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会中枢
——吉米·卡特和1977年至1978年期间的民主党
十五年前，他们告诉商人，政治是肮脏的，你们不应该搅和进来。而现在，商人们知道，如果你想拥有话语权，你就必须得跳到坑里去。
——阿尔伯特·亚伯拉罕
（政治说客，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1]）
工商界崭新的游说武器，通过几乎深入到每位国会议员家庭私人区域的诸多草根组织，将华盛顿各个新政治联盟的力量一举整合了起来。
——《商业周刊》
（1978年5月）
1978年，这是被大部分政治评论家遗忘或忽视的一年，然而，那一年的第九十五届国会立法会议，却是我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关键的一次会议。
政治权力向亲商政策转移，投其所好，这一趋势并非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罗纳德·里根和共和党人，而是开始于更早些时候——吉米·卡特任期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民主党人掌控的国会里。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吉米·卡特于1976年来到华盛顿，并提出了一个帮助中产阶级的改革议程。但是，作为尚处于自己第一届任期内的佐治亚州州长，他对华盛顿权力游戏的激烈混战毫无准备。不过，卡特倒也正好面临着这样一个尚未浮出水面的新状况：受鲍威尔备忘录鼓励而全新组织起来的企业军团，已经准备好要打一场硬仗了。
正如托马斯·埃兹尔在《不平等的新政治》中写到的那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反工商国会摇身一变，成为了七十年代末的亲工商国会。
《时代》杂志也评论道：1978年时，阻止卡特和他那自由派议程的决定性力量，恰恰是“代表特殊利益的政治说客们的影响力，增长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也正是部分由于这一影响，导致国会本身变得越来越尾大不掉，难于管理”。
1号目标：拉尔夫·纳德[2]
专注于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活动家拉尔夫·纳德是感受到工商界总动员对政治界现状发起有力新挑战的第一人。在好几年时间里，纳德的主要志向，以及消费者权益运动的首要目标，都是让国会创建出一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使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们在联邦的官僚主义麾下得到一位配套的帮手，并将所有亲消费者的规则统筹到同一个地方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曾经就此做出过一些努力，可是，每当一份关于消费者权益保障的法案在某个院里通过时，它就会在另一个院[3]里被拒掉，或者最终被共和党人总统杰拉德·福特一票否决[4]。随着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纳德和其他消费者权益保障倡导者们看到了属于他们的机会。
可是，他们却被新兴的工商界游说者军团给伏击了。使白宫的民主党领袖们和纳德的支持者们措手不及的是，来自企业的势力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游说闪电战，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消费者权益保障运动，当时的白宫发言人蒂普·奥尼尔[5]把这场闪电战描述为“之前从未见过的、最强有力的行动”。奥尼尔说：“我已经在这里二十五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广泛的游说行动。”来自企业的势力控诉说，一个全新的、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将标志着联邦官僚体系的大规模扩张，他们动员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和其他支持者们，让他们用抗议信和抗议电话来淹没国会。
工商界的游说活动十分刁钻，专门针对那些持中立态度的民主党议员——正是这些议员，在1974年“水门事件”丑闻时成功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又于1976年成功攻下了共和党人的传统票仓。恰恰由于他们这些意想不到的成功，令他们在面对1978年的法案投票时感到无比脆弱。工商界狠狠地利用了他们害怕选民反弹的心理来对付他们。于是，当白宫发言人奥尼尔把卡特的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议程推入投票程序时，大部分新当选的民主党议员背叛了党纪，给这一法案投了否决票。
工商界拟定的战略起作用了。白宫和拉尔夫·纳德原本期许的那份轻而易举的成功，在众议院内转变为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的想法就此被埋没，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光里，不再被任何人提起。
2号目标：劳工组织
总统卡特和拉尔夫·纳德第一次彻底亮出手中底牌，便被工商界势力狠狠击败。在这之后，工商界势力已经准备好要进行一次新的力量测试——对付一位在政治上更有条理、也更加强大的冤家，劳工组织。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就一直渴望能够撤销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6]和1959年通过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7]当中那些苛刻的反劳工联盟条款，但却收效甚微，除此之外，他们还打算为工会组织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如今，时隔八年之后，民主党人重新执掌白宫，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们终于在三个优先级别最高的工会事务上，看到了取得胜利的希望：“劳工法改革”，使工会运动能够更容易地被组织起来，从而更有效地遏制工商界筹谋的、那些最具攻击性的反工会活动；“共同纠察”[8]，当某一工会提出申诉时，允许多个工会协助进行共同纠察工地；以及为最低工资标准随通货膨胀自动增长立法，并普遍上调劳工薪酬水平。
在此之前，美国众企业在上述这些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已经习惯于处理工会问题的大型企业，倾向于满足一部分劳工要求，以此来换取自己企业后院的和平安宁。可是，中小型企业和零售商的负面情绪却累积得越来越多，因为工会的手已经伸得太远，力量也变得过于强大了。“太阳带企业”的反工会情绪尤为严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1964年共和党右翼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沃特反对工会的豪言壮语煽动。1976年，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又将这一煽动进一步升级。
