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力增强，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声誉，也赢得了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如果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是一个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以发展落后的国内经济的过程，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西方技术与文化精神却出现了诸多的困惑并因此带来全球性难题的状况下，中国要寻求新的发展，要有新的突破，就有必要重新回归中国固有的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既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新的增长点，也是一个国家彰显其民族特色所在。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梦的“根”与“魂”，正所谓“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王夫之（1619—1692），湖广省衡州府衡阳（今属湖南）人，是中国明清之际经天纬地的思想巨人。他在哲学、史学、伦理、政治、宗教等方面，均做出了别开生面的理论贡献，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其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天崩地解”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各个方面均处于急剧动荡和需要变革的阶段。王夫之是应时代召唤而起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美国学者裴士锋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领袖”，他不仅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人物，是中国文化的名片，“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方克立，200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公开讲话中至少“三次”提及王夫之及其名言。2017年2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王夫之的优秀思想文化及其现代价值既具有重要性，亦具有必要性。自1862年（同治元年）曾氏着手刊刻《船山遗书》以来，王夫之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便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青睐，硕果累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船山学研究者，船山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政治学等都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船山哲学和史学思想更是得到了学界泰斗的高度重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的主要的一面”，其哲学体系是“后期道学的高峰”（冯友兰，1988），船山的庞大的思想体系足以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从而在思想史的历史标尺上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陈来，2004）。前辈学人的丰硕成果，为当前船山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在梳理船山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船山思想还有新的宝藏可以深入挖掘，船山的经济伦理思想即其中之一。事实上，他的史学和哲学理论上的成就亦绕不开他的经济思想，有学者指出，“王夫之把他的……哲学观点运用到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考察上，形成了他具有一定科学因素和进步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观”（李守庸，1987）。王夫之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点，俯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繁荣，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他注六经，解历史，为他那个时代甚至以后的万世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思想方面，他不但全面批判继承了历史上各派的思想观点，而且提出了诸多绝对高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的21世纪，研究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挖掘其中的优秀资源，对于我国当前正确分析和处理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研究的是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门应用伦理学，是一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在理论层面上考察、规范经济活动，而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外历史上很早就有，传统儒家很早就有对义利问题、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中的伦理道德等问题的相关论述。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正是建立在前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是体系化和规律化经济领域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上，王夫之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经济或者经济伦理问题，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哲学、政治学、史学等论著当中，如《读通鉴论》《宋论》《噩梦》《黄书》等。但是，这些分散、零碎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经世致用特征的显著体现，因此，可以说，加强对其经济或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是船山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鉴于时代背景和王夫之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其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主要是伦理学的视域，所以本书主要研究王夫之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伦理考量。而对社会经济现象更多地进行伦理的考量，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思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问题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显示，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见。这些就构成了本书的选题依据。

（二）选题意义

研究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如下四点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从伦理的角度深入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挖掘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中的宝贵资源，深化我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

王夫之立足于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判总结，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承继、开拓与创新，并直接为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雏形。船山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在船山思想里面都有其雏形。

第二，从伦理的视角深入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相关理论判断的现代价值（如“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转型时期经济伦理理论研究、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理论体系，既需要有国际性、时代性视野，更需要有民族性、特色性视域，因此，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资源的挖掘，并从中发现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对于船山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创新认识、对农商本末关系的辨正、对货币财富以及财政政策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的前瞻性见解，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第三，从伦理的视域深入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中关于理欲、义利、公私、贫富、俭奢等范畴的辩证阐释，有助于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要在经济发展效率上创造奇迹，也要在伦理精神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上书写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和多个场合均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对于证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作用，而且对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四，从伦理的视角研究王夫之经济思想中的大局意识、整体意识、民生意识等，在实践上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与指导。

“经世致用”是船山学术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诸多改革试验都步入深水区，经济改革的壁垒与障碍前所未有，经济的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迫切需要进行新突破。如何重新构建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伦理道德体系？如何选择既有经济合理性又有伦理合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现代问题。深入研究王夫之对待社会经济转型及改革的态度和处理问题方法，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