这个丝绸之室增添某种特殊的色彩。在书橱上和开窗的墙壁处可以见到的一些糊壁纸，显然都是房客自己铺上去的：它上面的纵长条子呈绿色，而在红色的地毯上铺着的软软的天鹅绒毯子也是绿色的。只是天花板很低，没有办法修饰。它光秃秃的，又有许多裂纹。不过上面挂有一盏威尼斯的枝形吊灯。窗子上有奶白色的透明窗帘，窗帘一直垂到地面。
“我们来府拜访，想和阁下谈谈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的两眼不怎么看那位令人惊讶的房间的主人，而是专心去看角落里那座神圣而可怖的雕像。主人对表兄弟如约前来表示赞赏。他伸起小小的右手用客气的手势想请他们坐在缎椅上，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像入了魔似地一直往前走，在那座木雕前面站住，两手叉腰，下垂的脑袋斜向一侧。
“您那里倒有宝货呢！”他轻声说。“真是妙不可言。谁曾见到这么一副苦相？当然是一件老古董吧？”
“是十四世纪的货色，”纳夫塔答道。“也许来自罗马。您看了动心吗？”
“大大地动心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谁见了也许都不会不动心的。我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美与丑两者同时并存的东西——请原谅，我用上这个‘丑’字了。”
“世界上的一切精神产品和艺术作品，”纳夫塔说，“经常都是美中有丑，丑中有美。这是普遍的规律。关键在于精神美，而不是肉体美，后者是极其愚蠢可笑的。再说，它也是抽象的，”他又加上一句。“肉体美是抽象的。只有内在的美，表达宗教信仰的美，才有现实意义。”
“您把它们间的差别区分得头头是道，真该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十四世纪吗？”他还想确证一下……“那么是一千三百某一年的事喽？不错，根据书本的记载，那时是中世纪。我对它多少有一些概念，最近我在中世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以前我在这方面委实一无所知，我毕竟是一个学习技术进步的人，学识见闻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可是上山以后，我通过各种途径对中世纪已有一个概念。当时还没有什么经济社会学，这是一清二楚的。请问，那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字啊？”
纳夫塔耸耸肩膀。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们不该问是谁创作的，因为作品问世的那个时代，人们也不问作者是谁。作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某位艺术大师，没有姓名，是某些人的共同作品。此外，创作的时间又是中世纪的后期，属于哥特式，Signum mortificationis[63]。在这里，您再也找不到什么怜惜和美化，而在罗马时代，艺术家认为在创作耶稣受难时是少不了这些的。这里您看不到王冠，看不到对于世界和殉难而死的庄严的胜利。一切都极端地表现了痛苦和肉体上的软弱无力。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哥特式风格就是这么一回事。英诺森三世[64]的著作《关于人类境况的悲惨性》您不大熟悉吧？这是一部极为机智的文学作品。它写于十二世纪末叶，这个雕像是为该书提供插图的最早艺术作品。”
“纳夫塔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叹了一口气说，“您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感兴趣。您不是说‘Signum mortificationis’吗？我要好好记住。刚才您说什么‘没有姓名，是某些人的共同作品’，看来也值得细细思索。遗憾得很，您猜得一点也不错：我不了解那位教皇的著作——我假定英诺森三世是一个教皇。我是不是已正确地理解您话中的含义，即那部作品既宣扬禁欲主义，又十分机智？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两者能并行不悖；可是我一旦着眼于此，我就自然而然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人类的苦难问题上撰写论文，势必使人有机会卖弄机智，而以肉体作为牺牲品。这部著作能搞到手吗？要是我的拉丁文还过得去，我就能阅读它了。”
“我倒有这本书，”纳夫塔回答时摆动脑袋向其中的一只书橱示意。“您要看拿去就是。可我们干吗不坐下来？您在沙发上也可以看到那个圣母抱耶稣尸体的雕像。午后茶点就要来了……”
侍童端来了茶，随手还提着一只漂亮的盛有银质器皿的篮子，篮子里放着切成一块块的中空塔状蛋糕。这时有一个人跟在侍童后面经过敞开的门跨着轻快的步子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嘴里念叨着“Sapperlot！”“Accidenti！”[65]之类的话，他是谁呀？原来他就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同这几位先生做伴。他说他从小窗口望见这对表兄弟前来造访，于是急急忙忙把手边要完成的百科全书再写好一页，这样他就可以请主人邀他一起作为座上客了。他来这里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他同山庄疗养院这两位老住户早已相识，因此来这里乃是理所当然；再说，他和纳夫塔在见解方面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彼此间的交往显然十分活跃，主人请这样的客人光临自属不在话下，丝毫不必大惊小怪。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的到来仍免不了有两个十分鲜明的印象。首先，他感到，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为了不让他和约阿希姆——或者干脆是不让他——同丑陋矮小的纳夫塔单独在一起，亲自上场以后就能在教诲青年方面建立起一个均势。其次，显而易见，他不但一点也不反对，而是乐于利用机会让自己离开所住的顶楼到纳夫塔那满目绸布的精美房间里呆上一会儿，喝一盅美味可口的茶。他开始品尝中空塔状蛋糕，一片片小而弯曲的蛋糕中间嵌有一丝丝巧克力，他吃得津津有味，而且赞不绝口，然后搓搓黄苍苍的双手，小手指的背面长有黑黑的汗毛。
谈话仍继续以那个圣母抱耶稣受难的雕像进行下去，因为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和言谈中看出，他仍抱住这个题目不放。他转身对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似乎希望他能对这件艺术作品评头品足地议论一番，而这位人文主义者对室内这件装饰品的嫌恶情绪，从他后来转身审视它时的神态上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出——他本来是背对着雕像坐在那个角落里的。他非常懂得礼貌，心里想的话并不全部说出口来，只是对这个作品的比例大小和身体轮廓的缺陷方面加以指摘，说它违反了自然的真实性，远远不能在他身上产生感染力，因为其根源不在于它是一件早期的艺术品，功力不够，而在于雕刻者居心叵测，创作的原则一反时尚，对于这点，纳夫塔不怀好意地表示赞同。当然，技术上不够纯熟几乎是不消说得的。这里，作者有意识地把精神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怀着宗教的虔诚拒绝向自然臣服，显示出对自然的蔑视。可是塞塔姆布里尼认为，藐视自然和忽略对它的研究会令人误入歧途，并且反对中世纪和模仿它的那些时代所热衷的不讲究形式的弊病，斥之为荒谬绝伦。后来他又口若悬河地开始赞扬起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以及古典主义、形式、美、理智和归真返璞的乐趣，只有它们才负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使命。