随着雇员医保和养老金成本的急剧上涨，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待遇的差距日益增大，甚至连那些习惯于工会的雇主们，也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一些工商界领袖站了出来，呼吁限制工会所拥有的权力。下辖1300个企业成员的美国制造商协会甚至成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无工会状态理事会”，试图以此来摆脱工会在管理层与公司雇员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在1977年，当鲍威尔呼吁出台对抗政策来反对工会组织时，工商界予以了积极响应。
通过猛烈的邮件攻势，工商界的游说者军团终于在众议院干掉了工会联合会有关共同纠察的提案，但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9]却为劳工法改革提案做了更激烈的抗争，终于令提案在众议院以铁板钉钉的257票对163票得以通过。问题出在参议院上——参议院的规则更容易阻挠立法，最后，工商界的政治游说终于在参议院收获了回报。商业圆桌会议的几位大型企业领导人也加入了美国商会和美国制造商协会组织的政治游说战争。
由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10]领导的参议院程序性阻挠议事[11]行为，将劳工法改革提案拖了整整五周。“参议院程序性阻挠议事的存在，实际上给了右翼分子和企业集团难以想象的巨大权力，”总统卡特的劳工部长雷·马歇尔[12]抱怨说，“它的存在造成的结果是——代表约10%人口的参议员，有能力阻止90%美国人民的请愿。”为了争取获得足够的票数，亲工会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些妥协措施，一旦法案通过，他们同意让中小企业享有豁免权，不受该法案约束。然而，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在参议院争取到总计五十八票，相比结束程序性阻挠议事所需的六十票少了两票。最后，劳工法改革提案在没有进入参议院投票环节的情况下宣告死亡——这是工商界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工会的严重挫败。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13]对于工商界强硬反对劳工法改革提案一事，以及他所认为的“卡特统领的白宫在政治上的愚蠢笨拙”感到沮丧，随后宣布辞去自己在卡特内阁的劳工管理咨询委员会[14]职务。“除了少数例外，我相信工商界领袖们如今已经决定要在这个国家发起一场单方向的阶级战争，”弗雷泽宣称，“这是一场针对劳工阶层和失业人士，针对穷人们的战争……甚至还是针对我们社会中大量中产阶级的战争。”
卡特总统多少还是为劳工阶层谋取了一些胜利，其中包括一项很好的职业培训法案，在整个四年任期内，他还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2.30美元逐步增加到了每小时3.35美元。但是，独立的小企业努力进行游说，以阻止工会对最低工资标准在未来根据通货膨胀实现自动增长的呼吁。卡特、马歇尔，以及工会在国会里的盟友们认为，最低工资应该与社会保障被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要么将最低工资作为通货膨胀的一个系数指标，要么将它与国家平均工资标准挂钩。他们认为，如果平均工资上涨，那么最低工资也应该上涨。
工商界的政治说客们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而且，他们也在国会里成功封存了对应的提案。工商界在政治上的成功，又一次造成了重大的长期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国家平均工资标准的46%。到了2006年，在没有任何法律来约束最低工资标准与国家平均工资标准之间比例的情况下，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降到了每小时平均工资标准的31%以下。到2009年，又恢复至37%的水平。这个相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而言变得更大的差距，加剧了经济阶梯较低层次上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关键的一年：1978
可是，工商界发起政治反叛的意图，并不仅仅是阻挠自己的反对者们——工商界决心赢取自己应得的地位。
1978年，工商界的政治机器继续自己的攻势，实现了具有深刻且广泛影响的一项立法议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这项立法将会巨大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美国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期冀自己能够得到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润公平分配的梦想。实话实说，1978年通过的每一项经济相关法案都在政策上向工商界和富人阶层有所倾斜，且经常以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为代价——即便其影响力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
新建立的工商界政治说客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废除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前任们所制定的监管制度。1978年，工商界的说客们推动国会通过了关于取消货运、铁路和航空业管制的法案。国会非常乐意这样做。就连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15]这样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也同共和党人一样热衷于放松对各行业的监管以促进经济更好地运行。他们正确预见到，放松监管确实能够使企业的利润下限得以提高；他们不正确的假设却是，政策改变后所得到的、相比过去而言更多的企业收入，将会如以往一样被合理分配给普通雇员，而不是仅仅被拿来作为公司CEO们的奖金，以及增加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新经济政策中那些富有的股票投资者们的股市回报。
新破产法
