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工商界的暴乱

——改变美国历史的权力转移

危险陡然增加。我们不得不防止商界被国会卷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布赖斯·哈洛[1]

（商务策划师）

那些处于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人们……他们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与此同时，经济精英们的权力却在急剧上升……

——托马斯·拜伦·艾德索[2]

（《不平等的新政治》[3]）

刘易斯·鲍威尔对公司美国的政治宣言（他发表于1971年的、强有力的私人备忘录）立即遭到了挑衅，而且，这一挑衅并非来自白宫当中某个自由派民主党人，反而是来自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来自这位即将任命刘易斯·鲍威尔在最高法院上任的美国总统——这真是一幕有趣的历史讽刺剧。

鲍威尔的目的，是引发美国企业领袖们的全方位政治叛乱——有个作家称其为“老板们的起义”——以此来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和政策主流，把国家引入一条全新的轨道，一条更加有利于商业的轨道。鲍威尔成功了，而且，这一成功或许远远超过他原本的期望。

鲍威尔在备忘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尼克松，也没有点名道姓地提过尼克松团队里的人。但是，他在1971年撰写备忘录这件事，却是紧随在尼克松的新监管倡议和新税法之后的——尼克松的这些政策，对于商界和富有阶层而言，都是苛刻的。鲍威尔警告企业界，华盛顿的反商情绪已经抵达了一个危险的新高度，而且，这股反商情绪还威胁要“致命地削弱或者破坏”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说，政府的法规、消费者的行动主义，以及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工会，都令商界受到损害。当时商界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变得十分羸弱，鲍威尔认为，那些商界的高层人士，已经成为了“真正‘被遗忘的人’”。

他以愤懑的语调抨击了美国的企业领袖们，抨击他们为了向中庸的政策主流献媚，而选择采取“绥靖、不作为、忽略问题”的运营战略。鲍威尔坚称，时机已到，美国企业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对抗政治”来改变华盛顿所奉行的政策。

在此之前，政治叛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4]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学术界的亲商自由放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小威廉·巴克利[5]的《国家评论》杂志和欧文·克里斯托尔[6]的《公共利益》期刊都在挑战被公众长期接受的、当时被统称为“福利国家”的政府行动主义。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7]所倡导的“运动型保守主义[8]”，因其热衷于反对工会、反对政府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力在位于太阳带[9]的企业界日益发展壮大。

但是，唯独鲍威尔的高声疾呼，唯有他的这份面向企业界的宣言，被美国商会[10]选中，从而为商界注入了政治血液，在公司美国中产生了震撼性的广泛变化，引发了我们原有政治制度天翻地覆式的转型。四十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余震。

鲍威尔的蓝图

鲍威尔就像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作战的大将。他断言：“商界必须好好上这一课，他们必须学到……政治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权力务必得勉力栽培，如有必要，还必须积极坚定地去使用这一权力——无须尴尬，无须勉强，因为这恰恰是美国式商业的特点。”

鲍威尔提供了蓝图，制定了一份长期的行动计划，由美国商会领衔，利用企业资金的巨大优势和有组织的商界力量去对抗那些反对者们。“优势在于组织，”他如此主张道，“在于周密的长期规划与实施，在于无限期地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大规模融资，只有通过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获得政治权力。”

在赢得权力之后，商界应该毫不犹豫地摘下手套来。“在任何政治舞台上都要大力推进向前，不要有哪怕丝毫犹豫……”鲍威尔强调，“与此同时，在惩罚那些政治对手时，也不应该心慈手软。”

难题：尼克松的行动议程

鲍威尔1971年发布备忘录的时机，恰恰选在共和党执政期间，这看来或许令人感到有些费解。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位拥有强烈自我风格的保守派。1968年，在商界支持下，尼克松赢得了入主白宫的机会。他是美国工业界众多巨头们的狂热崇拜者，认为自己是“极为亲商”的。1971年4月，尼克松在与汽车行业的领袖们举行私人会谈时，便以刘易斯·鲍威尔听过之后或许会衷心鼓掌喝彩的一番话语，苛刻责备了消费者权益代言人和一众环保人士。尼克松嘲笑他们是“一群并不真对消费安全和清洁空气有哪怕一丁点儿兴趣的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破坏整个制度。他们是制度的敌人。”尼克松所说的“制度”，指的是自由企业制度——这也正是鲍威尔想方设法要去捍卫的制度。