塞塔姆布里尼说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忍不住插话了。他问：根据可靠的记载，普罗提诺曾以拥有肉体为耻，而伏尔泰曾以理性的名义抗议里斯本丑名远扬的地震，他们的问题应当怎么看？难道也是荒谬的吗？也许说得上是荒谬的，可是只要人们对一切好好考虑一番，那么据他看来，荒谬的事也可被人们看成是理性上值得尊敬的东西；由此看来，哥特式艺术荒谬地违反自然的性质也像普罗提诺和伏尔泰所持的态度一样，同样值得尊敬，因为这也意味着从天命和事实中解放出来，同样有一股不可屈服的傲气，它在那愚昧的力量、亦即自然面前拒绝让位……
纳夫塔听了失声大笑，声音颇像以前提到过的破碟子，最后咳了一阵子。塞塔姆布里尼花言巧语地说：
“您说话这么俏皮，可冒犯我们的主人了，而且对刚才吃的贵重的蛋糕显得忘恩负义。难道感恩不正是您的长处吗？这里我假定，感恩的实质在于对所接受的赠与能好好利用……”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有些惭愧，于是他又惺惺作态地继续说下去：
“大家知道您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工程师。尽管您怀着亲切友好的态度嘲讽真善美，但您还是珍爱这些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您当然知道，理性对自然的反叛，只有一种称得上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以人类的尊严和美为宗旨的反叛，而不是其他。其他的反叛好歹会招致耻辱和堕落，即使并不存心如此。您也知道，我后面的那件艺术品得以问世的那个时代，曾是多么惨无人道，其扼杀生机的程度令人难以容忍。我只要让您记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法庭审判官就行，比如说嗜血成性的康拉德·冯·马尔堡[66]，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神职人员，动起肝火来，会把妨碍超自然统治的一切力量统统剪除。您可远远不是这样一个人，总不致把宝剑和柴堆[67]誉为爱人类的工具……”
“可是整个机器都为此服务，”纳夫塔说，“宗教法庭借此清除了世界上一些不中用的市民。教会使用种种惩罚，甚至火刑和逐出教门，以拯救灵魂不受永恒的诅咒，而雅各宾人[68]的杀戮欲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请允许我说一句：任何以苦役和流血为目的的司法机构，倘若不是以来世的信仰作为基础，那真是混账透顶，愚蠢已极。就人类的堕落而论，这种堕落史恰恰与布尔乔亚精神的发展史一致。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以及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对人类并未留下、一点也没有留下富有教益的东西，足以促进这种堕落。例如近代的天文学，已把这个地球——地球是万物的中心，也是上帝与魔鬼为了赢得他们垂涎三尺的创造物而争斗不已的庄严的戏台——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的行星，因而人类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暂时就寿终正寝，而占星学即是以这种地位为依据的。”
“您说暂时？”塞塔姆布里尼恶狠狠地问，说话时的态度就像一个异教徒裁判官和宗教法庭审判官在审问罪人，让陈述人只想到自己无可争辩的罪状而无法自圆其说。
“当然是这样。几百年来，”纳夫塔冷冷地断言道，“要是什么都没有搞错的话，人们始终面临着拯救经院哲学的任务，在这个范畴内也是这样。这一任务，现在已在积极展开。哥白尼[69]就要被托勒密[70]打倒。太阳中心说日渐遭到学术界的反对，后者的所作所为也许会达到目的。科学将受到哲学的驱迫，使地球重新恢复固有的种种尊严，教会的教义就想为地球维护这种尊严。”
“怎么？怎么？学术界的反对？受到哲学的驱迫？要达到目的？您在宣扬什么样的唯意志论？没有先决条件的研究？纯粹的知识？先生啊，与自由如此息息相关的真理何在？自由的殉道者呢？您想设法使这些殉道者成为地球上的罪人，而其实他们却是点缀自由花冠上的灿烂的星星？”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提起问题来总是滔滔不绝的。他坐得笔挺，正气磅礴的话像子弹一样嗖嗖地一句句射向矮小的纳夫塔，结尾时的声调高亢激越，人们不难听出他多么富于自信，满以为对手听了他的话后只能面红耳赤地不置一词，无以为答。他谈话时手指间本来夹着一块中空塔状蛋糕，此刻却放回到碟子上，因为在提了上面的问题后，他已没有心思咬蛋糕了。
纳夫塔用一种令人不悦的镇静神态回答说：
“好朋友，世界上没有什么纯粹的知识。教会对科学的见解，可以用奥古斯丁[71]的话概括起来，这句话是：‘我信，故我认识’。这种见解的合理性，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信仰是认识的关键，而理解力却是次要的。您那没有先决条件的科学无疑是神话。这不过是一个信仰，一种世界观，一个理念，简而言之，意志是经常存在的，理智的任务就是阐释它，证明它。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场合，结果总是这么一个问题：‘Quod erat demonstrandum’[72]。甚至‘证明’这个概念本身，从心理学角度说，包含着很多唯意志论的元素。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一些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一致坚决地认为，凡是神学上谬误的东西，在哲学上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您愿意，我们对神学可以暂时撇开不谈；可是人道这个概念，如果它不承认‘哲学上谬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上是不可能真实的’这一点，就不成其为人道了。宗教法庭指控伽利略[73]的论据，在于他的理论从哲学上看是荒谬的。再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论据了。”
“哎，哎！事实证明，咱们可怜的、伟大的伽利略所提出的论据毕竟更有价值！不，让我们认认真真地谈一谈，教授。在这两位专心致志的年轻人面前回答我的问题吧：您相信真理吗，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求这样的真理是一切德行的最高准则，而它对权威的胜利则是人类精神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从塞塔姆布里尼那儿掉过头去望着纳夫塔。汉斯的脑袋比约阿希姆的掉转得快。纳夫塔答道：
