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文教学中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
学科教育学在学科教育领域中属于理论层次的学科，它与各学科密切结合，并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把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教育原理，还原到各个学科中去，以实现学科特点和教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成为研究学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语文教育学是一门在语文教学法学科基础上形成，以教育学和语文学的边缘学科为核心的综合性的新兴应用理论学科。
语文教育学科经历了语文教授法—国文教学法、国语教学法—语文教材教法—语文教学法—语文教育学这一演进过程。“教授”一词最初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它在注重学有渊源与“传道”“授业”“说本师授”的时代是主要的教学方法。1904年新学制颁行，语文得以独立设科，师范教育首次开设教学法。“五四”以后，高师院校国文系相继开设国文教学法、国语教学法。新中国成立后，遂改为语文教材教法。语文教材教法课程侧重于运用教材一端，也涉及了语文课堂教学方法的传授及其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偏重于经验的实用性，而相对地忽视理论的系统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改为语文教学法。虽然人们认识到“教学法”的“法”不再单纯指“实施方法”，它应涵盖语文学科教学理论、教学过程、原则、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但基本上还停留在主观经验型和客观描述型水平上。宏观不宽、理论不强、微观不细、指导不力是语文教育理论存在的现实问题。跟相关学科诸如语言学理论、文学理论等比较，则更是相形见绌。这样也就导致人们对语文教学法的学术性与应用性产生了怀疑，从而降低了学科的学术地位，而学术地位的降低又反过来影响了本学科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然，语文教学法学科地位的低下，跟一部分师范院校办学思想不无关系。然而从学科本身自省，加强系统性、理论性、指导性以改变学科自身的形象似乎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
语文教学改革十余年来，语文教学研究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先后编著了教学法著作四十余本。此外语文心理学、写作心理学、语文能力论、语文教学论、语文方法论、语文美育、语文板书学、语文测试学、汉语口语教程、语文教学艺术论、语文教师语言等著作相继出版，填补了语文教学的许多空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都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观念也由知识型人才逐步向智能型人才转变，语文教育学的诞生适应了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对素质教育的需求。
在当代，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科研正向各个领域深入，由美国各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和主要学术领导人组成的霍姆斯协会于1986年提出的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报告《明天的教育》中谈到新型的教育系课程时说：“第一项重要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专门的学科的教育学。要用专门学科的教与学的研究来代替本学科的一般教学法‘课程’。”由此可见，构建和完善语文教育学不仅是本国教育科研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也符合国际教育科学发展的潮流。
学科理论的发展过程一般都经历经验型—客观描述型—科学解释型三个阶段，这种发展反映了学科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昭示学科理论愈益体现出“科学化”的趋势。然而到目前为止，语文教育学这门学科除了具有不少科学解释型的因素之外，它还存留有前两个阶段的明显痕迹。语文教学理论方面的专著虽然出版了几十种，但具有独立的体系、科学的理论、严密的概念、自成一家的专著还不多，大多数著作，名异实同，缺乏独创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起点不高，视野狭窄。语文作为中学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应把培养人放在首位。只有明确语文教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才能解决如何培养人的问题。面对当代社会和未来世界，尤其是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培养素质型人才是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但什么是语文素质？它包括哪些要素？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素质？怎样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如何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落实？对于这样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一般教学理论专著中没有专章论述或者是论述得很不充分。魏书生老师在总结他的教学经验时曾精辟地指出：“我认为语文是工具，是做人的工具，生活的工具，发展智力的工具，而把学生学会语文当作语文教学的终极目的，势必使语文教育走上歧途。”[1]他看语文的工具性，是从教书育人的全局上，站在教学目标的高度认识问题的，立足点高，视野开阔，眼光远大。作为一个行为教育家，既要牢牢地着眼于所从事的学科的具体特点，又要紧紧把握教育本质，这样在教育实践中才能纳学科目标于教育总目标中，施雄才于大略，自然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缺乏理论的阐述。语文教育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往往只作客观的描述、归纳，而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因此，对有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缺乏辩证的观点。中学语文学科性质是一个纵横全局、举足轻重的根本性问题。然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的四十余年里，关于学科性质的争论时起时伏。经过几次大的讨论后，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接近或一致的看法，但仍存在着许多分歧，有的甚至是原则性的。也正因为对学科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教学思想左右摇摆，才致使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进展缓慢的历程。50年代初期，语文教学强调思想教育，忽视学科的工具性、知识性。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文学课突出文学性，汉语课则偏重知识性。十年动乱时期，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而忽视甚至否认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及其他性质，致使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乃至阶级斗争课。