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位中国人抵达非洲的经历
8世纪至15世纪的东非
公元751年7月，穆斯林阿拉伯帝国军队与突厥叛军在现乌兹别克斯坦（Ouzbékistan）塔什干[1]附近的塔拉斯[2]平原大败中国军队。几千名俘虏被运往布哈拉[3]和撒马尔罕[4]的驻地，许多造纸匠、织布工或首饰匠则在伊拉克安顿下来。在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官员，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带着环游伊斯兰地区并返回中国的。762年，人们在广东重新找到了他。他编纂了一部题为《经行记》（“我的旅行”）的作品，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失传了，但幸运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段保存在当时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中。
其中一个片段谈到了一个叫作摩邻国（Molin）的国家，当地住着黑人。他们不种大米和谷物，也不种植草和树木。那里的居民用鱼干喂养马匹。再往里走，是一片山区，那里住着穆斯林和东方基督徒。人们通过切开颅骨的方法治疗腹泻。如果这个国家不同于前一个国家，那么可能被称为老勃萨（Laobosa），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字中辨认出阿里-哈巴沙（al-Habasha）这个阿拉伯语的词汇，这个词表示非洲之角地区，法语中的阿比西尼亚[5]这个名称就来源于此。如果真的是这样，确切地说，摩邻国也许就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海边低地。但这些仅是猜测而已，我们只能说这些猜测符合这个片段的描述。如果杜环想描写今天被称作埃塞俄比亚的地方，那么他提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存在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在整个中世纪都生活在邻近社区（参见第30章）。但是，我们无法进一步确认这些地方就是埃及或努比亚；或者是那时刚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全部或部分北非地区，那里直至12世纪还住着没落的基督团体；或者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发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都共同生活在那里；或者是索特科拉岛[6]这座驻守在亚丁湾入口的阿拉伯海岛屿。
杜环叙述的片段也许是中国直接认识非洲的最早证据。但说实话，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并不大：除不确定的地理环境之外，一些关于种族的细节透露出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察特点，不过这些细节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不知道杜环所说的地方究竟是几千千米之外的哪个地区。
从唐代（618—907）到元代（1260—1368），中国资料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非洲的间接信息，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非洲之角与印度洋非洲海岸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对非洲的认识，甚至还可以归纳出中国船队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范围，这些船队被认为绕过了好望角，甚至可能到达了美洲。许多东非考古遗址中都出现了青瓷与白瓷的碎片以及中国的钱币，但是，就此断定中国商人会定期前往东非也过于武断。因为从文献中可辨别的国名的名称构成形式来看，这些信息都是从阿拉伯和波斯的中间商那里获得的，他们从8世纪起就在广东有一个团体。所以，中国瓷器不是通过公海的小帆船被运往东非海岸的，而是通过波斯湾或亚丁湾的穆斯林商人的桑布克（sanbûq*）船被运过去的；关于非洲的信息沿着西南季风的方向，抵达中国。
中国似乎很晚才有与非洲被证实的直接联系，直到明代（1368—1644）才发生。这是一次官方的联系，且阵势十分浩大。1405—1433年，宦官郑和，中国船队的大将军，一位穆斯林，向中南半岛方向先后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甚至更远的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印度洋沿岸。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这些远征是和平的。但至少可以说，远征本该是具有威慑力的——一个船队少说也有一百多艘船，比15世纪末的葡萄牙大帆船大两三倍，有的甚至大好几倍，总共承载了两万到四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军人。正如研究专家所说，远征的目的也许是“为后宫妃嫔采购”，采购香料与油膏的原料、异国动物的羽毛和皮毛、动物的角和珍贵木材。毫无疑问，远征的目的还在于记录这些奢侈品的来源和供应渠道，这些已进入中国市场几个世纪的奢侈品可能会一下子备受青睐。最后，远征的目的还在于获得当地君主对中国皇帝臣服的表示，尤其是派遣使臣，进贡礼物等，不管君主们是否心甘情愿。
郑和曾两次到达非洲，一次是在1417年到1419年（第五次航行），另一次是在1421年到1422年（第六次航行）。更确切地说，他到达了竹步（Dju-bo），这是一个未知的地方，也许位于现索马里朱巴河（Juba）河口；到达了木骨都束（Mu-ku-tu-shu），即现在的摩加迪沙，[7]以及卜喇哇（Pu-la-wa），即现在的布拉瓦，[8]这两个地方位于索马里；也许还到达了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不幸的是，远征的官方报告也失传了，在1480年军队与宦官的党派斗争中被毁。不过，侍奉郑和的人留下了几段个人叙述，还保留了一张长地图，其中描绘了所经地区的沿海地带。这幅地图要归功于远征中的穆斯林翻译官马欢。另外，明代编年史提及了一些相关内容。而且，郑和为了答谢上天恩泽，亲自在两座妈祖庙的石头上刻下了举世瞩目的碑文。妈祖是“天庭的夫人”，海洋的保护神。这两座庙位于扬子江口，是远征的出发点。
尽管资料还算丰富，非洲的运气却依然不好——我们没能从郑和下西洋的旅程中得出什么结论，而且我们的结论甚至算不上中国文献中的一个小小的奇迹。总之，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来自远方，所以就得留下比别人更为详尽的描述。有关摩加迪沙的描述是这样的：房屋有四五层，居民喜欢争执，他们还练习射箭。关于竹步的描述是这样的：“他们住在独立分散的村庄里。墙用砖块堆叠而成，房屋用大砖块堆砌。民风朴素。那里既不长草也不长树。男女留着卷发；出门时戴一顶带披肩的布织风帽。山坡未经开垦，国土辽阔，很少下雨。那里有深井，居民用水轮打水。居民用渔网在海里捕鱼。”描述不多，但我们应该知足。
