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乡村高考
天还没有亮，可怕的哨声就响了起来，生产队里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了。
1980年夏天，我参加完高考，要参加“双抢”（抢收抢种）。吃完早饭（基本是红薯稀饭）后，我跟父亲说，要与同学一道去学校看高考成绩。
学校离我家十多里地，位于独秀山西边，陈独秀先生就是以此山取名，学校叫秀山中学，别名黄泥巴墩中学，那时候真个是百废待兴，学校破得连窗户都没有玻璃，但就是这样一所外表破败不堪的学校，1979年考得安徽省录取率第一名，上级教育部门还奖励了一台电视机，这可能是当地第一台电视机（记得电视里正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学校因此声名远扬，到了1979年下半年，就有市县领导或关系人家子弟，纷纷插班到秀中来学习。
1980年，全国仍然是两年制高中。高一时，我的自信主要来自作文，邻班语文老师会把我的作文借去当范文让同学朗读，而我的不自信来自班上几个数学天才，许多难题我连门也摸不着，他们却有多把钥匙握在手上。记得其中一位江同学，现在就是北京某大学数学教授，还有在重点大学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我想与这些人在一起竞争，没有乐趣。直到我发现这世界上还有文科可以参加高考时，真是喜出望外。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遇到了刘校长，我说我想上文科班。校长犹疑了一下，他说，理科是我们学校强项，当然你如果真想上，找齐15个人，我专门给你们开文科班。
记不得我拉了多少同学去报名文科，下学年文科班真的开起来了，最后有近二十位同学，一多半是1979年没有考取的本校生，加上县城里来的插班生。我最感念的当然是这位刘校长，我的一个请求，他就通过学校会议做出了开班决定，在当时新开一个文科班，相当不易，这需要专门的教室、师资等。
当时语文与数学老师都比较强，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落到农村，平反后转入学校。我初中时的数学教师就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这些优秀教师群体是怀宁升学率居高不下的师资保障。但我们的地理与历史教师，真令人无语。姚老师是大好人，教体育的，抽调过来教地理，头天晚上他自学，有时弄不明白的，第二天上课时与大家讨论。历史蒋老师，没有人能听清他在讲历史还是讲英语，他当年是《解放日报》随军记者，右派平反后落下一身病，他上课板书时，我们总担心他手中的粉笔会掉落下来。政治陈老师呢，偶尔还会回家务农，照顾老婆孩子，再回过头来给我们划重点：这些可能会考的，大家一定要记牢，信不信是一回事，考试回答准确是另一回事，背政治课重点是当时最大的人道灾难。
到县城参加高考，要提前一天住进县师范学生集体宿舍，估计有三五十人住在一起，上下铺。同学说，师范生最好，师范师范，吃饭不要钱。这对我有极大诱惑，当年我考上大学，手捧发来的饭菜票买来的饭菜，就百感交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共产主义，考上大学就实现了这一切梦想，这是后话。
生活物资的匮乏，不仅仅造成自卑与怯懦，严重的甚至会形成伤害。直到1980年，有人到校园里卖冰棒，有同学居然把快化成水的冰棍送一根让我品尝，记忆中应该是第一次知道冰棍的味道，当时能吃上一根油条或几只馒头，算是开了一次大荤。记得一位刘同学坐在座位上吃三只白面馒头，边吃边对我说，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一日三餐都吃馒头。
当时的菜价并不贵，素菜之类也就二三分钱一份，小蒸肉一角五，米粉肉二角，但大多数同学都不能买这样的菜吃。到了毕业班之时，也只是偶尔补充一些营养，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一回校时，都会带上两三瓶咸菜，腌制的豇豆、白菜、大蒜、辣椒等等，写到这些咸菜，现在会流口水，但如果天天吃月月吃，对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有一次吃着吃着，居然吃到白色的小蛆，一般人会有恶心感，但我没有，我觉得它应该没毒，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许多有钱人，把猪肉买回家，让上面长满小肉蛆，说炒吃那个最营养美味。
这就是高考集中营，将来一切的命运都要在这里决出结果，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下的赌注，考取大学就成为“国家人”，考不取大学就永远是“家里人”。
这样的高考集中营里有没有快乐的回忆呢？当然也有。一位同学在睡梦中从一人高的架子床上掉下来，居然继续睡到天明，我们后来喊他“自由落体”；一位同学半夜尿急，对着窗外直接排放，正好喷到了查夜的刘校长头上。最有趣的经历是文科班男生们傍晚在校外松树林中集体裸奔，夏日凉风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种奇妙的感受，如不去亲历亲为，无法体会。
考前还有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正在自习，教数学的刘老师突然从门外探进脑袋来，对着我们大笑着喊道：孩子们，高考多么快乐啊！说过就走了。我们一愣，接着是一阵大笑。
考完之后几次去学校、去黄泥墩汽车站等考分，都没有等来，父亲都有点儿不耐烦了。有一天，考分下来了，在刘校长办公室，一张方寸小纸条上，印着我的名字。考分我不满意，但却在第一批录取线上。上课坐在我前面、考试坐在我后面的一位陈同学，是复读生，家境非常贫寒，他的成绩离最低分数线还差一分，听说他后来又复读了两三年，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去学了木匠。
（文/吴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