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道咸以降，内忧外患频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渐变于昔，总的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产生于社会生活，并以一定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必然出现与社会生活变化相一致的运动。这就使近代文学表现出异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特点，它既是古代文学的承续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处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转型期，带有过渡性，又具有求新求变的性质。自1922年胡适揭示出近代文学这两大特点以来，得到后学普遍认同。[1]因此，如何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如何新变，便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揭橥近代文学价值的关键指标。[2]近代文学的变化分为“衰变”和“新变”二途，“衰变”指传统诗文的消亡，“新变”主要指小说戏曲的转化，这在近代文学研究界也形成了共识。[3]但对于“变”的原因，由于切入角度的差异，出现了“中西冲突融合”论、“自我变革主导”论和“外来影响主导”论的争议，“外来影响主导”论在小说、话剧、诗文、小说理论等局部研究中，逐渐成为主流。[4]
且不论三种观点的论据和结论如何，它们在论证过程中带有三个明显的共同倾向：一是其基本思路是“倒着看”，更多注意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异同，相对忽略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继承关系。比如，从现代话剧角度审视近代文学的变革原因，更多会得出西方文化主导论的结论，因为话剧是现代才从西方引进的，中国本无此种戏剧形式，可是，中国本无，何来转型？从现代诗文层面探讨近代文学的变革，又会遇到另一个疑问，即现代诗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借鉴西方诗文形式发展而来，与已经衰亡的传统诗文几无关系。因此，西方文化主导论便成主流意见，但是，既已消亡，何谈过渡？二是其研究目的是为建立单一化、政治化的现代文学史提供历史支持，故只以“五四”以后的精英作家和官方经典为立论依据，将同时期的其他作品排斥在外，进而忽视或压抑了与现代主流文学关系疏远的一部分近代文学作品，削古适今，掩盖了近代文学的真正面貌。如作品数量众多，在现代影响巨大的通俗文学便被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致使许多延续至今的文学现象难以得到合理解释。[5]三是偏重于宏大叙事和整体研究的路径，移植概念，大而无当，忽视细部考察和深入具体问题，致使宏观结论往往与个案属性产生龃龉。比如，存在不过两年时间（1902—1904），作品数量不超过20部，质量更是连梁启超本人都自顾失笑的政治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不敢恭维，根本算不上近代小说的主流，却向来被视为“新小说”的中坚力量和近代小说转型的标志。这是一顶多么经不起推敲的光环。
要克服上述缺憾，就得转换研究思路，扩展研究视野和淡化研究的功利目的。近代文学既然被视为转折环节，那它就不仅仅对现代文学具有先导作用，也有对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色彩。因此，需以时间的正常流向“顺着看”，讨论其过渡了什么，如何过渡，过渡后果这一核心问题，从而正确描述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进的具体行程、特殊规律及类型特征这一近代文学的独特主题。近代文学创作与翻译活跃，作品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形成了众声喧哗、复杂多样的格局，其发展方向也显露出多重可能性，并不指向单一目标，我们应追踪每一可能性的最后归宿，建立起属于它们自己的谱系。许多类型乍看似乎已无“后代”，实则当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一向被我们忽略的现代通俗文学领域时，才会发现它们依然生机盎然、繁茂昌盛。诚然文学研究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不必一味抱定特殊历史时期文学权力争斗的激烈心态不放，应该给那些曾被放逐的作品一些关注和宽容，把它们放回到文学本身的发展流程中进行考察，才能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增添新的收获。
通观中国文学的演化过程，各体文学类型中只有通俗小说和传统戏剧从古代延续到现在。传统戏剧至今依然保持着它的程式与风范，转型的表现并不明显。通俗小说则不同，它在近代经历了由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嘉年华”式的狂欢过后，又被打入现代通俗小说行列，长期遭受冷落，可谓尝尽“人间冷暖”。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席卷大陆时，人们发现它们的“祖宗”其实就是传统的通俗小说，它顽强地生存于一隅，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影响所及，遍布国土。所以，厘清近代通俗小说转型的历程、变化及路径，是我们解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最佳角度和选择，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并不是所有的近代小说都幸存至今，那些在“小说救国”高调催迫下，担负“揭丑”“启蒙”与“教科书”重任而偏离小说本体特征的小说匆匆上阵，也迅速退潮，更多当下意义，显示不出其与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关系。