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唐代思想文化发展整体状态主要体现在诸多异质文明与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由国家层面以六朝之兴衰作为最为贴近的镜鉴进行思想和文化艺术的整合，形成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体系，开创了一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思想多元的局面，尤以盛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条件的保障，使得盛唐时期仕宦阶层的思想境界、思考目标得以超越一般生存、生活的需要而走向精神领域的发展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在开放兼容的整体社会政治生态之中，王维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客观上具备了相对自由的外部环境。

以盛唐整体社会政治生态为背景，以居于朝野之间、“三教”兼容的王维作为典型，透过对王维精神世界的分析研究，可以见出，盛唐社会以及传统社会诸多历史时期，社会之所以相对稳定和谐，艺术创造之所以相对繁荣昌盛，与代表社会政治生活中道统的文人对于自身处境，即自身“位”的深刻理解与安适紧密相关。此间统治阶层亦充分关注社会各阶层之诉求，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将社会主流价值观朝着儒、释、道三教兼容的人生哲学方向引导。终人一世，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直至精神的永恒等各个阶段层次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从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出发，一路向上，直至得道成仙，修炼为佛，期间等差错落有致，诸“位”各得其所。既具备如此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在不同社会层面和不同人生阶段各有侧重，因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整体社会环境，在此相对和睦不相搅扰的环境氛围之中，彼此关联又彼此游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此一立体完整之社会政治结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相对开明与包容的政治行政政策的运作下，镜鉴历代成败得失而逐渐研琢而成。反之，但凡价值观念指向单一，社会包容性缺乏，均可能造成社会体系失衡，并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的失序与动荡。

王维“诗佛”的定位较为完整地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其个体特质作出了相对准确的表述。通过史料的研琢和对王维诗文著作的逐一分析，即可见出儒家、道家、佛家哲学思想在诗文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并每每“三教”杂糅于同一作品而相得益彰。现有王维研究成果侧重于禅宗，因此有必要对王维整体思想进行观照，方可将王维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进行充分的阐释，并对于“三教”自相互排斥与对立，至于相互妥协与包容，终于混融，即成为局部彼此包涵与大部相互拱柱的衍变过程进行充分的理解。此种结局与时代特色是为中国传统文明之本质特点在盛唐的充分体现，即《易》所诠释的变易或“生生之大德”哲学思想在精神、文化、艺术各个层面的作用。

胡遂教授曾在《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论王维佛理诗文中的般若学思想》一文中提出“王维的思想状况和人生哲学”研究的问题，指出“本文的目的除了对王维的佛学理论修养作出初步探讨之外，还企图引起学术界对其佛理诗文的重视。由于这些诗文涉及许多佛学理论，且以抽象说教的形式出现，缺少应有的形象与韵味，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王维集中的败笔而置之不理。其实正是这些诗以直接明白的语言表明了王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论。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如果要对王维的思想状况和人生哲学有全面的了解，并对其文学作品有从思想旨趣到艺术表现诸方面的深入研究的话，就不应该回避这些诗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认识作家，把握作品，取得前人未曾有过的研究成果”^[1]。本文对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即针对上述问题，在总结现有王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挖掘与思考，形成较为系统、完整、清晰的王维精神世界研究成果。

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基于对传统王维研究状态的充分了解和把握。王维的思想状态与现实作为契合传统文人从文学艺术层面对于佛教哲理的领悟，并由于历代的美誉、推崇、效仿，使得我们有必要对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儒、释、道之融合并体现在文人精神世界的状态，以王维作为典范进行完整和系统的研究，以弥补唯重“诗佛”之名号而倾力于自佛学、禅理角度单向阐释王维，忽略了儒、道于王维佛理形成过程中基础性的意义，以求深彻理解和阐释以儒学为道统的传统社会上自帝王、下至闾阎人等对王维的推崇，以及王维的处世态度和文学作品对后世的长远影响。

一般说来，随着隋唐门阀贵族体制式微和科举制度完善，主流社会政治观念得到加强，儒家哲学不可避免成为文士安身立命的必由之径。即便如此，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之下，此主流社会政治观念并不制约文人在“三教”之间的相对自由地思考。王维早年科举成功，以仕宦终其一生，王维之“居士”身份亦可知其未必是纯粹的佛门人物，而属于典型的进退自如的“三栖”状态。其求学仕进时节属意于佛理，倾心佛理时节心系庙朝；应对君王冠盖自如洒脱，沉迷佛理亦超凡脱俗。诸多心向的和谐可以由儒、道家中庸哲学以及“顺权和合”的传统观念予以解释。因此说来，忽略“三教”之一端，亦未可成就王维当时之盛名，身后之盛誉。事实上，就盛唐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状态而言，王维作为游走于朝堂与樊丘的“中隐”人物，必然是将儒、释、道三家之分寸把握得得心应手。同时代理佛的诸多文人、居士之中，多数唯具备佛禅之形而未真正实践和保有其核。较之白居易、苏轼等禅宗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王维则将理论与实践契合无间，无疑这是王维成为无可挑剔的“诗佛”的主因之一。

当代柴秀波博士指出，“立体化生存作为人生存的一种‘应然’态，它不是抽象的单一规定，而是表现为条件性的存在和变化的形态，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也有不同的表现。”^[2]此观点颇有新意。作为对于上述观点的印证，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对士人群体之间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体的研究，有以作为正、反两方面的参照和解答。

