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速度叫深圳，有一种环境叫蛇口

深圳，今年34岁，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本。

蛇口，这座深圳南头半岛延伸出来的工业区，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占地面积仅2.14平方公里。这也是香港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在这里，曾经诞生一种“蛇口模式”，引发一场“蛇口风波”。

 

2013年4月23日的下午，30多位“蛇口老人”围坐在蛇口网谷企业家俱乐部，当他们翻过一张张老照片，回想起往事时，不少人流下热泪。

这是一场特意向迎来96周岁生日的袁庚老人致敬的沙龙。袁庚，改革先锋，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人，被誉为“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正是这位“蛇口之父”，直接促成和主导了“蛇口奇迹”的诞生。

1979年年初，凭借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契机，刚到招商局不久的袁庚便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在1978年10月9日上报给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区的构想。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蛇口工业区，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实验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并组织实施。用袁庚的话说，蛇口是“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经济因素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

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空想到行动，前后仅三个月，这一决策过程之简捷和快速，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内实属罕见。此后的八十年代，蛇口的高速发展一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深圳速度”成为那个时代人们难忘的记忆。

1984年，蛇口组建了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蛇口区管理局。管理局虽隶属于深圳市，但其主要领导由工业区产生，并得到一些市级政府拥有的权力，有相当的自治权。在这里，袁庚们后来还进行了与发展经济相配套的民主试验——实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的民主选举，实行干部一年一聘。在那几年，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1984年2月24日，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随即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口号，也成为八十年代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而在此之前，被人说成是“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的袁庚，硬是顶住了来自各方“路线”、“主义”的诘责。

在人们后来的总结中，“大企业自筹资金、成片开发、独立经营管理工业区”的形式被称为“蛇口模式”。1988年8月14日、16日，国务院主要领导视察蛇口工业区，同意把蛇口经验称为“蛇口模式”。

 

经济发展与观念进步，往往互为因果。1988年1月13日，蛇口工业区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并不太“正式”的座谈会，事后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讨论的实质甚至触及意识形态改革层面。这场座谈会后来被媒体称为“蛇口风波”。

当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淘金者是否与创业者对立”、“个体户办公益事业是否应当自愿”、“怎样看待中国的落后表现”、“怎样对祖国表达情感”等四个方面。

争论的导火索来自一位专家关于“淘金者”的说法。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是否对国家有贡献，重要的不在于主观的思想动机，而要看客观行为；在守法的前提下，“淘金者”既是为自己赚钱，也是为社会出力的建设者。这些当年蛇口青年所持的观点，如今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却引起激烈的争锋。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给人形成该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蛇口青年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

此时，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此后，国内外媒体对这一事件争相报道和评论，媒体大多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有的报刊甚至提出，“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文/郭小为）

蛇口实验
在这里，中国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很多年轻人在八十年代初参与了蛇口建设，陈难先和余昌民就是其中两位。在他们的回忆里，蛇口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梦，有过自由、平等、真诚和理想，但一切都随着时代浪潮的推进改变了。

1980年1月25日，站在蛇口的蓝色海湾前，时任交通部科技司司长高原对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感叹：“这个地方好！可是，有钱、有地，就是没人。”袁庚无奈地说：“我们办工业区，向外招商，若没有一批熟悉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制度的经理层人才，人家怎会前来设厂呢？”

袁庚说动国家领导人及中央组织部支持，亲自到全国各名牌大学招聘“大大小小的冒险家”到蛇口来创业。陈难先算是其中的一位“冒险家”。出身地主家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有机会创办四所深圳市重点学校，而且还入了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去了蛇口。

因出身地主家庭被讥讽为“狗崽子”的陈难先，一直觉得自己“没前途”。好在他凭借成绩考上了北大。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文系的陈难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书，时任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务长的大舅子韩邦凯，给他来电话，说培训中心二期培训班需要一位英语老师，工资是一百六，比他现在多了九十九块五。彼时家庭经济压力过重的陈难先，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陈难先对蛇口并不陌生。在韩邦凯时不时寄来的信里，他能感受到那片土地跟内地的不一样。首先，这里的物质环境很简陋，到处黄土朝天，有简易房，野外挖个坑再加两块木板就算厕所。其次，这里有开放世界的激情：四个香港电视台播放着一部部“人性化又轻松”的电影，撩拨着看腻革命电影的陈难先。

但在他心底，跟每个月多拿九十九块五比起来，蛇口最让他向往的只有一点——没有阶级斗争，有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这里的管理理念是尊重知识。领导对年轻人才很重视，经常在培训班上组织年轻人讨论各种思潮，热闹得很。”30年过去了，陈难先清晰地记得韩邦凯描述的美妙画卷。

蛇口没让他失望。38岁的陈难先准备在蛇口工业区当英语老师。当时的蛇口就像个大工地，生活物资都在国家计划外，连食物都要进口，餐餐只有出口转内销的鸡翅。教育建设更是迫不及待，领导找到在黑龙江中学教过10年书的陈难先当校长。想起多年受到的排挤，陈难先诚惶诚恐，但还是干开了，1983年，育才学校宣告成立。学校仅有一栋三层教学楼，460名学生，15个小学和初中教室。“只要是蛇口工业区员工子女提出读书申请，学校都会接受。”他回忆起，当时工业区一位老顾问的孙子要来读书，被他拒绝了。“资源有限，学校只收员工子女。”

