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价值代言人官方有英模，民间有偶像
10年前，新课改开始实施，包括赖宁在内的一批英雄相继淡出；21世纪新出台的中小学生守则，也删去了“见义勇为”等条目，上海市教委坦言，“孩子首先要学会的是自我保护，然后才是机智救人”。如今的孩子已经很难想象，1988年因救山火而牺牲的赖宁，曾是闻名全国的“英雄少年”。
1950年，毛泽东称赞英雄模范“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基于此风，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榜样呈一元化，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色调：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时传祥……
八十年代的官方价值体系中，彭加木、曹义兰等无私奉献的“高、大、全”道德英雄依然被大力推崇。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被选为典型，知识分子被重新正名。4年后，国际水稻研究所学术会首次公认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时间，更多高精尖行业人才被推举到政府宣传的前沿阵地：航天工程师罗健夫、两弹元勋邓稼先……1979年，中央政府明确对“劳模”和“先进”做了理论概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各行各业的先锋代表开始为八十年代所推崇：纺织女工祁如琴、发明“双索门机抓斗”的包起帆、推出首个汉字键盘输入系列软件的王永民等。
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出英雄模范典型，先后经它之手被推出的全国英模有：20世纪50年代的邱少云、黄继光、郝建秀、向秀丽，60年代的王崇伦、邢燕子、雷锋……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却除了张海迪与“潘晓”之外，再未推出过有影响力的人，杂志社社长彭波回应：“我们一直在推，只是时代不一样了，典型的影响力也不一样了。”进入八十年代后，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全民膜拜英模的盛况一去不返，英模们不得不面对诸多争议与质疑。
“高、大、全”的英模观动摇之后，国人开始寻找新的价值支撑。1982年一个炎热的夏天，第四军医大的学生张华，为救一名跌入粪池的掏粪老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随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大学生牺牲自己救回掏粪老农，值不值得？
另一位引人深思的楷模是杜芸芸，这位丝绸印染厂的普通女工，将养父母留下的10万元遗产上交给了国库，理由是“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非议与质疑接踵而至，有人骂她傻，有人认为她想出名，还有人怀疑她怕拿到这笔横财会不太平……这场关于金钱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被后人视为中国人的财富观脱去道德枷锁的开端。
至此，八十年代的英模逐渐褪去过多的道德色彩与政治烙印。青年棋手聂卫平被称为“棋圣”。中国女排成为一座丰碑。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一人获得3金2银1铜，中国体操被指进入了“李宁时代”。
官方有英模，民间有偶像。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金庸、三毛、琼瑶等港台作家也在大陆收获了大批追随者。1989年，由《中国青年》发起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红高粱》导演张艺谋、神枪手向小平、青年“棋圣”聂卫平、电影明星潘虹和中国泳坛“五朵金花”之一的杨文意，占去了榜单的半壁江山。
（文/孙雅兰）
对话
张海迪：我的少女时代，没有偶像只有榜样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张海迪说，那时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而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我的少女时代，不知道偶像这个词，只有榜样的说法。她说：“八十年代，我的床头挂着一幅素描，是我自己画的居里夫人的肖像，她就是我的榜样。后来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时，我依然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为榜样。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榜样，我们需要很多好人——无私奉献、忠于事业、勤劳诚实，希望他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一个有优良道德风尚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而今天的偶像大部分都是影视明星和歌星，经过各种炒作，这种偶像助长了一些人浮躁的心态和盲目崇拜的风气，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采访完毕，海迪特别嘱咐“千万不要给我冠以什么名，我只是一个普通作家”。
《新周刊》：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你人生的黄金时代，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张海迪：应该说，八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黄金时代，那时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热情，很多人都在发奋地学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处都有背着书包的青年男女，书店、图书馆和各种夜校总是挤满了人。那时候，青年们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今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成为各方面的重要人才。我想说——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新周刊》：你对八十年代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
张海迪：1985年，我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星海牌钢琴，一连好几个月，只要有时间我就坐在钢琴旁，每当触摸琴键，我就觉得像在梦里。我的少女时代，大多数孩子家里都没有钢琴，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家里有钢琴，结果她就被叫作资本家的女儿，在干部子女中就显得很自卑。那一年我有了钢琴，忽然感到进入了新时代，一切真的都变了，我们小时候憧憬的美好生活正在到来。
《新周刊》：八十年代之后你主要在做什么？对这样的状态满意吗？
张海迪：我从1983年开始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现在山东省作家协会工作。目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我对这样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但对创作状态不满意，因为病痛给我很多限制，它总是让我不能流畅地表达思绪。尽管如此，我也依然要坚持，我的一生注定是为挣脱困境而奋斗的。
《新周刊》：你最满意自己哪一部作品？
张海迪：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不满意，因为创作总会留下遗憾，于是我习惯把新的理想寄托于下一部作品。但是我对长篇小说《绝顶》看得重一些，因为这是完全脱离了我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文学想象，写作难度很大。这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还有《生命的追问》也已经再版十多次了。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是我最大的快乐。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走红的少年作家？
张海迪：少年时期总会对事物和人充满认知的激情，用文字表达是一种精神需求和舒展情怀的方式。爱写作的孩子必定是有才情的，中国古代作得美文的少年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的少年才聪明绝顶，只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现写作少年，而他们一直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许用成人的眼睛看来，他们作品有的过于成熟过于老辣甚至桀骜不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在成长，作品是他们成长的印记。这种创作激情很可贵，而这很可能是今天的成人作家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东西。总有一天孩子将不再是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把对生活对写作的激情保留到永远！
（采访/何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