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语文教学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又重新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并予以强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后来又出现了忽视思想性的倾向，有把语文课引向纯工具课或单纯知识技能课的危险。当又重新提出德育渗透问题时，许多教师就无所适从，不知语文到底该怎样教。这既反映出人们在认识语文学科性质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同时也与语文教育理论界对于性质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有关。如“语文是工具”这一观点，是叶圣陶先生针对当时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来的，对于纠正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或“文学课”的倾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出这一论题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是工具”这一观点。但我们语文理论工作者在把“语文是工具”这一观点上升到语文学科性质时，却是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只进行理论的概括而没有进行理论的阐述，缺乏说服力。首先，语言是工具只是语言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社会交际功能而言。其次，语文等于语言之说也值得商榷。语言和言语是不同的，最早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德·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2]语文当然要教给学生语言，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语文课主要是通过言语学习语言的这一事实。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作深入的理论探讨，没有作出科学的界定，所以对于学科性质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诸如此类问题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语文教育理论的贫乏和指导性的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基本概念的定义含糊，缺乏科学的界定。理论是概括地反映现实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判断表述。一般教学法专著很不注意概念定义的表述，没有从理论高度阐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没有区分事物的属和种差，没有反映出事物的本质。而大都采用直陈式、转述式，给人以朦胧、肤浅的印象，有些专著干脆连基本概念也不要，就事论事。
第四，理论缺乏预见性和指导性。应该说语文教育理论工作是比较注重实践的，在大多数专著中，都能联系教学实际，或分析个案，或引证实例，或就具体教学内容和方法阐述生发，或从客观教学表象概括抽象，这是语文教育研究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优良传统。但语文教育研究不太注重纵向研究和横向比较，只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由于理论没有高于实践，因此就会缺乏预见性和指导性。如“精讲多练”这一原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时，就发现学习语文仅靠“多练”还不够，还得有方法的指导，遂改为“精讲巧练”。然而这一语文教学原则没有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于是干脆不提。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语文教学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语文教学理论层次不高。
语文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理论学科，它必须在生动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的基本理论作为形成自己科学体系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理论，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语文专业基本理论（语言学、文章学、文学、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语文教育学理论不是把基础理论的结论毫无改变地抄搬过来作简单的对应翻版，而是从宏观的角度、独特的维度来研究这些基础理论与语文教学之间的联系。一般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都较为重视语文专业基础理论，而对哲学理论认识不够，忽视了哲学理论对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近代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就是教育理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或者确切地讲，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提供不同的理论思维指导。赫尔巴特的包括教学阶段论在内的教育思想体系，其哲学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与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的哲学观相联系。哲学的理论形式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因此，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教育学体系，就必须依据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确立理论思维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事实上，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对许多问题认识不清，看问题片面化、绝对化，这都和缺乏哲学理论方法指导有关。如只有对立，缺乏统一；只有孤立，缺乏联系；只有绝对，缺乏相对；只有静止，缺乏变化；只有局部，缺乏整体；等等，这的确应引起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当代教育早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它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作为基础工具的语文学科，向青少年进行教育，就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发挥其教育与教学的作用，从整体上去把握语文教育的功能。基于此，现代语文教育观就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立体的适应今天信息社会的大语文教育观。所谓大语文教育就是把语文教育看作一个开放性的大系统：它包括学校语文教育系统、社会语文教育系统和家庭语文教育系统，这种全方位地把学生各方面都有机联系起来，把学语文和学做人密切联系起来，有意识地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使语文教育形成一个“辐射型”的整体网络结构。这既反映了语文教育的时代意义，也决定了我们所建构的语文教育学理论的时代特征。王松泉认为语文教育学有十大分支学科：（1）一般语文教育学系统；（2）语言教育学系统；（3）文学教育学系统；（4）文章教育学系统；（5）语文教育心理学系统；（6）语文教育哲学系统；（7）语文教育美学系统；（8）语文教育社会学系统；（9）语文教育方法学系统；（10）语文教育技术学系统。