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王夫之一生著述等身，涉猎经史子集等众多科目，其理究天人之际，事通古今之分，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穷居40余年，著书300余卷，以绵邈旷远之词，写沈菀隐幽之志，其言足以名山川（清代学者唐鉴语）。但王夫之思想销声匿迹170余年，直至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王夫之思想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自近代以来，国外学者一直有零星的船山学研究成果面世，这些学者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另外，苏联及美国、英国等也有少数船山学的研究者。国外学者对船山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船山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而对船山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就目前所能查阅的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初，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小岛裕马在1918年和1922年分别在《经济论丛》和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杂志《支那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论及船山经济学说，但内容相对简单。

对王夫之思想研究成果较多的主要是国内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内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船山政治思想主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用以对抗封建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船山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出现了以西学格船山学的研究学风。直至改革开放之后，顺应时代的经世致用的要求，船山的经济学思想才开始陆续受到学人的关注，出版了一批有分量和价值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下面按时间线索分四个阶段对已有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第一，比较早涉猎王夫之经济思想领域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位学者：勇立和郑行巽。主要深挖王夫之经济思想中主张“自由”与“平均”两个思想特色，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政治自觉性，带有浓厚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气息。

勇立在1906年11月1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期“社说”栏发表《王夫之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一文，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显示，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篇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的文章，开了系统运用比较方法将船山思想与西方一位学者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先河。勇立认为，王夫之“其殆我国最大之计学家，而与斯密东西辉映者乎！”作者认为王夫之与斯密由于所处的“时势”类同，故在经济学理论上至少有五个方面是契合的。其一，两者皆认同“富不在金之理”。斯密称国家之富“在岁殖不金银”，王夫之则认为“五谷丝苎材木鱼盐蔬果，可以为利；金玉珠宝只以权万物聚散”。其二，两者皆持有“任物自己”的少行政干预的经济思想，斯密认为“任物自己，则物价常趋于平”，王夫之亦说“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勿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益其贵；上禁之弗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禁之，不如其勿禁也。”其三，两者对俭的解释均具有历史的创见，即都认同“将用为母财以生利也”“俭则国之母财增”。其四，两者都赞成通商互市之利。其五，两者都主张农业生产应由民各用其智力之所及而无所阻扰。总而言之，王夫之与斯密经济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皆奖自由而恶干涉”。文章还指出，两者时势和观点多有暗合，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迥异，“欧西有斯密，而生计界乃揭启新幕。”可“我国有船山，而经济上仍日虞匮乏”。究其原因，王夫之的学说被埋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士大夫于船山学说，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解其理者千无一焉，读之而能措诸政事者为万无一焉”。

民国时期学人郑行巽撰写了《王夫之之经济思想研究》（《民铎》1910年第3期）一文，主要研究王夫之的生产理论中一系列思想，包括土地权思想、国营生产事业（包括国营生产食盐、森林、牧马和屯田等）、分配思想中民主主义平均地权的思想以及货币（包括良币多铸等思想）和财政政策[包括量入为出、行政费（船山主张厚给其俸，以养廉耻）、皇室经费、财务行政（反对截解）]等方面思想。

第二，王夫之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繁荣起来，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开展了对其经济思想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观，成果较为丰硕的学者主要有李守庸、邓潭洲、蔡尚思、彭大成、陶懋炳等。

邓潭洲、彭大成、陶懋炳等学人对王氏经济思想的研究表现为两个特点：或把王氏经济思想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略为论及，或者只是论述王氏经济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前者如邓潭洲的《王夫之传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的第四章第三小节专门论述了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主要分析了王夫之的土地思想（要求有其力者治其地，缓和社会不均的现象），主张扶持商贸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的财政改革主张等。又如，蔡尚思的《王夫之思想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第二章中把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作为一个问题来讲，内容比较浅显，主要分析了产是心之本，主张均之而非齐之等思想，并把王夫之的思想同颜元、王源、黄宗羲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对比。蔡著认为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有某些可取或值得注意之处，但也存在三个错误。其一，王夫之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自相矛盾。其二，王夫之在财政问题上主张量入为出，的确有其抵制封建统治者向农民无限制地征敛赋税的作用，但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存在片面性。其三，王夫之攻击一条鞭法和崇本抑末都存在一些问题。后者如彭大成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王夫之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求索》（1982年增刊）]主要分析王氏经济思想的阶级属性。又如，陶懋炳的《王夫之经济思想浅探》一文（《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2—517页）主要就王夫之的崇本抑末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陶文认为，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不是代表自耕农利益，更不能说是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准确地说它体现了地主阶级变革派的要求与愿望。陶氏认为王夫之的经济思想较之东南沿海的黄宗羲、顾炎武要逊色一筹，主要是因为王夫之处于穷乡僻壤之地。

在这些学者中，研究深入、自成体系的当数李守庸。李守庸的《王夫之经济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的专著，全书共六章，有选择地探讨了船山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土地思想、赋役政策及其他财政政策、商品货币思想、义利观等思想观点。主要论旨：船山经济思想的某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但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李守庸的《略论王夫之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船山学刊》1993年第2期）主要探讨了王夫之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从纵向讲，王夫之对前人的思想可谓兼收并蓄，既有固守传统的一面，亦有传统优秀思想的一面，也有破旧和创新，并提出了一些反映时代背景的新的见解。从横向看，把他的思想与同时期的黄宗羲和顾炎武的经济思想放在一起考察，可谓瑕瑜互见。相对来说，船山经济思想要丰富一些，尤其在土地民有论和对商品流通与货币的作用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当卓越的。李氏认为，王夫之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最具时代特色的杰出思想家之一。李守庸的《王夫之经济思想中的近代特点评议》（《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一文指出，学界对王夫之经济思想是否具有近代启蒙特色的评价上有一定的分歧：有的认为王夫之的近代特色可与亚当·斯密和魁奈媲美；有学者认为王夫之仍是重农抑商的范围，他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而李守庸则认为，王夫之经济理论中具有明显的近代特色，但还不够突出。