出乎意料的是，陈难先还入党了。之前，陈难先去内地招聘老师时没有资格看人档案，每次出差，都要配上个党员专门审资料。党委书记找到他的领导：“让陈校长入党吧。只要他愿意。”

八十年代的蛇口工业区，跳出当时体制内使用人才的出身论，陈难先不再受命运摆布，他开始能按个人意志去奋斗。“在那样一个年代，只要有人信任你，给你工作，你恨不得把全部的才华和能力都掏出来干。”

八十年代的蛇口工业区被称为“改革的试管”。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都是从蛇口开始的。

一切崭新，却也带着可能失败的危险。有一些内地来的新人谨慎地保留着原籍户口。但也有一些人，放弃了体制内的安稳前途，彻底把自己抛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余昌民便是其中一员。

1979年，余昌民考上清华经管系研究生，随即被派往日本研修现代化企业管理，他是按留校任教的模式被培养的。从日本回来的余昌民，想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情”，经济体制改革最前沿的蛇口工业区让他心动不已。他设想他可以在这里进行塑造国企员工敬业精神的实验，“在日本，员工们自觉加班，科长都很少在家吃晚饭。春假暑假，班组长都会提早两天到岗做准备工作”。

他去拜访袁庚，两人谈美国、谈日本，琢磨如何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余昌民决意投身蛇口。1983年7月，余昌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同来到蛇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20世纪90年代任总经理助理，成了袁庚的左膀右臂。

早年的蛇口人和政清，如袁庚所追求的，人们的自信加强，能力大幅提升。余昌民修订的一篇《研究室公约》反映了蛇口当时的氛围，后来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在全国不胫而走：“我们都是自己的主人，理解自己担负的职责，勇敢地对工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为自己的坦诚自豪，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尊重他人和享受他人的尊重，庆幸地省去许多耗费生命的烦恼……”日后好几个蛇口人都说，他们是读到了《研究室公约》，才选择投奔蛇口的。

1984年，蛇口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蛇口模式”下，很多政商管理的理念与实践至今仍有价值：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事实上，蛇口工业区并非只是一场经济改革，它还进行了一场政治民主的实验。袁庚在蛇口首先向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刀。1987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进行了董事会的民主选举，一系列董事答辩会上，人们会提前占位，现场气氛热烈，有一次下面有人提问候选人：你弟弟是包工头，你们之间会不会有猫腻？袁庚的一句话让余昌民印象深刻：“民主选举，就不会有某位京官或者太子到蛇口为所欲为的可能。”

袁庚大力提倡在报纸上实施舆论监督，为蛇口“以民主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打下了思想基础。八十年代末在《蛇口通讯报》做记者的谭子青感慨：“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份这样敢说话的报纸。”《蛇口通讯报》曾举办以“寻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汉”为题的“新闻沙龙”，不论有无官衔，一律平等，畅所欲言，来一个“男子汉聚会”。“只要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反对宪法，什么话都可以说，绝不以言治罪。”

蛇口的黄金八十年代像是一场美妙的旧梦，余昌民、陈难先们回顾的表情带着迷离和忧伤。对他们而言，梦醒时分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成了民主实验的尾声。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一夜之间，“蛇口精神死亡”论四起。

在余昌民看来，若要实施比较健全的选举，规范、周密、宣传、组织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普及民主选举的知识，提高选民意识。1993年的那场选举，他看到了现实中的弊病：产权关系不清，标准不明，党政工团一起比赛知名度，参与群众营营于自身利益……他有点儿心灰意冷了。

1994年，余昌民总经理助理工作任满，他请缨管理蛇口文化，却深感失望。他在博客写道，“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1998年，他辞去了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现已退休。

陈难先对变化中的蛇口也格外失望：“官僚化重新显现，不再是以才干论人。”此时，命运的吊诡本质显露无遗：蛇口希望在体制外另造一套东西，却以失败告终，它再次回到了体制内。这趟历史的颠簸，让身处其中的人受到伤害。

“你知道现实有多么无情吗？2002年，在曾经创立社会保险制度、早于深圳市社会保险近十年的蛇口，大家的退休金一概享受企业待遇，标准竟远低于深圳市同类人员。这就是改革者的宿命吗？” 余昌民唏嘘。陈难先也是受到伤害的其中一员。2000年9月，育才学校移交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按体制内的编制政策，陈难先作为重点中学校长退休，本应是相当于副高的退休待遇。但是，“一切归零，永远停在了1982年的副科级”。

“回归企业”之后，蛇口工业区正在被打造成服务于招商局核心产业的优秀“社区”。蛇口精神还剩下什么呢？这些老人常常思考。余昌民的答案是：“蛇口也许压根儿就是一场梦，但是毕竟，从蛇口这里，中国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陈难先试图将蛇口的精神坚持下去。这些年他当深圳市和南山区的人大代表，只提环保的议案。前几年，他带着市民到香港反对在元朗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他们成功了。他遗憾的是，这次的抗议是月亮湾社区的市民发起的，蛇口人只有他一个。

（文/钟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