然而，尼克松在政治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这本身也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面貌。他在与商界领袖们的私下会谈中所传递的内容，跟他在公共场合的立场，以及立法上的态度并不一致。在政策制定上，尼克松采取了迂回策略：一方面，他制定了支持商业的一系列措施，并且维持了自由派民主党人企图推翻的法案；另一方面，他响应了声势浩大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和环境保护运动带来的草根阶层压力，发起了自己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如此这般，尽管尼克松在个人立场上蔑视左派，迎合商界领袖，却在行动议程——他真正去做的事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

两党共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特征

在如今凛冽的党派政治局势下，人们常常会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恰恰就是两党共识。共和党人曾经和民主党人一样，都赞同加强对工商业的监管，以此来保护消费者和工人们免受美国资本主义的僭越。通常而言，原动力是来自国会的，因为国会需要响应正在萌芽的消费者权益保障运动所提出的要求。

尼克松政府被大众潮流所扫荡。甚至比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更进一步，尼克松主导了联邦政府监管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创建了数个崭新的监管机构和相关委员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环保署[11]（EPA），及其配套的有关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安全饮用水和涉及农药与其他有毒物质管控的法规。除了环保署外，尼克松还创建了其他一些机构，例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12]（OSHA），负责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消费品安全委员会[13]；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4]；以及矿业法规执行和安全管理局[15]。除此之外，尼克松还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6]的权力，并发起了一项保护劳工阶层养老金的重要倡议。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17]最终由杰拉德·福特正式颁布。

威廉·拉克尔肖斯[18]，一位拥有无可挑剔的共和党血统的司法部律师，被尼克松钦定为美国环保署的首位署长。拉克尔肖斯曾经透露过，尼克松促进各项环保政策的动机，纯粹是政治性的。他可不想被那些提倡环保的民主党人士，尤其是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19]（1972年总统大选前，他是民主党候选人的强大竞争者）给断了后路。“他对环保并不太了解——坦白说，他对此并不感兴趣。”拉克尔肖斯告诉我，“我在环保署的整个任职期间，他从来都没有问我：‘空气真的很脏吗？水体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环保署现在正在为什么操心？’取而代之的，他会警告我说：‘你需要操心一下’——艾法[20]，他是这样称呼它的。整个国家里面，只有他会叫它艾法。实际上是E-P-A-艾帕，但他管它叫艾法，而且他还说：‘在艾法那边的人，目前还没有身陷于官僚主义政治当中。’”

尼克松被来自民众方面的压力推着走。在所面临的1972年大选年里，他谋求连任的对手是提倡环保的埃迪[21]·马斯基，尼克松觉得，自己必须得回应公众提出的要求。后来，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声称自己颁布了《净水法案》[22]，然而实际上，他否决了这一法案。马斯基在民主党候选人初选中即被淘汰，而一旦尼克松觉察到，自己可以轻易击败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23]时，他就不再担心环保主义者们的选票了。于是，他很随意地就否决了《净水法案》。选举过后，国会绕过了尼克松的否决，以强硬的“两党大多数议员表决同意”通过了这一环保议案。然后，国会又启用一大批全新的法规，规定了严格的污染限制标准，并确定了违规者们应受的处罚。

作为依法治国的坚定信徒，拉克尔肖斯认为，自己必须去狙击一些行为高调的污染大户——教训那些臭名昭彰的，将废气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废物直接倾倒在当地河流里的城市，或者那些麻木不仁地污染天空和水体的工业巨头们。他觉得，自己必须让那些污染大户——同时也让公众瞧瞧，环保署对待这些新颁布的环保法案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拉克尔肖斯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他取缔了DDT[24]的使用。他严格规定了减少汽车排放的最后期限。他起诉了诸如亚特兰大、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这样的城市，还把像陶氏化学、美国钢铁这样的公司送上了法庭。这些强硬做法使他四处树敌，尤其是在美国企业界。