这一时期对船山经济思想研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方式不一，或把王氏经济思想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略为论及，或者只是论述王氏经济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其次，研究范式主要是一种同情式的解释，缺乏批判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后，学者们在对王夫之经济思想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两个争论焦点：如何评价王夫之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定位王夫之经济思想的阶级属性。其中，李守庸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比较受后来学者关注：李守庸认为船山经济思想有继承传统和创新两个层面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近代经济发展需要；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李氏认为王夫之是地主阶级中较为远见的进步思想家。

第三，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学者更加关注王夫之关于消费方面的理论。这一时期对王夫之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待农商的辩证关系和财富的态度上，也就是消费伦理思想方面。该阶段的研究是不成系统的、零散的，主要学人有唐凯麟、宋小庄、宦再等。

例如，唐凯麟等撰写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对明末清初的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地学学者宋小庄撰写的《读〈读通鉴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将王夫之的治国理念分为政治、军事、民族、伦理、经济、法律等方面。此书的第二部分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了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有土地农业、商贸货币、财政税收等。主要强调其思想的重农特色，对商贸有扶有抑、富国富民等进步观点，也深刻剖析了其思想的不足之处：不敢触及土地所有制，其经济思想并不代表某一个特定进步或落后阶级，不能因为他反对均田就代表了地主阶级，重视农耕就代表农民，主张贸易自由就意味着代表商人等；其学术思想的目的主要是匡时救弊，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

又如，宦再的《王夫之的贫富、聚散和侈吝》（《船山学刊》1994年第2期）中认为王夫之总结了我国古代在识财、聚财和用财思想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适合封建统治者利益和对人民有一定好处的理论，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和财的关系，其经济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所启迪。

第四，21世纪以来，萧萐父、许苏民、唐凯麟、王泽应、张怀承、朱贻庭等学人主要聚焦于王氏的理欲之辨和义利之辨等伦理领域研究。这个阶段研究成果的特点就在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架构传统文化之根基。

例如，萧萐父、许苏民撰写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本王夫之思想综合研究著作。在此书的第六章专门论述了王夫之的政治经济思想，包括王夫之对君主专制体制的批判、对社会经济生活自然规律“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揭示、对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大贾富民，国之司命”的阐述、对均天下的社会理想的论述等。

王泽应教授《船山伦理与西方近代伦理比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比较早的把船山伦理思想与西方思想家进行全面比较论述的一部著作，书中将船山的理欲观与康德的理欲观进行比较，将船山的义利思想与斯宾诺莎的义利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陈来的《注释与重建——王夫之的哲学精神》、张怀承《王夫之评传——民族自立自强之魂》，这些著作有论及王氏的理欲之辨及义利之辨。另外，王泽应的《论王夫之的理欲观》（《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一文主要对王夫之理欲观的理论特色、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总结，其基本结论是，“王夫之的理欲观既继承了传统理欲观的合理因素，又反映了走向近代的开新特质，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包含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的价值元素”。王泽应《王夫之义利思想的特点和意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一文认为：“从整体上看，王夫之的义利思想同其哲学思想一样，具有承前启后、综合创新的特点：一方面，他对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义利学说予以总结，成为传统义利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他又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批判性的超越，创造性地提出并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义利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与近代义利学说相契合的活性因素。”

（二）对王夫之经济思想的已有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和不足

第一，已有研究成果都是立于“经世致用”的原则，根据思想界面临的具体时代问题，而有所侧重地关注船山经济思想中不同的问题域。这一方面源于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船山经济思想中蕴含着“如此多样以致各派皆可以从自身的思想角度对船山之学有所阐发”（A.H.Black，1996）。这就意味着船山经济思想具有对话或回应当今时代问题之可能，这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现实观照。

第二，已有研究成果采取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对船山经济思想进行同情式的诠释，缺乏深度批判的眼光和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本书将把经济伦理思想放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长河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探究其理论的是非得失。

第三，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船山经济思想主要内容的简单陈述，而本书认为船山经济思想与其背后的内在理论逻辑及其当时社会大背景之间的关系是深刻了解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命脉。因此，本书将把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置于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即从王夫之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研究其经济伦理思想。

已有研究成果的以上特点为本书开展研究既提供了理论起点，也为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综上所述，对王夫之经济思想研究曾经在80年代得到学人的重视，后逐渐淡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强化，学人针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和深入。而把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为一个专题给予理性的关照和反思，则比较缺乏。笔者希望通过精心研读王夫之原著，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发展脉络，分析其基本内容，揭示其现实意义，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输入传统文化的血液。

（三）本书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由以上综述可见，既往的相关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已有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是经济学的而非伦理学的；其次，已有研究立于“经世致用”的原则，根据思想界面临的具体时代问题，有所侧重地展开研究船山经济思想中不同的问题域。相对于已有研究，本书具有如下四点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弥补学术界对于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不足，拓展船山学研究的领域和深度，进一步丰富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系统研究。

（2）在已有研究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参照基础上，从“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对船山经济思想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从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及消费伦理等四个方面），试图构建船山经济伦理的理论体系。

（3）运用纵向（与其前后经济伦理）和横向（与同时代经济伦理及西方经济伦理）对比的方法，深度剖析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及其内在逻辑，为进一步界定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和历史价值提供翔实的素材。

（4）通过研究船山在社会转型时期对社会经济伦理问题的系列思考，可以为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