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本课题的研究，缘于笔者长期在学习和教学工作中的诸多困惑。第一，居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难以被大众广泛理解、接受。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主要学习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进入高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深刻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未能在当今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还是广大学生和民众的不理解？抑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接“地气”，与现实脱节，与中国本土文化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正实现大众化，在人民心目中扎根、开花、结果，其具体途径是什么呢？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还能胜任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吗？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正统，法家、道家、佛家等多元并存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虽历经浩劫，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博大宽宏的胸襟容纳和吸收了各种外来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再次复兴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吗？第三，改革开放的中国，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而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审美观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该以何种文化作为我们价值评判的标准和行为处世的准则，越发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大众的较为突出的问题。第四，全球化浪潮中，中西实力的差距主要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其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缩小这种差距呢？中国怎样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的关系？面对这些诸多困惑，笔者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跟随导师刘仲林先生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创造学。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刘仲林老师正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则使我眼前一亮，多年的困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因此，本课题就是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指导下，在刘仲林“创学”视角下，探寻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书从“创学”的视角，分析了“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文化起源、时代传承，以及“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涵、发展演变。全书通过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分析指出，经过近百年的文化论争，中国文化建设已由过去的文化论争阶段进入到文化建设时期，经过广大学者长期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新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其中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建立了新的范式。本书通过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潜在的“创造”思想，其中《周易》的“生生日新”是中国“创造”思想的起源，也是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源头。《周易》“生生之谓易”思想中，张岱年解读“生”即创造，这一思想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以此为核心，张岱年先生建立了“天人五论”中国哲学新体系。在张岱年先生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为中国文化的新理论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刘仲林等在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基础上，结合西方创造学，进行深入的“创学”理论建构和大众实践探索，笔者作为“创学”探索性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本书主要对“综合创新”论思想起源、时代传承、产生的现实基础、具体内涵、理论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使“综合创新”论思想和“创学”以完整、系统、全面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另外，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是“中、西、马”并存与竞争的现实，文化多元化必将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而价值观多元化必然导致主体文化缺失与价值观困惑，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时代所需。中国文化建设离不开人民大众，因此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而且还肩负起文化普及的革命工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和人文学院支持下，刘仲林教授发起的“中华文化大学（堂）”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中华文化大学（堂）”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方向，以中华文化大师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指导，以中华文化的整体为视野，以学子和大众的亲证实践为检验标准，以“传承”与“创新”融会贯通为手段，以实现“叩启真的心窗，探寻善的家园；追求美的境界，觉悟创的人生”为目的，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笔者是“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实践参与者，总结其成功经验，反思其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大众化工作不断深入，这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自1840年以来，中国忧国忧民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自身文化存在的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将这种反思推向高潮。随着“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学者用了近百年时间论争，终于明确了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自20世纪以来，一些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们纷纷尝试建设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贺麟的心学体系，以及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哲学体系最为显著。然而，从“综合创新”论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建设，国内学者主要有张岱年、方克立、刘鄂培、刘仲林、李维武、李存山、钱耕森、陈卫平、王东、王中江、张允熠、洪晓楠、周德丰、干松春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文化建设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老一辈学者开拓的道路上，一批年轻学者也加入到“综合创新”论的研究队伍中，为“综合创新”论思想的研究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如刘静芳、简红江、金丽、裴小敏、王永伟等学者。总之，在广大学者的不断努力下，“综合创新”论思想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范学德先生1989年出版的《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哲学思想》，这是较早研究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著作。程宜山先生199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是第一部系统阐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文化学专著，该书详尽介绍了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起源、发展、基本内容和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程宜山先生1995年又出版了《潜龙之梦——中国哲学复兴的展望》，该书全面拓展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以促进中国新哲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克立先生1997年出版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在该书中，方克立先生深入分析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导原则、产生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并进一步揭示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思想不仅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对“综合创新”论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文化由“中、西、马”三流合一向“马魂、中体、西用”进一步深化。方克立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又符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刘仲林先生1999年出版了《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一书，该书包括“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三卷，该丛书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创”为核心，以“中西会通、古今会通、科技与人文会通、文化精英与大众学子会通”为目标，以“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对构建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进行了探索。2000年，刘仲林先生再推新著《中国文化综合与创新》一书，刘仲林在该书中指出，张岱年先生在70年前提出的中国新哲学理论包含“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合科学”四个要素对中国新哲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东先生200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一书，对中国多元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同年，刘鄂培先生出版了《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思想，而且探寻了“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脉络。近几年，一些年轻的博士、硕士也投入到“综合创新”论的研究中，写出了一些有质量的论文或文章。除了相关著作、期刊研究成果外，不少学者也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对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进行了研究，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陈卫平先生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同样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诠释的三条路向，其中胡适代表了科学主义路向，冯友兰代表了人文主义路向，而张岱年则综合了科学与人文的路向的对立，以试图实现二者的融合与超越。程宜山先生认为，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兼综融会、自成一家的唯物论新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与当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先生的体系鼎足而立，而且为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宝贵借鉴。