在企业与雇员之间的权力经济平衡方面有着广泛实际影响力的另外一项立法，乃是1978年时，由第九十五届国会通过的一项毫不起眼的破产法。
这套新破产法是破产法在四十年以来的首次重大改革，使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破产期间仍旧能够牢固控制公司，进行重组。在新破产法通过之前，破产公司的CEO会被逐出公司，公司高层也被来自外部的破产托管人取代。新破产法不仅允许破产公司的管理层保留原职，而且还让他们完全控制整个破产重组过程。此外，通过使破产法庭变得更有效率，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让新一代的破产律师们的报酬更为可观。对于大公司而言，1978年通过的新破产法让破产这件事变得更具吸引力了。公司领导人不需要和过去一样，再去面对失败的耻辱——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新破产法将破产重组过程的解释权完全交给了破产法庭，这等于向他们提供了一条法律途径，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来解除陈旧债务，废除原本长期有效的、许诺最低工资、健康保障和终身养老金的工会合约。像过去一样，银行是最优先偿还对象，一般雇员的数十亿美元做生意很难赚，管理层却能一笔勾销。
但是，这套新破产法被兜售给公众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套新破产法的很大一部分卖点，就是它会保留公司里雇员们的职位，同时也会保留雇员在公司的资产——回去读读立法史就知道了，”2006年时，伊丽莎白·沃伦[16]这样告诉我——她当时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破产法教授，“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新破产法在文本上明确给予了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优先权[17]，以合同的形式保障他们不受伤害。他们的利益先于所有雇员和退休员工……那些狡猾的家伙们可以带着一切离开，雇员和退休员工们却将一无所有。”
401k计划[18]
还是在1978年，国会在综合税收法中塞入了一个小字印刷的条款，这件事对美国绝大多数家庭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国会塞入的这一条款，乃是一个客观到几近冷漠地被标记为“401k”的法规子项——401k最终成为了许多公司把总额原本达数千亿美元的养老金支出的重担转移到雇员身上的工具，它也是增加公司利润和CEO奖金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使大多数中产阶级必须自己承担养老金的支付。
401k条款最初是为了给施乐[19]和柯达[20]公司高管们在递延薪酬[21]上实现避税而引进的，提出401k计划的是纽约市众议员巴伯·科纳布尔[22]——施乐和柯达公司刚好在这位杰出共和党人的选区内，于是，他便将拟定好的401k计划呈交给了负责税收立法工作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3]，并获得了通过。然后，到了1981年，在一些来自企业界的税务顾问们的巧妙刺激下，里根总统任下的财务部裁定，401k条款同样也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普通雇员。突然之间，对于庞大新兴市场的愿景令共有基金[24]经理们蜂拥而至，他们一家接一家地拜访企业，为他们铺上401k计划的红地毯，向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美国人普及新避税手段的种种优点。
其结果是一场金融动荡，401k计划改革了向普通雇员们提供终身养老金的大部分旧企业制度，让中低阶层的中产阶级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状态，只为凑齐足够他们在所谓退休后“黄金时代”赖以生存的养老储蓄。在过去的终身养老金保障体系中，公司需要保证每月签发一张养老金支票给退休职工，直到他们离世即可。但是，在新的401k制度下，公司再也不提供每月按时签发的养老金支票了。现在，得由雇员们从自己的薪酬中分出一部分来作为自己的退休储蓄，并且亲自管理，以保证这笔资金的长期安全：按照目前有记载的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一项超出了数百万人个人能力的任务。
卡特总统的税法反转剧
最后，企业界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在税法问题上向卡特总统发起挑战了。在1976年的竞选活动中，卡特把美国现行的税法贬低为“全人类的耻辱”，因为对于富人和企业而言，这套税法的漏洞多如牛毛，他们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漏洞来减少缴税，甚至逃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卡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弥补了大部分漏洞的新税收法案，在为低收入家庭减税的同时，也终止了富人们享有的税收优惠。
国会在势力强大的企业界政治说客们的游说下，态度左右摇摆，阻止了卡特的法案，没有让它通过。然后，他们改写（而不是反对）了法案的细节，使它向企业界和富人们倾斜。
最终出台的法案并没有实现增税，反而推出了187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包括对投资者的最高资本利得税的大幅度裁减——从49%降至28%，企业所需缴纳的最高税率则从48%降至46%，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为慷慨的免税措施。尽管整体而言减税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它却是华盛顿税收和经济政策发生改变的分水岭。1978年新制定的税收法案并没有遵循传统方案，没有使用税收制度来将富人和企业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让利给那些不太富裕的人，新政策走了完全相反的路线——这也正是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所追求的路线。这套税法将经济利益主要让渡给了那些政治权力与日俱增的企业精英们。
对于企业界而言，对卡特所提交税收法案的成功叛变，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捩点。根据当时美国证券交易所[25]主席阿瑟·莱维特[26]的说法，这件事在企业界具有醍醐灌顶般的作用。