拉克尔肖斯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经营美国大工厂的人们都认为环保主义不过是一时兴起。他们认为，自己真正需要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静观其变，直到公众舆论平息，民众的关注烟散，环保主义的纠缠就会远离了。”于是，当拉克尔肖斯明确表示，环保署要执行全新的环保法规时，企业主们可就生气了。“我本人就是地狱的中心，”拉克尔肖斯笑着回忆道，“我记得当时去见美国钢铁的CEO埃德·戈特[25]，他跟我说：‘你瞧，我们不喜欢你管事的那个机构，我们也不喜欢你。’而我则说：‘嗯，好吧，我也直说好了，很多人不喜欢我。但是，你必须得遵守这些法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承诺兑现的时间规划，不过时间一旦定下来，你无论如何都得照办。而且，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先干上一架，才能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起诉了美国钢铁，他们终于同意按照法规来了。”

鉴于尼克松对商界利益所施予的如哲学般微妙的同情，他所做事情当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套打击高端纳税人、同时帮助低收入劳工阶层的税收法案：1969年，为了使预算更趋平衡，尼克松呼吁废除民主党人约翰·F.肯尼迪通过的商业投资税减免抵扣政策，这一政策废除之后，企业税收总额增加了将近三十亿美元。尼克松的一揽子计划还包括提高资本利得税[26]率；限制富人们使用各种减免所得税的合法手段来避税；以及全新的“低收入者税务豁免方案”，一举从报税单上移除了两百万劳工阶层穷人，免除了他们原本应交的税费。正如埃德·戴尔[27]在《新共和周刊》上所写的那样，尼克松的税收一揽子方案，乃是“共和党人总统在所得税存在的总计五十六年时间内所提出最‘仇富’的税收改革方案”。

商界总动员

如此政治风向下，刘易斯·鲍威尔的企业界宣言激起了热烈的回响。商业旋即在政治上起死回生，在长期对政府敬而远之之后，企业界开始大力扩张自己在国家首都的势力。短短几年时间内，超过两千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华盛顿的企业办事处数量，从1971年的175家跃升至十年后的2445家。以前，商界的政治活动是四分五裂的，每家公司都在自顾自运作。如今，企业界齐心合力，组建了广泛的联盟。大批企业联合创立了如传统基金会[28]和加图研究所[29]这样的新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30]之前的经费较为紧张，他们也大幅增加了资金投入，以便从企业界角度出发，进行政策分析。

美国蓝丝带企业[31]的一些CEO们——杜邦公司[32]的欧文·夏皮罗[33]，通用电气公司的雷金纳德·琼斯[34]，通用汽车公司的托马斯·墨菲，以及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斯顿[35]——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商业圆桌会议[36]，利用这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CEO们的个人影响力，创造与国会大人物们当面商谈的机会。

作为政治上新管理运动[37]的核心，商业圆桌会议纠集了企业精英界的总计180名CEO——这些CEO们位高权重，有资格给华盛顿的任何人打电话，并且得到回应。“如果你跟参议员们没有熟到直呼其名的程度，那就表示你没为你的股东们做好充足的工作。”通用汽车的汤姆·墨菲[38]如是说。

商业圆桌会议迅速成为大型企业在华盛顿的主要政治推手，拥有庞大、专业、全职的员工团队——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今天。最初，这些大权在握的CEO们之所以联合起来，是决心要遏制工会的权力，但他们迅速将议程扩大到了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全部可能领域，不仅有劳工法，还包括税务税收、反垄断监管、银行金融和员工雇用。

就连中小企业也在政治领域唱上了主角。从1970年到1979年，作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贸易联盟，全美独立商业联合会[39]的成员数量，从300家公司跃升至60万家。为了连接这个庞大的企业网络，联合会的加利福尼亚总部雇用了600名全职员工，华盛顿的办事处也有20名员工。

美国制造商协会[40]将其全国总部迁至华盛顿，并为此调整了自己所拥有的国内企业网络。一直在政治领域沉睡的美国商会苏醒了——其成员数量在1974年翻了一番，达到8万家公司，预算增加了三倍。到了1980年，美国商会已经雇用了多达45位全职政治说客。各种贸易协会迅速成长起来，代表了美国经济体内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分支。到1978年，华盛顿已驻扎了将近2000个不同的贸易协会，雇员人数达到5万。这些贸易协会得到其成员企业的充分资助，它们聘请了一大批专业人士来为企业的权力通道服务——总计9000名政治说客，以及8000名公共关系专家。