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较多地在学理上对“综合创新”论思想进行了探讨，尚缺少中国新理论的具体构建。刘仲林先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创造学结合的背景，以“创造”思想为核心，以中西会通、科技与人文、大众与学子、古代与现代四大会通为方向，着力建设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哲学新文化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理论的具体构建方面，也体现在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方面。张岱年在新文化建构中明确提出新文化的社会实践问题，即新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但由于受历史环境限制，没有付诸实施。多数学者注重较多的是新理论建设，而对新文化大众化普及工作关注不够。以刘仲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识到新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的重要实践意义，并作出初步尝试，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执着的信念。“中华文化大学（堂）”追求大众与精英学子互通的实践探索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大众普及工作开拓了一条新路。而本书所研究的，就是系统总结“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起源、历史传承、产生背景、具体内涵、发展演变、反思与展望，这方面的工作是极具开拓性探索的。

二　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研究现状

除了大陆外，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建设。主要是当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刘述先等，以罗光为代表的台湾辅仁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新士林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反思中国传统哲学，并致力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中国新哲学。其中，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员有吴经熊、罗光、赵博雅、邬昆如、项退结、傅佩荣等，其中罗光的生命哲学尤为突出。海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如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陈荣捷等，他们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整个世界体系之中。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将儒学伦理精神发扬光大，并发挥出其光芒。所以，必须反省“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估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那些有价值的思想，以求得儒学的复兴。

第三节　研究方法、路线与创新点

一　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科技哲学、创造学、诠释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运用哲学分析、文献考查、比较分析、案例研究、调查法、解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对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进行了研究。具体运用如下：

第一，理论分析法。主要用于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文化、创生、创学等概念的界定。

第二，文献研究法。主要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对相关期刊、网站的文献进行研究，以及图书馆出版的各类刊物进行查询，以获取国内外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三，纵横比较法。纵向的比较主要用于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发展的特点、成因、效果进行比较。横向的比较主要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文化建设道路上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及效果进行比较。

第四，案例分析方法。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案例进行剖析，特别是“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创办及运行机制、学员感受与收获、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调查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寻求解决的措施，从而为文化走向大众、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提供借鉴。

第五，系统方法。在运用“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中国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对新文化建设相关系统及要素进行分析，构建完整的新文化体系时，主要采用了此种方法。

第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化走向大众化过程中授课内容、授课效果、学员感受、今后发展方向等调查分析，充分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综合创新”论思想的发展历程的探讨论述，作者希望能够深化理论研究的深度，拓宽理论领域，探寻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并为创学的建立做出微薄的贡献。

二　研究路线

本书从“创学”视角入手，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理论建设中“综合创新”论思想的理论来源、历史传承、在近代的发展以及“综合创新”论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内涵，并对“综合创新”论思想在近现代的传承和发展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对“创学”的提出，具体内涵、思想特点、学科性质进行了初步总结。通过分析，揭示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建立以“仁”为核心向以“创”为核心转化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探讨中国新文化的理论构建，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文化大众普及工作的路径，总结其走向大众化过程的成功经验并反思其不足，从而扬长避短，努力推进中国文化大众实践的普及工作，这对新文化的理论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　研究创新点

本书从“创学”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理论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创新方面，沿着前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也有部分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综合创新”论的思想来源、历史传承、近代发展，详尽分析了20世纪“综合创新”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涵、现代传承和发展，为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的传承、进路和方向的选择与确定，提供了基础。

第二，本书对“创学”的提出、具体内涵、思想特点、学科性质首次进行了总结和阐述。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即从以“仁”为核心，转向建立以“创”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新文化。

第三，本书对中国文化建设中如何为“文化普及的革命工作”的范式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大学（堂）”这一文化大众实践范式进行了分析与总结，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拓探索性。

第四，通过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充满创新思想的历史，中国创造思想的“碎片化”特征决定了这些“碎片”的挖掘与整合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大众这个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