贯穿近代小说创作始终且延续到现代的两类作品——言情小说与侠义小说——却完整地体现了由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过程。侠义小说另论。在“稗官争说侠与妓”风潮中，[6]狭邪小说替代已处于衰势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近代早期言情小说的主流。在清末最后几年，它改换门庭，不言妓女之情而揭妓女之黑，进而成了社会小说的一个情节单元，说明它一直存在，并未消亡。20世纪20年代，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以“倡门小说”的称谓卷土重来，掀起了一个创作小高潮。20世纪40年代，长篇倡门小说《亭子间嫂嫂》风行一时，让我们看到转型完成后，具有完全现代文学品格的狭邪小说的最终面貌和形态。所以，探讨近现代狭邪小说的演变路径和背后的原因与动力，可以从细部实证层面更好地挖掘中国小说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特色。
把近代倡优题材小说称为狭邪小说，首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唯所记则为伶人。[7]
这段话梳理了唐以来记载妓女的笔记作品及其特点，可视为对狭邪小说“远亲”的追溯。狭邪小说产生的直接源头是《红楼梦》以来的人情小说：
《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唯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8]
在后来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重申了这个观点，直接称此类小说为人情小说。既属人情小说，那就与才子佳人小说不无渊源，所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便直呼狭邪小说为“才子佳人小说”了。由此，狭邪小说的渊源、产生原因及类型归属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后学未出其矩矱。
鲁迅先生在上述三作中提到了《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龟》诸作，把它们分为“溢美”“近真”“溢恶”三种类型，分别给予评价。其后，一些学者展开了对狭邪小说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百年来，《海上花列传》71篇、《花月痕》52篇、《品花宝鉴》28篇、《九尾龟》16篇、《青楼梦》13篇，《海天鸿雪记》10篇，其他如《风月梦》7篇、《海上繁华梦》7篇、《海上尘天影》4篇、《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3篇，均未超过10篇，总计211篇。可见，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年均2篇左右，且集中于鲁迅提到的5部作品，开拓性明显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重复性的考证文章占了一大半，而那些涉及作品思想、艺术评价的文章因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的不同，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狭邪小说的综合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多从女性形象演变，都市文学发生发展，叙事方式变革，士人心态变异，吴语书写等方面予以讨论，产生了60多篇论文。
学位论文方面，研究格局与已发表单篇论文相同。硕士论文39篇，《海上花列传》13篇，《花月痕》《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尘天影》各2篇，《风月梦》《九尾龟》各1篇，综合研究类16篇。博士论文4篇，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国昌《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上海大学，2007年），仇昉《近代狭邪小说艺术史论》（扬州大学，2008年），岳立松《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易名为《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这些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引入许多新理论，以新的视角对狭邪小说进行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狭邪小说在近代小说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的角度进行讨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只有李爱红《〈海上花列传〉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山东大学，2005年）、孙月霞《晚清狭邪小说的现代意味》（苏州大学，2005年）、胡安定《游移于传统与现代间的“狭邪”小说》（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3篇硕士论文有所涉及。可惜这些论文古今打通不足，就狭邪小说作品本身立论，没有凸显转型视角和“史”的观照，继续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民国以来，从主流创作跌入支流行列的狭邪小说继续发挥作用。大略言之，“溢美”一路的言情言爱旨趣和缠绵哀婉风格直接催生了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格调，向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发端。“鸳鸯蝴蝶派”的名称就是源于《花月痕》第31回的回目，多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声称他们的模仿对象就是《花月痕》[9]。“溢恶”“近真”一路则融入民国社会言情类小说，妓女题材成为此类小说不可或缺的情节单元，除了情感寄托玩味，还承担着揭露社会黑暗腐败，谴责官民道德堕落，反映时风变迁，同情底层人物生活的功能。