事实上，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商界利益已经形成了如此巨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在数量上超过国会人数130倍：535名国会议员中的每一位，都有130名政治说客和代言人为其服务。

在企业界的强势作用下，商界撬动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造成政策制定朝着企业精英们的方向严重倾斜——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

就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开始在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转型：其一是新经济，其二是商界本身的思维模式——重点聚焦在企业精简、离岸生产以及重写作为战后中产阶级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的社会契约。

但是，以美国历史的视角来看，第一个拐点却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民主党完全控制国会和白宫的那一时期。

注释：

[1]布赖斯·哈洛（Bryce Harlow，1916-1987），美国多位总统的商业智囊，担任不同职位。

[2]托马斯·拜伦·艾德索（Thomas Byrne Edsall，1941-　），美国知名记者，作家。

[3]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出版于1989年。

[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5]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1925-2008），美国传奇媒体人，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国家评论》创办人。

[6]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1920-2009），知名专栏作家，《公共利益》期刊的创办者，被誉为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7]见第18页注释：2。

[8]运动型保守主义兴起于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罗斯福新政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交事务上的鹰派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的社会运动同盟。

[9]指美国南部北纬37度以南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日照时间较长。最具代表性的是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10]U.S. Chamber of Commerce，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联合会组织，成立于1912年，总部位于华盛顿。

[11]即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维护自然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不受环境危害影响。由尼克松提议设立，在获国会批准后于1970年12月2日成立并开始运行。

[12]1970年12月29日，尼克松将《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简称OSH法案）写入法律，并成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隶属于美国劳工部。

[13]缩写CPSC，主要职责是对消费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制定标准和法规并监督执行。

[14]缩写NHTSA，是美国政府部门汽车安全的最高主管机关。

[15]缩写MESA，后更名为美国矿山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直属劳工部。

[16]缩写FTC，执行多种反托拉斯和保护消费者法律的联邦机构。目的是确保国家市场行为具有竞争性，且繁荣、高效地发展，不受不合理的约束。

[17]缩写ERISA，美国第一部全面规范企业年金与个人储蓄计划的法案。

[18]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1932-　），1970年-1973年间领导了环保署成立后的最初四年。

[19]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1914-1996），美国政治家，曾任缅因州州长和美国国务卿。

[20]这里是说尼克松连环保署的简称都没读对过，EPA他读成EPHA。

[21]埃德蒙的亲昵称法。

[22]缩写CWA，由美国国会颁布于1972年。这一法案允许公民和环保组织制止非法排污的行为或起诉非法排污者。

[23]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1922-2012），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前美国参议员。

[24]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化学农药，中文名称“滴滴涕”。

[25]埃德·戈特（Edwin Gott），1969年-1973年间任美国钢铁CEO，这里原文用的昵称“Ed Gott”。

[26]指对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征税。常见的资本利得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收益。

[27]埃德·戴尔（Ed Dale），专栏作家。

[28]创立于1973年，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

[29]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之一，与传统基金会齐名。

[30]缩写AEI，创立于1943年，原名美国企业协会，是美国保守派重要的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华盛顿两大智库。

[31]即知名优质企业。

[32]美国知名化工企业，1802年创立于美国特拉华州，世界500强。

[33]欧文·夏皮罗（Irving Shapiro，1916-2001），1973-1981年间任杜邦公司CEO。

[34]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1917-2003），1972-1981年间任通用电气CEO。

[35]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1919-2005），1967-1984年间任花旗银行CEO。

[36]白宫制定商业政策的主要支持团体，是公认的美国商业公司事务方面的权威，长期致力于公司治理研究。

[37]第一次管理运动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影响深远，新管理运动从形式到规模上皆能与之齐名。

[38]托马斯·墨菲（Thomas Murphy），1974-1980年间担任通用公司的CEO。文中的“汤姆”是托马斯的亲昵称法。

[39]缩写NFIB，1943年创立于加州圣马特奥。NFIB总部目前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但在文中所提及的时间点，NFIB的总部仍在加州。

[40]缩写NAM，成立于1895年，是美国最大的工贸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