“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权威就是人，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在权威与真理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冲突。它们是一致的。”
“那么依您看，真理是……”
“对人有利的就是真理。自然是概括性地包含在人中间的，它只是在一切自然中被创造出来，而一切自然也为他服务。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他的幸福就是真理的标准。不从实际出发侈谈人的幸福观念的那种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它不承认真理的价值，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在基督降生以来的各个世纪中，人们一致认为：自然科学对人类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君士坦丁大帝[74]曾选派拉克坦修斯[75]做太子的师傅。拉克坦修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知道尼罗河起源于何处，物理学家对天空在胡诌些什么，他将获得多大的幸福啊。您就给他一个答复吧！我们偏爱柏拉图的哲学胜过其他哲学家，正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是对自然的认识，而是对上帝的认识。我可以向您明确无误地说，人类又回过头来信奉他的观点，不久我们就可以看清：真正的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寻求这种不可救药的认识，而是彻底扬弃一切有害的东西或者理念上毫无意义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宣扬本能、节制与选择。有人认为教会卫护黑暗而摈弃光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教会对‘无条件地’追求纯知识的现象——也就是不考虑灵性、不以拯救人类灵魂为目的的那种追求——不屑一顾，并公然宣称要加以惩罚，而把人类引向黑暗、且把他们愈来愈深地陷在黑暗中的，正是那种‘无条件的’、非哲学的自然科学！”
“您在宣扬实用主义，”塞塔姆布里尼反驳他，“这种实用主义您只能搬到政治方面去，让它那腐朽的全部本质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对国家有益的，乃是善良、真理与正义。它的福祉，它的尊严和它的力量，是道德的标准。好！这样一来，就为每一种犯罪行为敞开了大门，而人类的真理，个人的正义以及民主——它们不知会落得如何下场……”
“我在论点上加上少许逻辑吧，”纳夫塔打断了他的话。“要么托勒密和经院哲学家是言之有理的，这样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就是有限的了。于是神是超越宇宙的，神与世界俨然对立，人的存在也是二元性的，他的灵魂问题的实质，在于感觉的一方与超感觉的一方之间的冲突，而所有社会性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东西。只有这种个人主义，我才承认它在逻辑上是首尾一贯的。要么您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说的是真理，而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没有超感觉的世界，没有二元性；来世包含在现世中，神与自然的对立消失，人类的个性也不再是两种对立的原则相互斗争的舞台，而是和谐的，统一的，因而人类的内在的斗争，仅仅存在于他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这样国家的目的就披上一层异教徒的色彩，成为道德的规范。两者必居其一。”
“我抗议！”塞塔姆布里尼高声叫了起来，同时伸长手臂在东道主面前擎起茶杯。“有人进行诽谤，说什么现代国家奴役个人，像魔鬼一般，对此我提出抗议！我三倍地抗议大普鲁士主义和哥特式反动之间那种进退两难的抉择，而您居然想把我们推入这条死胡同里！民主除了每一国家至上主义的个人修正的意义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意义了！真理和正义是个人道德方面至高无上的珍宝。在它们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场合下，它们表面上有时甚至呈现出一些敌视国家的力量，但实际上它们却怀着更崇高的目标，我敢说，它们的目标就是国家超尘世的福祉。文艺复兴居然是国家崇拜的根源！真是混账逻辑！争取到的成就——我从语源学角度上对此字加以强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争取到的成就，先生啊，那就是个性、人类的权利和自由！”
两兄弟刚才屏息静气地谛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回击纳夫塔的宏论，这时才透过一口气来。汉斯·卡斯托尔普甚至情不自禁地用手敲起桌子的边缘来，虽然他的动作并不那么显眼。“妙极了。”他从牙齿缝里迸出了这么一句话。约阿希姆听后也显出很满意的神色，尽管意大利人讲话时漏出了“大普鲁士主义”这个词。两人都掉头看看那位刚被击退的讲话对手。汉斯·卡斯托尔普此刻劲头十足，他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下巴用拳头托住，姿势与以前画猪猡时相仿。他凑近纳夫塔先生，紧张地盯住他的脸直瞧。
纳夫塔严峻地、不动声色地坐着，瘦骨嶙峋的双手搁在膝上。他说：
“我想在我们的谈话里用上一些逻辑，而您却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回答我。文艺复兴给世人带来的，只不过是人们所称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市民的人文观念之类，我对此所知并不甚鲜。可是您那‘语源学角度上加以强调’的话却使我心里冷了半截，因为‘开拓性的’以及您理想中的英雄般的年代早已成为陈迹，这种理想业已寿终正寝，至少在目前已成强弩之末，而置它们于死地的那一双脚已伫立在大门口了。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曾称自己是一个革命家。不过倘若您认为未来革命的结果将导致自由，那就错了，过去五百年来，自由的原则已经履行，功德圆满，现在已经过时。一种直到今天仍以启蒙的儿女自居的教育学，把批判、自我的解放与崇拜以及绝对固定的生活形式的废弃看成是它的教育方式——这样一种教育学虽有可能赢得某些眼前的、修辞学上的成就，但其保守落后性在有识之士眼中无疑是昭然若揭的。所有货真价实的教育团体一向认识到，教育学不论何时何地均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行事，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是绝对命令，唯命是从，纪律，牺牲，自我否定，以及压抑个性。最后一点，如果认为青年们在自由中找到乐趣，那是对他们不怀好意的曲解。他们最大的乐趣却是服从。”
