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地区，从此开始实施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计划，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张自忠作为长期生活在京津地区第二十九军的军事将领更是陷入中日对峙和冲突的旋涡之中。

张自忠随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参与中原大战失败，其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为了巩固西北军旧有团体基础，二十九军诸将领共同议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居次，以下依次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秦德纯、萧振瀛、张维藩，“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4]这个决议说明张自忠是第二十九军领导团体的第二号人物。由于宋哲元、张自忠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自“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处于与日本侵略势力对峙的前线，一方面与日本人进行周旋和斗争，一方面应付国民党的各种指令，同时还要应对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其环境之恶劣、情势之复杂，令熟悉内幕的后人至今仍然感到非大智大勇者无法应对。

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领导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华北地区与日本侵略势力斗智斗勇，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期间因当时核心机密无法公布，受到社会各界的误会，但历史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各种应对策略和措施是正确的。由于当时华北地区除中日双方矛盾和斗争激烈而局势时常变化外，各种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造成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局势和许多历史事件的表象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给当时和以后的研判者造成困难。其中对于第二十九军决策集团的应对策略和措施，甚至对其中主要成员的思想立场和行为方式产生误解，至今都难以辩解清楚，其中对宋哲元、张自忠的评论就是例证。

“九一八”事变不久，宋哲元、张自忠统率的二十九军成为华北地区与日军对峙的主力，为了统一事权，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分别兼任了地方职务，军政合一更便于与日本人斗争。从整体上，他们与日本人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是多种形式的，其中有尖锋相对的斗争甚至是武装冲突，有和平谈判式的周旋、应付甚至交流。其应对策略多是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集中决策，分工实施，宋哲元作为主要领导人不直接出面，留有回旋余地，由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出面。斗争的方式多是秘密进行，而公开进行的又多是表面现象，因此许多事实真相和内幕在当时难以全面了解，以致外界产生种种误解和误判。如在1935—1937年期间，张自忠以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先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多数情况下作为第二十九军代表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敷衍周旋，因此成为社会民众误会批评的对象，甚至被指斥为亲日派、汉奸，以致生前死后，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研究此段历史，运用一些旁证和间接的史料试图证实张自忠的亲日汉奸行为；也有学者从宋哲元与张自忠的关系入手，尤其是对“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弃守问题，是宋哲元命令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及北平市市长，自己率秦德纯、冯治安等部属退守保定，也就是张自忠是代宋“受过”；另有人则根据某些资料证明张自忠是为了讨好或勾结日本人，逼走了宋哲元，是汉奸行径，此种说法称为“逼宫”。张自忠真的在“七七事变”后有过“逼宫”这种不光彩的汉奸行为吗？我们经过考辨认为，宋哲元与张自忠在北平是奉国民党政府密令与日本侵略者周旋。7月28日，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转移，让张自忠代理主持北平事务，是他们商定的策略。“逼宫说”与历史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