[3]这种语文教育学大系的构想，说明了语文教育学这门学科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也给我们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学科教育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向学科教育提出具体任务只是学科发展的外因，学科发展只有通过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才能起相应的变化。语文教育学要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必须深入研究汉语文教育的规律。汉语不仅是汉族固有的语言，而且是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交际语，不仅是我国的主要语言，而且是联合国规定的工作语言。它历史最悠久，使用人数最多。汉语文是包括我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和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文教育是中国语文教育的集中体现。国外曾有语言学家和未来学家预言：汉语将成为21世纪世界性第一语言，汉字将成为21世纪世界性第一文字。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我们自己尚缺乏一种敏感。语文教育学要以汉语文教育作为一个特定对象，放在中国语文教育长期发展的特定时空中，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应当紧扣汉语文教育本身的特点，发掘汉语文教育的历史积淀，剖析汉语文教育的外部渗透，审视汉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展望汉语文教育的未来走向，以学科自身的特点为轴，以纵向发展的时间为经，以横向比较的空间为纬，在纵横交错的相互联系中对汉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理论作一番认真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这样才能形成语文教育学的理论特色。
中国传统教育源远流长，从春秋时代的孔夫子到清末的梁启超他们都有不少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教学理论。例如，“文道统一”“学思结合”实际上就是语文教育的两条规律。“文道统一”反映了对语文教育和品德教育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显道”，“文辞艺也，道德实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等等，都是对文道关系的形象表述。“学思结合”则体现了语文学习和思维训练相互关系的理性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熟读精思”“口诵心惟”等便是对学思关系的具体阐发。古代文言文教育理论往往散见于一些古代教育家、思想家的言谈和著作中，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发掘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不仅是研究汉语文教育特色的基础，而且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学的基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吸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能促进语文教育学的内在建构，使之在奔涌不停的时代新潮中进行整合，形成新的特色。这在语文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找到它们之间互相渗透、融合的轨迹。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翻译、介绍、评介国外先进教育理论蔚然成风，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理论氛围。如苏联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美国布鲁纳的课程结构理论、德国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这些也都是国际上共同关注的教学理论。对此，我们应大胆而又审慎地进行吸取，予以借鉴，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中国语文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领域中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当代社会大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交叉学科的理论能回答传统教育理论所不能回答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教育心理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脑科学、思维科学等相邻学科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发展了传统教学论。很多在历史上不可想象、不可解决的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学方法的更新都一个个被解决了，教育科学的许多理论上的疑难也必将随着教育领域交叉学科的发展而不断被破解。学习和吸取相邻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开阔视野，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拓展语文教育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实现语文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那些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为此，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教学第一线，走出“象牙塔”，走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分离这一误区，要在教学实践中去发现新的课题，开拓新的领域。要善于发现、总结、提炼、深化、推广基层教师的好经验，丰富语文教学理论。一种教学理论要在实践中发挥效用，实施操作化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所谓操作化，就是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如何通过理论探索、调查研究和教育实验，以科学的形态建立操作化的具体方法论，是今后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所要研究的课题。
未来的语文教育学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三个面向为指针，紧密结合我国国情，既纵向继承，又横向借鉴，把民族性和现代化结合起来，既具体细微又博大恢宏，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既丰富实践经验又增强理论色彩，把科学描述和科学阐述结合起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拓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学理论体系。
原载《教育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
[1]王林溪等编：《魏书生语文教育改革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3]参见王松泉《语文教学探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