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妓院、妓女为描写中心的作品在通俗小说领域重新崛起。代表作有毕倚虹《人间地狱》、周天籁《亭子间嫂嫂》两部长篇，何海鸣的中篇《倡门红泪》。短篇更多，1926年，周瘦鹃精选出其中11篇，组成《倡门小说集》，由大东书局出版。上述作品使用的“倡门小说”的命名，其实早于鲁迅狭邪小说的命名，但两个命名的所指是一致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的存在几被遗忘，直到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于1999年问世以后，人们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繁荣过。目前，对于它们的关注处于文献整理和作家作品介绍阶段，还没有从文学古今转型意义的角度讨论它们的成果。
近现代狭邪小说百年来的演变过程，完整经历了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每个阶段，理清其间的嬗递过程、演化路径和内在关系，揭示其创作状况变化的规律与特点，对于探索近代小说乃至近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转型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个相当有诱惑力，难度也相当大的课题。首先，转型是根据内在理路，由一个状态转变成为另一个状态的过程。对于狭邪小说来说，它之前有绵延千年的言情小说传统，它之后有繁复且不统一的现代性规定，狭邪小说承载了哪些传统基因，自身为此传统添加了什么样的因子，为后继者又传递了什么样的遗产，是一个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运动过程，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只能进行静态的、抽象的、“肯定性”的“事后”描述，并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境，容易掉入概念先行的陷阱。
其次，狭邪小说内部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渐变式调整，这些取向和调整的变化情况及相互关系具有开放性和交叉性，并不指向单一目标，也不是必然导向现代性，所以，考察内部差异此消彼长的隐显因素，把握起来相当不易。
再次，与任何文学流派的演变进程一样，近现代狭邪小说的演变并不是简单的、封闭的直线推进过程，而是充满曲折和反复的动态过程。因此，寻找及梳理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化，都得小心翼翼，考虑前后左右，且要防止机械的、琐细的比对，概括出规律性的变化及其原因，的确在考验研究者的学识和耐性。
最后，小说的或文学的内部演化因素之外，政治、经济、文化、市场、传播、政策、翻译等外部因素的介入作用也不容小觑。如何把这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庞杂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分析清楚其中的经纬关节，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解决上述困难？原则有三。一、以作品为核心。文学现象发展、变化的一切表现，最终必然反映在作品创作上。所以，作品研究仍是中心，但对作品审视和评价的角度要作调整，不再局限于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应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其中的变化，寻绎承继脉络，探索背后关系。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在全面掌握、深入分析作品的基础上，予以历史的宏观考察。超越作家作品介绍的线性小说史写作模式，将研究重点放在考察文学现象、事件间的脉络联系上，选取反映转折关系的典型作品，以点带面，考察类的演变历程。三、从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叙事等小说基本组成要素的表现与变化及其成因探讨入手，揭示、论证、描述近代小说的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语言模式、传播方式、作家队伍等构成要素的渐次转变，探寻整个小说创作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和途径。
具体切入点有七个。第一，言情小说起家的狭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后期才出现的类型，在它之前，有着悠久的言情小说创作实践，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抟揉成体系化的传统。传统具有理所当然性和连贯一致性，后来者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传统的价值信仰、经验象征和行为模式的规范制约。所以，言情小说传统对狭邪小说的宰制支配作用是我们首先要予以考察的。传统的“现在”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它有哪些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如何搭配组合，最终构筑起了何种形式的结构性框架，从而有效地规定了后来者的创作路径。另外，狭邪小说是以妓女为题材的，妓女的出现远远早于狭邪小说，对妓女的认识、看法、评价、描述也是一个历史积淀过程，其总体倾向性及应时变化必然对狭邪小说的妓女观和创作观产生前定影响，对这方面内容的梳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二，作者既受集体意识的规制，又有着相当广阔的精神能动空间。他们的意识形态、知识背景、社会背景、价值期望、人生遭际和创作目的决定着作品的意旨、趣味及艺术表现。对每个作家的所属群体和个性特征的挖掘，是了解作品个别性形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作品变化的关键切入口。