“在那件事之后，”莱维特告诉我，“工商界开始注意到，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次胜利，再加上早前针对工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胜利，公司美国才算是真正品尝到了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并为自己加入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热了身。企业领导人们突然明白过来，投资几百万美元到高风险的政治影响力竞争中，有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公司，以及为他们个人带来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收益。随着他们所获得的一连串胜利，尤其是这次税收法案上的胜利，他们开始将政治游说的重心放在了华盛顿，如何使美国的经济法规缓和、收紧、转变。
税法上的这次胜利，是工商界涉政的关键时刻之一，这就好比在体育比赛中，领先者一旦更换了比赛策略，那么整场比赛的格局都会随之改变——变化不仅是权力上的，而且还是实质性的。企业界在卡特任下的国会所赢得的一连串胜利，戏剧性地扭转了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和方向，政策转而去适应工商界精英们所主导的议程。当年的这些胜利，确立了今天的经济运作模式。
多年以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将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这一段时间，确立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一个经济楔子开始被打入到美国的劳动人口当中，开始把整个国家分成两个美国——公司CEO们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而普通美国人则困于停滞不前。
注释：
[1]缩写NAR，美国最大的贸易协会和在北美最大的游说团体。
[2]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1934- ），美国公益事务组织主席、律师、作家、公民活动家、现代消费者权益运动之父，催生出汽车召回制度，并曾五次参与美国总统竞选。
[3]指参议院和众议院。按照美国的立法流程，法案通过需要两院达成一致。
[4]经两院通过的法案，如果总统拒绝签署，则需两院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否则法案无效。
[5]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1912-1994），即托马斯·P.奥尼尔，美国民主党领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习惯称呼他“蒂普·奥尼尔”，“蒂普”是昵称，它的本意是指棒球比赛中，用球棒侧面击打投出的棒球，这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爱德华·奥尼尔的拿手绝活。
[6]Taft-Hartley Act，1947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限制工会权力的法案。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对该案加以否决，但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驳回，使法案生效。
[7]Landrum-Griffin Act，1959年通过的另一份对工会权力进行重大约束的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介入工会内部事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工人规定了其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8]主要是指多个工会共同组织人手，帮助规模较小的工会维护罢工秩序，不限于同业工会。
[9]乔治·米尼（George Meany，1894-1980），美国最知名的劳工界领袖，铅管工出身，1955至1979年期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10]奥林·哈奇（Orrin Hatch，1934- ），著名共和党政治家，是特朗普内阁的重臣。
[11]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章程，参议员可通过冗长发言等方式阻碍一项提案得到表决。
[12]雷·马歇尔（Ray Marshall，1928- ），第16任美国劳工部部长。
[13]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1916-2008），第6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
[14]隶属美国劳工部的一个部门。
[15]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1932-2009），美国律师，民主党参议员。在参议院供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美国近代最伟大的议员，见证了十位美国总统的任期，被奥巴马称为“导师”。
[16]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 1949- ），著名法学家。
[17]债权人也包括那些持有股份或期权的原公司高层，故有随后“狡猾的家伙们”一说。
[18]指1978年《国内综合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19]1906年创立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世界500强。
[20]由乔治·伊斯门1880年创立于美国，曾是世界500强常客，近年来业绩下滑严重。
[21]又叫递延支付薪酬，指根据经营者的业绩表现来决定前期的薪酬是否发放，发放多少，以及时间进度如何的一种支付方式，包括递延现金支付、递延股票支付两种。美国企业高管可获得的递延薪酬数额通常较大，因此合理避税就显得很有必要。
[22]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1922-2003），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和世界银行行长。
[23]缩写HWMC，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并立，对美国大部分的贸易政策立法拥有审议权。
[24]美国的一种投资公司形式。
[25]缩写AMEX，过去曾是全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坐落于纽约的华尔街附近，现为美国第三大股票交易所。
[26]阿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1931- ），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