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精神”与“强国梦”
“举国体制”反思录
带着向世界展现后“文革”中国新面貌的愿景，体育的“举国体制”被执行得更彻底了，从国家队到地方体校，上上下下达成共识：体育就是要拿金牌。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很多困难，在精神上需要鼓舞，女排的崛起恰恰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1年的女排世界杯，以袁伟民为主教练，以郎平、张蓉芳、孙晋芳为主力的中国女排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团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中国体育在传统弱项“三大球”上实现了突破。
当年，电视还没有普及，更多人是围在收音机前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赛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把这一体育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女排精神”成了“文革”后中国人的强心剂。
此后5年，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大赛事上从未失手，取得了“五连冠”，女排姑娘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胜利女神”。整个八十年代，“女排精神”和张海迪、赖宁一样，成为扎根于国人心中的精神符号，并由此带来一场排球热。当时，排球成为学校、工厂和老百姓的首选体育运动，各种排球比赛开展得如火如荼，省市体校里报名学排球的小运动员排成长队。
当时另一位被神化了的运动员是“体操王子”李宁。在1982年的第六届世界杯体操锦标赛上，他一人独得6枚金牌，捕获了不少姑娘的芳心。聂卫平也是八十年代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在1985年、1986年连续两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一人力挽狂澜，连胜多位日本顶尖棋手。此后把孩子送去学围棋，打败日本人成了不少父母的新目标。
高潮出现在1984年，在那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15金8银9铜的成绩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四。这届奥运会之后，全中国陷入疯狂，跻身体育强国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
体育输赢成了政治。老干部不看中国足球，但一听输球了，马上会对着电视机来一番思想教育；女排大阪夺冠那一晚，人们拥向广场，大学生用扫帚当火把，一边唱歌一边流泪；运动员输掉哪怕一个冠军，就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吊麻绳、臭鞋垫、大字报等。
1985年，中国足球队负于弱旅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把中国球迷冲击世界杯的梦想摔得粉碎，愤怒的北京球迷冲出工人体育场，沿街砸店铺、毁汽车，上演了中国足球史上著名的“5·19事件”。两年后，在汉城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上，中国队客场2:0战胜日本队，正值“两会”，这一利好消息又把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捧上了天。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伤透了他们的心：中国女排痛失金牌；“体操王子”李宁5次重大失误黯然离场；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许海峰无缘决赛；“国球”派出江嘉良、陈龙灿和许增才三员大将，均在预赛阶段被扫地出门，中国乒乓球队遭遇20年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还沉浸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喜悦中的中国足球，以全负战绩败走麦城。中国最终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十一位，健力宝为奥运冠军准备的20个黄金易拉罐只送出5个。中国体育在汉城遭遇滑铁卢，不少中国人从萦绕于整个八十年代的“强国梦”中惊醒。
1988年4月，作家赵瑜的《强国梦》赶在汉城奥运会之前出版，给亢奋的中国泼了一盆冷水。赵瑜分析，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成绩被夸大了，因为意识形态等政治原因，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算是占了便宜。赵瑜大胆预测，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不过四五块。
此言论一出，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惊出一身冷汗，领导层和舆论也有不少对赵瑜的批判。这些批评在汉城奥运会后全部沉默了：5块金牌的成绩印证了赵瑜的分析。《解放军日报》由此发表评论，“现在需要把《强国梦》从废纸篓里捡回来了”。
《强国梦》受追捧的根本原因是，它对中国的“举国体制”提出了冷静的批判和质疑。“竞技体育和全民运动是两码事，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对体育的定义是畸形的”，赵瑜说，促使他写《强国梦》的直接原因是一件小事。有一次，女排又赢球了，第二天他去白求恩医院找朋友，一进医院，走廊里外都是病人，开着拖拉机和坐着毛驴车的农民排成长队，这和女排夺冠时的全民疯狂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体育改革那么多年，只抓竞技体育，老百姓的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你谈什么‘强国梦’，自称什么‘体育大国’? ”