第三，作品唯有出版才能在读者中流传，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反响，才能影响小说史的进程。传播媒介和方式的改善，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整体走向，所以，对于出版诸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慎重对待。
第四，市场导向的指挥棒握在读者手里，尤其是对出版者形成压力，出版者反过来对作者提出要求，形成利益链条。读者的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有高低雅俗之别，为优秀之作和平庸之作都提供了问世的空间。读者的阅读口味既有从众从俗的一面，也有求新求变的一面，它们构成了读者阅读兴趣的阶段性差异，推动小说创作的调整和变化。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虽然非常有限，但做尽可能的挖掘还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
第五，创作受小说观的引领，创作实绩也反作用于小说观的生成，两者互相激荡生发，这是小说理论与创作关系的基本规律。理论有后置、前置之分。理论后置是对已有小说形式进行总结、归纳，肯定优点，批驳缺陷，促进某类小说成熟的同时，也提升其人气，从而影响后来的创作选择和进程。理论前置则可以指明、引导创作方向，使之向理论家期望的目标迈进，催生新的小说形式。不论是前置还是后置，理论的价值观和艺术观变化，尤其是重大的变化，必然传导给创作实践，引起整个小说领域的变动和转向，这在近现代小说界表现得相当突出，需要加以特别强调。
第六，作者想创作什么类型作品，出版者想出版哪类作品是一回事，能不能创作或出版又是一回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及其执行力。清代的文化政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也十分残酷，屡兴文字狱，稍有不慎，就有灭门之灾。在小说领域亦是审查严格，带有民族、种族言论和政治异议的作品绝无容身之地，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常因有碍风化被划入“淫词小说”范围，严厉禁毁。这种政策的效果和执行能力虽会因出版者和读者的抵制而有所剥蚀，但直到最后的一二十年才松懈下来，闸门大开，而这正是清代小说的大膨胀时期，其中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第七，与以往小说领域只存在“古今”演变的纵向关系不同，近现代小说还要面对中西交流的横向关系，大量翻译引进的域外小说为本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也冲击着既有模式和框架。恰当评估翻译小说对既有传统和秩序的冲击力度，以及它对新小说范式构建的作用，是一个关键而又敏感的话题。目前学术界争议的“中西冲突融合”论、“自我变革主导”论和“外来影响主导”论，都离不开对此问题的判断，可以说，把翻译小说摆在什么位置，是研究近现代小说转型这一课题的核心议题，谁也绕不过去。
上述七个因素的性质和作用并不统一。大体来说，传统因素整体上属于保守力量，对近现代小说转型起约束牵制作用。转型就是扬弃传统的过程。传统是累积了无数的过去努力而以正当性的身份出现的“胜利者”，位居优势地位，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所提供的经验、意义和价值，而且传统具有磁滞效应，不可能完全被剔除，消失无踪。面对挑战和冲击，人们首先会在传统里寻找庇护，权衡对照，稳定心态，所以传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股保守的力量。但是，传统又是学习、接纳新事物、新变化的基点。人是无法完全抛弃既有经验来应付、接受新事物的，只有找到传统与新变之间的平衡点后，人才能安心、踏实地接受新事物。日积月累，旧传统被慢慢稀释、淡化，原来的新事物亦成了传统，得到普遍的心理认同，冲击所带来的摇摆震荡重新稳定下来，人们又心安理得地栖息在传统的港湾中。所以，传统亦是可以更新替代的，并不是僵滞不变的，至于其变化的幅度和深度有多广多深，那要看传统的磁滞性有多强，新生事物的冲击力度有多大而定。狭邪小说虽然有自身的特征和个性，但并无异质性，很快被完全吸纳进言情小说传统的体系中，成为言情小说传统的新代表。传统既有维持“已在”的迟滞力，也有面对冲击而调适转型的内在动力，所以，它是近现代小说转型消极的而非对抗的力量，因缘际会，便会改弦易辙。相对于传统的象征意义和抽象结构，其他六个因素是推动近现代小说转型的积极力量，因为它们都处在当下，有适应形势或创造形势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虽然它们的作用力并不均衡，功能各异，主次地位变动不居，产生影响的时序也先后有别。可当它们汇聚在一起，交叉运作，形成合力，释放出集团能量的时候，传统的藩篱终于阻挡不住它们的冲撞，吐故纳新，更新换代，步入新的生命周期。
[1]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67页。
[2]王飚、关爱和、袁进：《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瞩望》，《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3]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绪论》，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4]裴效维主编：《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2页。
[5]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关爱和：《稗官争说侠与妓——十九世纪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主旨与主题模式》，《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8]同上书，第263页。
[9]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