约阿希姆直挺挺地站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则面红耳赤。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捋了捋他漂亮的小胡子。
“不！”纳夫塔说下去。“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并不是我们时代的秘密，也不是它的需要。它所需要的，它所追求的，它所要实现的，乃是——恐怖。”
他说最后那个词的声音比别的任何字都轻，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是他眼镜上的玻璃倏地闪动了一下。聆听他的三个人都惊跳起来，即使塞塔姆布里尼也免不了。不过他马上又保持镇静，脸上泛起一丝微笑。
“是否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他问，“您认为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您看，我一肚子都是问题，我真不知该如何提问才好——是谁，是什么，才给人们带来了这个——我很不乐意地重复这个词——这个恐怖？”
纳夫塔静静地坐着，显得冷酷而严峻，眼睛忽闪忽闪的。他又讲起话来：
“听我慢慢说。我认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的假设没有错吧？不论您和我都认为人类有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权力的状态，亦即直接作为上帝之子的状态，那时既没有统治，也没有隶属，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刑罚，没有过错，没有肉体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有的只是平等、友爱以及道德上的完美。”
“很好，这个我同意，”塞塔姆布里尼开口了。“我全部同意，只有肉体结合这一点除外。显而易见，它不论哪个时代都必然存在，因为人类是高度发展的脊椎动物，与其他生物并无不同……”
“随您怎么说吧。我只是阐明，关于人类的原始天国般的无法律、直接听命于上帝的那种状态，我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这种状态由于人类的罪恶而消亡。我认为，我们两人还可以肩挨着肩走一段路，也就是说，我们都把国家看成是考虑到人们的罪恶、用以防止不法行为而缔结的社会契约，而且还是统治力量借以产生的根源。”
“Benissimo！”[76]塞塔姆布里尼提高了嗓门。“社会契约……这就是启蒙精神，这就是卢梭。我真没有想到……”
“请让我再说下去。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了。所有的统治权和权力原来都在人民手里，后来，人民把它连同制定法律的权利以及全部权力都移交给国家，移交给公侯了。根据这一事实，您那学派的人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君王的统治。而我们正好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尔普紧张地想……“这个‘我们’是哪些人？过一会儿我一定要问问塞塔姆布里尼，‘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这方面而论，”纳夫塔又说了起来，“我们的革命性也许不比您的差，不过根据我们的推论，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应凌驾于尘世的国家之上。即使国家的世俗性质并没有写在自己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它的力量在于人民的意志，而不像教会那样在于神的捐赠——就足以显示出国家即使算不上是一个恶势力创办的机构，却好歹是一种应急的和罪恶累累、不够完备的机构。”
“先生，国家……”
“您对民族国家的想法如何，我一清二楚。‘对祖国的爱和无止境地渴求名誉，乃高于一切之事。’这是维吉尔[77]说的话。您用某种有自由意味的个人主义修正了它，那就是民主。不过您对国家的基本关系仍旧一点也没有触及。国家的灵魂就是金钱：这个您显然不肯承认。或者您想争辩一下吗？古典时期，是资本主义式的，因为它信奉国家。基督教的中世纪清楚地看出了尘世国家的固有的资本主义。‘金钱将来就是帝王’，这是十一世纪时所作的一个预言。您能否认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应验，而人们的生活已彻头彻尾变得一团糟了吗？”
“亲爱的朋友，这个您有发言权。我急于想同这位伟大的陌生人，这位恐怖的旗手结识呢！”
“您倒不失是一个旨在毁灭世界的自由旗手那一社会阶层里的代言人，对此居然怀有大胆的好奇心。不得已时，我可以对您的反驳置之不理，因为您那市民的政治观念对我来说是一清二楚的。您的目标是民主帝国，把民族国家的原则自动提高到世界国家的普遍的原则。民主帝国的国王呢？我们认识他。您的乌托邦是阴森可怕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又或多或少相合了，因为您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确实具有某些超验性质，世界国家是尘世国家的超验，我和您都一致相信，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一个完美的、臻于终极理想的境界，应当与人类原始的完美境界相吻合。从神的国家的建立者大格列高利[78]那个时代以后，教会一直以重新引导人类皈依上帝为己任。教皇对统治权的要求并不是为他本人提出的，他那代表神权的独裁却是以解救人类为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是从世俗国家过渡到天国的一种形式。刚才您向您的学生谈起教会的血腥行径以及不讲宽恕地对人们横加惩罚的情况，其实这是愚蠢不过的，因为上帝发起火来，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平心静气。格列高利说过这样的话：‘抽回宝剑不敢动杀心的人，该受诅咒！’暴力是一种恶行，这个我们都知道。但如果那个神的国家真的到来，那么善与恶、来世和现世、精神和权力的二元论就暂时被扬弃，代之以一个禁欲主义和统治合而为一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要性。”
“旗手！旗手！”
“您还问吗？难道您那自由贸易学派[79]竟没有觉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学存在，它认为人的力量凌驾于经济学之上，而其原则与宗旨正好同基督教的天国原则与宗旨吻合？教会的长老们把‘我的’和‘你的’称之为有害的字眼，而把私有财产称之为掠夺与盗窃。他们对个人财物的所有权加以非难，因为根据神的自然法则，土地系万人所共有，因而它所产生的果实应由众人共享之。他们教导说，贪婪是原罪的结果，只有贪婪才代表占有权，从而建立了私有财产制。他们认为总的来说，经济活动对灵魂的拯救、也就是对人类造成了威胁，这已是够人道的了，反商业的程度也无以复加了。他们仇视金钱和金融业，把资本主义的财富称为地狱之火的燃料。价格是供需关系的结果这一经济学原则，他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对充分利用时机，则目为不顾邻人的困境，恶意加以剥削，因而深恶痛绝。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一种更为令人发指的剥削，那就是对时间的剥削；有些人光是花了一些时间，就要索取报酬，也就是要收利息，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胡作非为。时间是上帝对万民的赐予，这些人就这样滥用了时间，损人而利己。”