“举国体制”让中国体育风光一时，但风光背后，牺牲的是全民参与体育的机会和条件，以及运动员享受教育和人身自由的权利。赵瑜说，八十年代，国家在体育上投入巨大，但这丝毫没有惠及普通老百姓。运动员从小被关在体校和国家队里封闭训练，牺牲了受教育的自由，甚至没有恋爱自由。个别运动员有机会走上仕途，但成千上万普通运动员因为缺乏必要的生活技能和文化知识，退役之后找不到出路，生活陷入困境。“金牌是国家穿在身上的花衣裳，可以遮百丑”，赵瑜觉得，中国体育存在的巨大隐患被金牌遮掩了，这种体制上的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除了奥运金牌总数外，中国从任何角度评估，都是不折不扣的体育弱国。
（文/宋诗婷）
对话
聂卫平：本来很普通，但被宣传成什么什么了
在中国棋院旁边的围棋道场里，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绝于耳，聂卫平身处其中，面带微笑，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和智者，一位凡人。他在阅读时已需要摘下近视眼镜。20年前，在这副招牌式的眼镜中，漫画家在其中添加了一黑一白两颗棋子，从而勾勒出一副聂卫平最典型的形象，他也以围棋智慧赢得了精神偶像的地位。
时至今日，经历过八十年代的青年依然在家中珍藏有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棋谱。1985年，聂卫平在首届中日擂台赛中以弱胜强，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使他成为与中国女排、李宁等体坛精英并列的符号性人物。在随后的三届擂台赛中，聂卫平依然所向披靡，因此在1988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
《新周刊》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你在这二十多年中经历了哪些人生变化？哪些方面没变？
聂卫平：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从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变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现在，我还在下围棋，参加比赛和教学。争胜负的东西我都喜欢，我爱好桥牌和足球。
《新周刊》：从起步、巅峰到现在，哪一次的人生转折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聂卫平：没有。你们媒体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我是很自然地度过了这二十多年。
《新周刊》：你现在的状态是在预料之中了？
聂卫平：那当然不是。不过人总要顺其自然，像水流一样，遇到顺势而下的时候，就一泻千里；遇到阻碍过不去的时候，就绕一下，在绕过去和一泻千里之间就是人生中的分歧点。这二十多年来，我经历过一泻千里的时候，也有绕道而行的时候。但我的目标肯定是向前走的，而不会往后退。
《新周刊》：这跟争胜负的性格是否有些矛盾？
聂卫平：这互不影响。遇到阻碍时，实在不行了再绕一下，一般情况下都要争到底的。
《新周刊》：对你来说，八十年代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人和事吗？
聂卫平：有很多，比如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接触很多，他是一个很好的长者，非常优秀的共产党人。从体育界来说，还有中国女排和中国男排。1981年，中国男排在落后很多的情况下赢了韩国男排，“振兴中华”就是从那时的男排比赛中喊出来的；后来又有了中国女排的五连冠。
《新周刊》：你因为围棋下得好而成为“民族英雄”，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聂卫平：今天的比赛跟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时，由于宣传，比赛带有政治色彩，附加的东西超过了围棋本身。现在，围棋就是围棋，一项陶冶性情的活动。
《新周刊》：从比赛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围棋水平各有什么变化，三国格局又有何变化？
聂卫平：二十几年来，三国鼎立的大格局没有变化。从几百年的围棋文化传统来看，日本的底蕴最厚，职业棋手的数量基本是中、韩两国的总和。从顶尖棋手来说，韩国选手的成绩最好。可以这么说，整体实力日本好，顶尖实力韩国好，中间这一层的实力，中国好。
《新周刊》：下围棋时你需要长考，那么在生活和工作中你有哪些长考？
聂卫平：在工作中长考不多，在生活中虽然有长考，但不应该有长考，应该快一点儿考虑。长考这个东西，是特别难办的时候才需要。工作中我觉得应该大胆果断，没有像围棋中那么难办的时候。在生活中，我现在的状态很好，也不需要长考。
《新周刊》：你是如何看待八十年代的？
聂卫平：八十年代是中国腾飞的准备阶段，各项秩序和工作都走上了正规。当时我感觉全国人民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工作非常努力，整个社会的气氛非常好。那时候中国粉碎了“四人帮”，刚刚改革开放，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中国进步得非常快。
《新周刊》：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巨变你又有何感触？
聂卫平：这二十多年我都看着呢。我觉得能有后来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这样的进步，跟八十年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后来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基础，这是中国重要的10年。
《新周刊》：在八十年代，你获得了“棋圣”的称号，你当时如何看待自己对社会的影响？
聂卫平：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激励下、在大家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自己的一点点成绩。本来也很普通，但被很多人宣传成什么什么了。
（采访/王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