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欣闻赵四学博士《创学视域下的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研究》（以下简称《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出版，这是哲学中首个书名冠有“创学”的著作，蕴意深刻，谨致祝贺！
“创学”是什么学？其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先从最近一次学术会议谈起。2015年7月，笔者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十九届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海内外一百五十多位学界同仁共聚一堂，广泛交流中国哲学领域学术成果。在会下，笔者与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创办人、80岁的成中英教授多次交流，一致认为会上发表的论文虽多，但大多是对古哲先贤思想的解读或时下应用，面向未来的新理论探索非常少，令人慨叹。成教授近年倡导“中国哲学再创造”，认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1]。不过，受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学界应和者不多。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哲学长期由“经学范式”主宰，而理论变革却被边缘化？这一创生力疲弱的现象，值得深思。
20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林毓生曾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不过，林先生泛指“中国传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因此中国传统转化的核心是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我们不拘泥“创造性转化”用语的表面，而追求其内在实质，则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在传承基础上的新哲学探索，都属于广义的“创造性转化”。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都是对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宝贵探索。
20世纪下半叶，台港及海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有新的发展，形成新儒家三期的递进。海外学者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既是新哲学探索，也是新哲学的方法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大陆中国哲学新理论探索长期停顿，80年代后，探索有所活跃，如张世英的“整体性”哲学、李泽厚的“情本论”哲学、张立文的“和合学”、董光璧的“当代新道家”等。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研究仍以人物、学派、观点的论证为重点，新理论建构处于学术主流视野之外，更未能对社会大众产生应有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中国哲学与文化更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再创造，推动新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学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深化和精神重建的迫切需求。《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一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版的。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以下简称“综创论”）。
早在1935年，张岱年即提出了“综创论”，中心思想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2]。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岱年进一步通过“天人五论”全面论述了他的“综创论”新哲学体系要点。80年代，方克立等学者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运动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了“综创论”思想，对推动这一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刘鄂培等一批学者也为综创理论建设做出了各自贡献。以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创论”，成为我国新文化理论探索中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笔者自1990年起有幸在张岱年老师指导下从事“综创论”研究，1995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以“创造”为核心的新哲学理论框架，1999年出版“古道今梦”系列专著（由《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三卷组成，约60万字）。张岱年、蒙培元、刘大椿三位学者分别为三卷写序。张岱年在序中评价拙作时指出：
在认真评价儒、道、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周易大传》生生日新为源，转化形成以“创”为主导的中华新精神，并将“创”作为核心范畴，融入中华文化内核。认为“创”是现代精神的标志，较“仁”更能体现人的本质，由此，提出了将“仁学”等传统思想转化提升为“创学”的新观点。[3]
这是张老师对“创学”内涵精练而权威的概括。21世纪以来，笔者及有关教师、研究生等组成的学术团队，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等为平台，在“创学”理论探索和大众实践普及方面默默耕耘、不懈努力，取得了一批有独到探索意义的成果。《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就是这批成果之一，该书的第六章对“创学”来源和含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
笔者觉得，“创学”的特色可简要概括为四点：
（1）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创学”研究尝试突破中国传统哲学泛道德化的局限，在中西、文理、古今、凡圣四大会通的跨学科背景下拓展哲学新境。
（2）“道”的古今通贯。“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最高追求，“创学”继承这一思想，通过对道的“本体与境界”合一追求，实现古今之道的贯通。
（3）从“仁学”到“创学”的转化。继承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家“天人合一”的广义创造观，与现代西方创造学说结合，建设中西会通的“创学”理论。
（4）落脚在大众实践亲证。贯彻先哲“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把“创造之道”落实到百姓大众生活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造就21世纪新人。
以上四点联系起来就是跨学科—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具体来说，“创学”是以“跨学科”拓新为视野，“道统”传承为主线，“创造”觉悟为追求，“大众”亲证为落脚点形成的以“创造之道”为核心的中西会通新哲学。
2010年11月21日，由笔者发起，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安徽省图书馆协办的“中华文化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各界人士400多人参加，新华社等多家媒体作了报道。中华文化大学以“大学之道”的修行为宗旨，“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为定位，坚持开放性和公益性，推动大学学子与社会大众同学共修，成为“创学”的大众实践基地。接着，陆续创办“中华文化大学网”（http://zhwhdx.ustc.edu.cn）、骨干学员学习班、在线网络视频课堂等，通过中华文化大学的基础教程《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西会通创学入门》，形成较为完整而多样化的“创学”教学传播实践体系。2014年，由笔者主讲的“中华文化精髓修养”课入选由教育部评选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四学博士不仅参与了创学理论研究而且积极参加大众化实践活动，在“中华文化大学”的普及教学、志愿者服务中都活跃着四学的身影，《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就是在这一环境下产生的。这种新理论与大众实践密切结合的探索并不多见，应是该书首个特点。再者，该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综创论”的思想来源、历史传承、近代发展，不仅包括“综创论”的思想，也包括了马哲、科哲、儒家、道家、易家以及士林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综创论”兼容并包的特点。另外，该书对“创学”的提出、具体内涵、思想特点进行了细致阐述，很好地呈现出创学“跨学科—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的特点。综上所述，该书对中国新哲学文化探索，特别是“创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当然，由于中国哲学新理论探索长期被边缘化，“创学”理论研究如“逆水行舟”，加之“创造”本身的复杂性，中西会通的跨学科性，“创学”的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在理论深入性、原创性上有待加强，相信随着四学博士这部处女作出版，会有更加精深的“创学”研究著述问世。开放的“创学”欢迎各界人士加入探索！
创造是人的最高本性，是真善美的结晶，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一切进步改革的根本是人的创造力解放，市场经济从“外学”层面触及了问题的一半，而东西文化会通将从“内学”触及另一半。
冲破千年经学范式桎梏，中国哲学再创造、中华文化启新命，前进！加油！
刘仲林
2015年8月22日于月树书屋
[1]成中英：《中国哲学需要“再创造”》，《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5日。
[2]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国闻周报》1935年3月18日。
[3]张岱年：“序”，载刘仲林《新精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