“Benissimo！”汉斯·卡斯托尔普十分激动，他仿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表示赞同的方式，高声说起这个意大利词来。“时间……上帝对万民的赐予……这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重要，”纳夫塔继续说。“人类的这些精英认为，一想到金钱积聚得越来越多，真叫人恶心。他们认为收利息和投机买卖无疑是重利盘剥，宣称每一个富人不是盗贼，就是盗贼的后代。他们还走得更远。他们像托马斯·冯·阿基诺一样，认为贸易只是一种纯粹的生意经，买进卖出，有所收益，它既不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对经济产物又不能有什么改进，是一种令人鄙夷的职业。他们对劳动本身并不倾向于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它只是伦理学上的事，而不是宗教性质的事；它为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上帝服务。既然牵涉到的问题只限于生活和经济，那么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应当把实际从事的生产劳动看成是经济利益的条件和贵贱的标准；因此在他们看来，受到尊敬的应当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不是商人和实业家。这是因为，他们主张生产应按需要而进行，对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感到嫌恶。现在，唔——好几世纪来，这些经济学的原则和标准全都湮没无闻，现在却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了。两者之间没有丝毫差别，甚至在统治权的要求这一点上也完全相同。他们认为应由国际劳动阶级来统治世界，而不是由国际性的商贾集团和投机分子来统治世界。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将上帝国家的人道主义和道德标准奉为圭臬，同市民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处于对立地位。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方式拯救我们时代的这一要求，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本身才想统治世界，也不企图永久统治，而是以十字架作为标记暂时消除精神和权力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借统治世界的方式来征服世界，它的性质是过渡的，超验的，类似神的王国的。无产阶级把格列高利的工作接过来，他的宗教热情在内心燃烧，并且尽量不使自己的手沾上鲜血。他的任务就是用恐怖来拯救世界，达到解放的目的，并且消灭国家，消灭阶级，回到天国一般的原始时代。”
纳夫塔一席尖锐的谈话就此结束。他身边的一小圈人都不吭一声。两个年轻人定睛瞧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此刻他应当有一番作为了。只听见他说道：
“真是惊人之谈。确实，我承认，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料不到您会说出这番宏论。Roma locuta.[80]可是——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呀！他在我们面前Salto mortale[81]地作一番僧侣式的说教——如果修饰语是矛盾的，那么就让这矛盾‘暂时废弃’吧！哎，哎！我重复一遍：这是惊人之谈。教授，您认为这样的责难是可以设想的吗——即仅仅着眼于首尾是否一贯的角度而加以责难？不久以前，您还煞费苦心地要我们懂得什么是立足于上帝与世界的二元论的基督教个人主义，还要向我们证明它优于一切受政治决定的道德。过了几分钟后，您又把社会主义推到独裁与恐怖的边缘。您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两种对立的东西，”纳夫塔说，“是可以调和的。只有偏而不全和平庸的东西才是不可调和的。我已不揣冒昧地指出，您的所谓个人主义，是一种偏而不全的东西，是一种妥协。通过了一点儿基督教义，一点儿‘个人权利’，一点儿所谓自由，它校正了您那异教徒式的国家道德观念，这就是一切。反之，由个人灵魂的宇宙的与占星学的重要性出发的个人主义，一种不是社会的而是宗教的个人主义，根据这种个人主义的体验，人间的问题并不在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而是自我与上帝间的矛盾，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这种货真价实的个人主义却是跟非常富有约束力的共同性调和一致的……”
“它是无名的，又是共同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塞塔姆布里尼睁大眼睛望着他。
“别说了，工程师！”他用十分严峻的口气下起命令来，看来这是他神经焦躁和过分紧张造成的。“您得好好学习，可别作出结论！——这就是回答。”他一面说，一面又转身对着纳夫塔。“回答尽管不给我什么安慰，但毕竟是一个回答。让我们对其中的后果逐个考察一番吧……就工业而论，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否认技术、机器和进步。就您所称呼的商业而论，亦即就金钱和金融业而论，古时人们认为它们的地位远比农业与手工业为高，可是基督教共产主义却加以排斥，从而否定了自由。因为显而易见，像中古时期一样，所有公私方面的种种问题都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我说出这个来实在十分勉强——个人也是如此。如果土地能哺育人民，那么只有土地才能赋予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尽管始终受人尊敬，不过要是不占有土地，那么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奴隶。实际上，早在中世纪，即使是城市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奴隶。在谈话过程中，您曾提到有关人类尊严的种种问题。其间，您卫护了经济的道德观，它是以剥夺个人自由和尊严为其内容的。”
“关于尊严和失去尊严，”纳夫塔回答，“倒有许多话可以谈。眼前，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能促使您把自由看成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别理解为美丽的姿态，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您明确地说，基督教的经济道德观虽然披着美丽和人道的外衣，其实是制造奴役。而我却断言，自由的问题——如果可以说得具体一些，也就是城市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有高度道德标准的，而且在历史上与经济道德的不人道的堕落有密切的关系，与现代的商业买卖同投机行为以及金钱、金融的恶魔般的统治有密切关系。”