图为石头上的中文碑文，地点位于扬子江口附近。这篇文章是大将军郑和为了答谢上天恩泽，在海上远征的出发港口附近雕刻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431年。碑文中列举了郑和六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并简单提及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到达的国家（1421—1422）。
资料来源：J.J.L.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res,arthur Probsthain,1949）,pp.l.III.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杜环之旅的七个世纪之后，郑和下西洋之旅结束了前者开辟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时代，人们很少冒险进行官方交往，却始终希望获得足够多的消息，哪怕消息来源并不可靠。1421—1422年的远征是现代以前中非最后一次直接的交往；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漠视态度。我们讨论过远征的开支，从而解释这种活动为什么会停止；我们也探讨过中国自身的闭关锁国，但这些关系所表现的——确切地说，因为除空间上的遥远导致中非难以相互联系——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能够连接双方的力量。让我们想一想这些中国故事在非洲是怎样的——简单地说，8—15世纪，中非间接贸易不断增长，这些间接贸易既表现在中国资料的非洲内容中，又表现在非洲海滩上的中国考古文物上。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到这个环境中，这些故事则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的活力，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两个不同空间和文化世界的中间人。
或者反过来说，伊斯兰世界通过在两个世界之间做中间人得以繁荣发展。因为如果伊斯兰教能够影响中国与东非这两条支线，正如影响了欧洲与萨赫勒地区一样（参见第28章），那么一个靠权力和货币体系统一起来的，而不是靠语言与宗教统一起来的庞大的贸易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有关杜环的资料，参考了Wolbert Smidt,A Chinese in the nubian and abyssinian kingdoms（8th century）,Chroniques yéménites,9,2001,p.16。
有关中世纪的中国资料，参考了Friedrich Hirth,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30（1）,1909,pp.46-57。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res,Arthur Probsthain,1949,p.35），这本小册子汇集了1947年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L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召开的两场会议，一直是用西方语言展现的最精彩也最朴实的解读；有关采购的引用正是出自这部作品的第27页。在另一部作品中The true date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T'oung Pao,deuxième série,Vol.34,5elivraison,1939,pp.341-413，作者已列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日期与路线。
Teobaldo Filesi,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Evo（Milan,A.Giuffrè,1962），这部作品在12年后被译成英文，但未正式公布于世。两个版本都因过分相信中世纪时中国人多次直接访问非洲而遭遇强烈批评；我们能引证到相关报告。
John Shen,New thoughts on the use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swahili history,History in Africa,22,1995,pp.349-358.采用一种更加概括的方法，对手头的中国资料译文与非洲史学家的运用方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
Sally Church,dans l'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Berlin,Springer,2008），提供了有关“郑和”的概述，受益匪浅。同样，还有：Geoff Wade,The Zheng He voyages:A reassessment,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n° 31,2004,p.19。他的文章回顾了远征时军队的排场。最后，参考了Robert Finlay,The voyages of Zheng He:Ideology,state power,and maritime trade in Ming China,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8（3）,2008,pp.327-347。
有关郑和的地图，首先可以参考Mei-Ling Hsu,Chinese marine cartography:Sea charts of pre-modern China,Imago Mundi,40,1988,pp.96-112。
对郑和下西洋相关资料的“中国中心论”的解读，以及有关中国帆船发现美洲的假设，可以参考Robert Finlay,How not to （re）write world history:Gavin Menzies and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2）,2004,pp.229-242中严谨的说明。
最后，有关阿拉伯船只与航海的内容，参考了George F.Hourani,Arab Seafar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pour l'édition étendue）。
[1]塔什干（Tachkent），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译者注
[2]塔拉斯（Talas），吉尔吉斯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据说751年在该地唐朝军队与阿拔斯王朝军队作战大败，唐朝军队的俘虏将造纸术传入伊斯兰世界。——译者注
[3]布哈拉（Boukhara），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4]撒马尔罕（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5]阿比西尼亚（Abyssinie），一般指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6]索特科拉岛（Socotra），属也门索特科拉省，位于阿拉伯海西南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