“我必须坚持下列看法：您别在疑虑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后面躲躲闪闪，而应当坦白地、明确无误地承认，您是站在最黑暗的反动势力一边的！”
“让人们摆脱由‘反动’一词的概念所引起的战战兢兢的恐惧，也许是获得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
“好吧，够了，”塞塔姆布里尼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一面说一面把空空如也的杯子和碟子推至一边，同时从缎子沙发上站起身来。“今天已足够了，我看似乎已足够一整天用了。教授，我们感谢您那美味可口的款待，以及十分精彩的谈话。山庄疗养院里这两位朋友不久即将卧疗，我希望在他们未走之前能让他们看看我楼上的那间斗室。走吧，两位先生！Addio, Padre！[82]”
现在，他竟喊起纳夫塔“神父”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注意到这一点时，不禁竖起了眉毛。表兄弟俩让塞塔姆布里尼单方面宣布休会，而且听从他的吩咐，也不管纳夫塔是否还想继续讲下去。两个年轻人向主人告别时也向他道谢，主人热情地要他们下次再来玩。他们跟意大利人一起走，汉斯·卡斯托尔普手里拿着一本名叫《论人类境况的悲惨性》的书，这是一本破破烂烂的、纸版封面的书，是意大利人在半路上借给他的。当他们经过卢加契克家敞开的房门准备登上几乎像梯子一般的楼梯走向顶楼时，那个胡子长得灰溜溜的裁缝依旧坐在桌边，为老妇人缝制有袖子的衣服。仔细看看，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顶楼，而只是一个小阁楼，盖有木瓦的屋顶下面撑着几条光秃秃的梁柱，它像仓库一样，散发出一种热烘烘的气味——一种木材未干时的气味。不过顶楼里有两个房间，这位拥护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住在这里。对这位参与《痛苦社会学》编写工作的文学家来说，它们既充作书房，又用作卧室。他兴高采烈地让这两个年轻人看这两个房间，说屋子既“幽静”，又“舒适”；他用上这些字眼，无非是帮助他们能用恰当的词儿来加以赞美，结果他们异口同声照他的意思办了。他们两人果然发觉这块地方正像他说的那样，幽静而舒适，富有魅力。他们向小小的卧室看了一眼，卧室里有一个又狭又短的床架，位于复斜式屋顶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床架前有一条小小的粗毛地毯。接着他们又回头看看书房，那边的陈设也同样简陋，但颇有几分气派，而且井然有序，显得有些冷峻。房门两侧各有四把笨重的旧式椅子，排列得十分对称，坐垫是稻草做的。长沙发被挪到墙角落里，房间中央只有一张铺有绿台布的圆桌，圆桌上放有一只颈口玻璃翻转的水瓶，看来是为了点缀或提神；不管怎么说，这只水瓶令人有某种清新之感。一本本装订好的书籍和小册子斜靠在一个靠壁的小书架上；在敞开着的小窗边，一只质地不很坚实的高脚折叠式写字台高高突起，前面是一块小而厚的毡毯，大小正好供一个人站在上面。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个位置站停一会儿，企图尝尝个中滋味。这是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书室，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为旨在解救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撰写文章。这时汉斯把胳膊肘靠在写字台的斜面上，声称这里确实既幽静，又舒适。他猜想，洛多维科那个鼻子又长又尖的父亲也许在帕多瓦时曾一度在这写字台面前站过——后来他得知他站在面前的那个写字台真是那位已去世的学者的遗物；不但如此，连那几把稻草垫子的椅子、桌子甚至是水瓶，原来都是他父亲的财物。尤有甚者，这些稻草垫子的椅子还是他那烧炭党人祖父的遗物，它们曾为那位老人在米兰的律师办公室的墙壁做过装饰品。这在两个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椅子的外形同政治煽动性似乎有某种关系。约阿希姆刚才叉起双腿坐在这椅子上，原来连看也没有看它一眼，这时怀着不信任的目光瞅了一会儿，以后就再也不去坐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站在塞塔姆布里尼祖传写字台的旁边，正在默想做子孙的如何把祖父的政治和父亲的人道主义糅合起来，在文学中融成一体。不一会，三个人都走了。作家自告奋勇要把这对表兄弟送回疗养院。
三人默默地步行了一会。沉默的原因是为了纳夫塔。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再等待一下。他确信塞塔姆布里尼就要谈起那位住在同一屋子里的伙伴了；不错，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跟他们结伴而行的。他没有错。意大利人抽一口气，仿佛要启口说话。他的开场白是：
“朋友们，我想对你们提出警告。”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故作惊奇地问：“为了什么事呀？”他本来至少可以这样问：“要提防谁啊？”可是他冷静地克制住自己，表示一点儿也不懂得对方的意思。其实，意大利人的话中之音连约阿希姆也十分清楚。
“我要你们提防刚才做东道主招待大家的那个人，”塞塔姆布里尼答道，“我介绍他同你们结识，其实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你们知道，是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次会晤，我真是身不由己；不过我对此负有责任，而且耿耿于怀。我的责任，就是至少向你们年轻人指出同这个人接触时智能方面会有某种危险性，还要求你们跟他交往时应当保持一定的限度，头脑要放聪明些。他在形式上合乎逻辑，而实质上却是一片混乱。”
啊，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纳夫塔这个人确实叫人不寒而栗。他说的话有时有点儿古怪，某些话听来仿佛要表达这么一种思想：太阳是绕地球旋转的。可是说到底，他们，也就是表兄弟俩，怎么会想到同他塞塔姆布里尼的一位友人交往是不足取的呢？他自己也说过：他们是通过他才结识纳夫塔的，他们是当他在场时遇见纳夫塔的，他跟纳夫塔一块儿散步，他无拘无束地下楼到纳夫塔家喝茶，这表明……
“千真万确，工程师，千真万确，”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声音听来既柔和，又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味儿，同时带着轻微的战栗。“这话可把我问倒了，而您居然问倒了我。好吧，我心甘情愿地担当起责任来。我跟这位先生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邂逅是不可避免的，一句话引出了另一句，于是相互结识了。纳夫塔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是不平凡的。他的个性喜欢夸夸其谈，我也一样。如果你们高兴，就责备我吧——可是我要利用一切机会跟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交锋，在思想上比个高低。上上下下，我再也找不到别的人可以……简而言之，我去他那儿，他来我这儿，我们一起散步，这是真的。我们争辩。我们争得头破血流，几乎每天如此，可是我承认，尽管他的思想同我针锋相对，而且怀有敌意，我觉得同他见面对我却有更大的魅力。我需要摩擦。人们的意见如果没有在斗争中较量的机会，那就没有生命力；通过争辩，我的观点得到了巩固。你们对这方面能说些什么呢——您，少尉，或者您，工程师？你们对这种智力上的故弄玄虚毫无防备，你们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在狂热和恶意参半的诡辩主义的影响下，不论在智能和心灵上都蒙受其害。”
不错，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和他的表兄就个性而言也许多少会受到这方面的威胁，这也许是事实。这不过是“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那一套老话，他懂得这个。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引用彼特拉克[83]和他的格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此十分熟悉；纳夫塔说的一些话，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听一番的。为人必须公正；他所说的关于共产主义时期到来时没有人再取得酬金的话，倒是挺有意思的，而他关于教育学的一席话，也叫他很感兴趣，除了纳夫塔外，他从别人那儿从未听到过……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咬紧嘴唇，因此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忙补上一句：他本人当然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他认为纳夫塔关于青年欲念的那番话倒值得一听。“请您先给我解释一件事，”他继续说。“纳夫塔这个人曾经——我称呼他‘这个人’，无非表明我同他之间一点儿也没有共同语言，恰恰相反，我内心对他有许许多多保留的看法——”
“您的态度完全正确！”塞塔姆布里尼感激地叫了起来。
“刚才他对金钱说了许多坏话，按照他的说法，它是国家的灵魂。他还反对私有财产，因为它无异于偷窃；简而言之，反对资本主义财富。对此，我认为他曾说过，它是地狱之火的燃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他对中古时期禁止人们取利息却赞誉备至。可是他本人……请您原谅，他非这样不可……当我们踏进他的房间里时，简直大吃一惊。所有的丝绸……”
“哎，真是这样，”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他的口味很有特征性。”
“……漂亮而古老的家具，”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回忆下去，“十四世纪圣母抱基督的受难雕像……威尼斯的枝形吊灯……穿号衣的奴仆……任意用这么多的巧克力塔形蛋糕招待客人……他这个人一定……”
“纳夫塔先生，”塞塔姆布里尼答道，“他这个人也跟我一样，远远谈不上是什么资本家。”
“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您话中还隐含着一种未尽之意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那帮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属下忍饥挨饿的。”
“那帮人，您指的是谁呀？”
“那些神父嘛。”
“神父？神父？”
“不过，工程师，我指的是耶稣会[84]会士！”
冷场片刻。这对表兄弟大惊失色。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声说：
“什么？天哪！真该死，那人居然是耶稣会会士？”
“您猜到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一板一眼地说。
“我有生以来从未……谁会想到这个！正因为如此，您才给他戴上神父的头衔？”
“这不过是为了礼貌起见夸张一下罢了，”塞塔姆布里尼回答。“其实纳夫塔并不是神父。由于患病，他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不过他的修士见习期已满，已宣过第一次誓。疾病迫使他中断神学的研究。后来他又在僧侣团一类的机构担任过几年领导职务，也就是说，他曾是青年学生们的监护人、导师和教师。这正好适合他那诲人不倦的口味。这里他可继续干他的本行，在腓特烈大帝学院里教授拉丁文。他上山已有五年了。他是否能离开这块地方，何时才能离开，他自己也吃不准。可是他是僧侣团的一员，哪怕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什么也不缺少。我告诉您：就他个人来说他是贫困的，也就是说没有财产。当然，这是僧侣团的章程。可是它拥有数不尽的财产，您看得出来，它对自己的会员关怀备至。”
“雷打电劈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喃喃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事！一个耶稣会会士，真是这样！……不过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既然那个机构对他如此厚待，那他干吗还要住在……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想说您住宅的坏话，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住在卢加契克那儿挺美的，那么幽静，又特别舒适。我的意思是：既然纳夫塔的底子那么肥厚——恕我用一个俗气的字眼来形容，那他为什么不另租一所有体面的楼梯和宽敞的房间更加神气的豪华住宅？这个人简直有点儿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定。他住在那个小窝里，全部都用丝绸……”
塞塔姆布里尼耸耸肩膀。
“他必定熟谙人情世故，富有鉴赏能力，”他说。“他注定是这号人物。我假定他住在寒酸的房间里，是借此让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良心安静一些，并且凭他那种居住方式来补赎自己。慎重在其间也起着作用。魔鬼在暗地里如何煞费苦心地照顾他的自家人，这是不用向世人宣传的。他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不惹人注目，背后却享尽他做神父的口味，尽是丝呀绸的……”
“妙极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承认，您的话在我听来极其新奇，而且激动人心。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让我们结识了这个人，我们确实十分感激您。我们还想经常前去访问他，您相信我的话吗？这是毫无疑问的。跟他接触后，人们的眼界出乎意料地扩大了，并使人们得以深刻认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会存在的世界。一个地地道道的耶稣会会士！当我说‘地地道道’这个字眼时，我头脑中想到什么词目，它就自然而然地涌出，连我自己也不曾注意到。我问：‘他是地地道道的吗？’我清楚地知道，对一个魔鬼在后面撑腰的人来说，您认为压根儿谈不上什么地地道道。可是我提出的问题却是：作为一个耶稣会会士，他是否地地道道——我头脑里盘桓的就是这个。他对现代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宗教式的热忱曾发表过一些见解，还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手不该沾上鲜血——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之是一些见解嘛。我对这方面不想再说什么，可是您那手持市民长矛的祖父，相形之下却是一头纯洁的小羊了，请原谅我竟用这样的话来比喻。纳夫塔的见解行得通吗？他的上级同意吗？这种见解是否同罗马教会的训诫符合，而据我所知，全世界的僧侣团对此却在玩弄阴谋诡计？难道这不是异端邪说的，偏离正道的，谬误的吗？我该用什么字眼才好呢？我对纳夫塔的看法就是如此，现在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
“很简单。当然啦，纳夫塔先生首先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一个彻头彻尾的会士。不过其次，他也是一个有学识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同他结交了——正因为如此，他在努力追求新的推论，新的适应方式，新的关系，以及与时代相符合的种种变革。您看得出来，他的理论连我也为之惊诧不已。过去，他在我面前一向没有表白得那么透彻。我利用他在你们面前显然会表现出激动这一点，故意挑逗他，让他或多或少能把心底里的话抖出来。这话听起来真是滑稽可笑，令人毛骨悚然……”
“不错，一点也不错。不过后来他为什么不当神父？他的年龄大概已经够格了。”
“我已经对您说过，是疾病暂时不能让他当上这个职务。”
“好。可是您是否认为：如果他首先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其次才是有学识的人，满肚子都是推论——那么第二个附加的特质同他的疾病有没有关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想说，他有一个浸润病灶，这叫他无法当上神父。可是他的推论也妨碍他成为神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推论和浸润病灶是息息相关的。他也是另一种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呀，一个joli jésuite[85]，带有一个petite tache humidle。[86]”
他们走到疗养院。他们在分手前还在疗养院前面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三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儿。有几个病人这时正在门廊边蹓跶，他们注意地看着三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只听得塞塔姆布里尼说：
“我的年轻朋友们，我得重复一遍：我警告你们。你们既然跟他相识了，我也无法阻挡你们来往，要是好奇心驱使你们这样做的话。可要把你们的心灵和精神武装起来，对他要有戒心；你们万万不可失去抵御他的能力，对他要持批判态度。我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人的特征：他是一个淫荡之徒。”
这对表兄弟的脸色陡然变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接着问道：
“一个……什么？恕我直言，他毕竟是一个会友呀。就我所知，会友要宣过什么誓的，此外，他又那么虚弱，瘦削……”
“您在说蠢话，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回驳他。“这跟身体瘦弱毫无关系。至于宣誓嘛，其中可有些保留。不过我指的是更加广泛的、更加精神上的涵义，此刻我假定您对此是理解的。您也许还记得，有一天我曾到您的房间里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很久——当时您被疗养院接纳，卧床三月的期限正好结束……”
“当然记得！那时您在昏暗中走进来，把灯开亮，我觉得一切历历如在眼前……”
“嗯。当时我们谈天说地，像以前经常欢天喜地谈的那样，那会儿触及的是更高的主题。我记得，我们谈起死亡和生命，谈起死的庄严性，只要它是生命的条件和附属品；还谈起了一旦心灵令人厌恶地作为一种独立的原则而游离出来，它会堕入滑稽可笑的境地。年轻的人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继续说，一面走近这两个年轻人，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对着他们弯成叉形，仿佛要他们聚精会神，而右手的食指也高高翘起向他们提出警告……“你们要牢牢记住：精神是绝对的，它的意志是自由的，它决定了伦理世界。如果它以二元论的形式与死亡分离，那么死亡通过这个精神的意志实际上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您要懂得我的意思：我指的是一种与生命对立的力量，与生命敌对的原理，一种巨大的诱惑，它的王国就是淫荡。您问我为什么是淫荡？我可以回答您：因为它释出、释放，因为它就是释放。不过不是从邪恶中释放出来，而是邪恶的释出。它使礼仪和道德松弛，它使人们不恪守纪律，不受到约束，使人们纵情淫乐。如果我向你们提出警告，要你们提防这个我不乐意地介绍同你们相识的人，如果我要求你们同这人交往和谈话时应怀有三倍的戒心，对他处处持批判的态度，那都是因为他的所有思想都属于淫荡的范畴，都是在死亡的庇护之下——死亡是一种极其放荡的力量，我那时已对您说过，工程师。我对自己说过的话总记得很清楚。凡是我有机会发表过的一些精辟的言论，我一直牢记在心。我得说，这是一种同文明、进步、劳动与生命敌对的力量，一个教育者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护青年人，使其灵魂不致受到这种恶魔般的气息的毒害。”
谁的话都没有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那么精彩、那么清晰和那么头头是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齐姆森对他的那一席话表示衷心的感激，然后同他告别，登上山庄疗养院的门廊，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则又回到纳夫塔那间到处是丝绸的小室的楼上，坐到那张人文主义的写字桌前。
这是表兄弟俩第一次访问纳夫塔，其中经过我们已在这里详加叙述。以后他们又访问了两三次，有一次甚至未经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陪同。这几次访问也为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提供了思考的素材，当时他的心灵的眼睛前浮现出名为Homo Dei崇高的图像，身子则坐在蓝花遍野的幽僻所在，“省察”自己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