作为文人个体而言，王维的生存状态表现在精神世界和生活实践之中“三教”兼容而又倾向显著，以理佛至精至诚闻于世。自作品中多可见出王维内心世界的儒、道、释之杂糅，并多沿儒、道、释之顺序，起于儒，继而道，终于释的思路展开。不言而喻，佛教元旨在王维所具备的上述外部条件与环境之中必然亦向儒、道等本土教义贴近和延伸。据此，方可较为实信地喻之为“三教”混融，因之亦能够明晰后世的理学等中国特色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在仕宦阶层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同时，从王维个体精神世界的研究，可以辐射至盛唐士人阶层的整体精神状态的解读，以此探索盛唐相对和谐之整体社会政治生态的深层次成因。

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思考和理想的表达因人而异，与儒、道、释的最高境界“圣”“仙”“佛”相对应，同时代的杜甫倾向于儒家人生观的忧国忧民，李白倾向于道家的自由狂放，王维则倾向于佛家的空寂静净。虽然不同内涵的哲学思想的兼容并包开创了盛唐文学艺术风格多元的局面，王维家庭背景和个体特质依然是成就其“诗佛”的重要原因。王维科场顺通而仕途波折，穷达相兼，此一折衷而又不越常规的人生阅历对王维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诸家之中，王维以其独特的个体特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深刻思维与哲理，以诗文作为载体，对佛教哲理的形象、动态、艺术与理性的阐发，从而为传统文人内心世界与现实作为的协调提供了范式。

（二）选题意义

本选题的意义可以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来分析：

关于理论意义，柴秀波博士认为，“20世纪以来，许多人文学者试图为人类找到走出平面化生存困境的良方。现代人本主义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非理性方面，试图通过人类精神的非理性因素的解放，来找到现代人灵魂拯救的方法。”^[3]王维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可以作为解答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王维在哲学学科中作为研究对象意义深远。首先在于王维是位公认的才学超群的“诗佛”，对其佛禅境界高妙的广泛认同；在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即中国古代哲学的艺术性和古代艺术的哲学思辨。其次在于“文以载道”此一传统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最高思想价值的追求。其三在于佛教禅宗的空寂、静净境界，与诗歌超乎意表、倏忽即逝、无迹可求的契合。其学科意义在于传统文人对所承担的深沉的历史责任的自觉，之所以谓之“历史责任”，即意味着超越时间、空间、社会群体的局限，朝向一个无比广阔和永恒的空间，即张载总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一宏大命题。但凡具备此种胸怀与抱负，非置于“道”的高度，非以“天”作为终极目标，非以哲学的深邃与睿智无以表现。此即将王维作为唐代文人代表，在哲学学科中进行研究的深层含义和学科意义。

就《易经》终篇所着重研凿的一个“位”字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研究。王维所倾力的佛家禅宗，通过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精密研凿和深邃思考，在寂静之中营造出一个适合浸润儒、释、道的中国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理念和生活方式。其前提是长远永恒，安守人作为万物之灵而又与天地自然同生共死之“本位”，本质上属于自然之普通一员的本分。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侧面点明了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东汉王充继承发扬先秦以来天道自然思想，结合唯物主义元气论明确提出“天道自然”的命题，认为自然界自身运动，不受精神意志支配，是自然而然的，与孔子观念相吻合。在他看来，天是自然之天，万物自然而生，天道自然而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偶自生”。中国古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体现了“道”的先天性、自然性及人对其的研究。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推天道以明人事”，得出了“人事”即“人道”。以道调情，以情化性，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先天和后天的统一，是中国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之所在。从长远看来，极为准确地表达了人类的认识规律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儒、释、道的混融而最终成熟的中华传统文化，贯穿于长久历史时期的社会主流政治理念，具有东方的智慧和长远的思考。关于人的自身，追求的是精神的永恒而淡化物质的索取；关于人和社会，追求“不争”“和而不同”“人人皆有佛性”；关于人和自然，讲究“道法自然”“众生平等”。魏晋伤逝忧远、生死纠缠为佛教禅宗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六朝所充溢的一派烟云水气为王维禅宗思想的圆成在自然层面提供了先导。禅宗以心灵觉悟之美，取代长远之忧。在此哲学思想指导下的理性生活状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福祉，是一种长远、宽广和崇高的视野，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无休止的争夺的反省与修正，上承儒、道传统，于佛教禅宗理路中得以发扬光大，亦是东方文明中睿智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自产生历经衍变发展，无不是与时代要求紧密联系，以内心和平、自然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合为目的，其对于现实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中国传统文明博大精深，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论社会进步达到何种程度，其具有的前瞻意义和潜在的无形价值，表现为“天人合一”此一根本核心的稳如磐石。在研究王维精神世界的同时，探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状态和实际价值，正是本论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关于现实意义，通过对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分析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对当代世界文明发展模式的启示。王维精神世界研究立足于人内心世界的动与静，人居于域中的“位”的自悟和迁延，人的被动与主动的角色转换，外在特征的进取与退守，社会现实的动荡与和谐，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文人内心世界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研究王维个体对佛教哲学的理解和体悟、丰富和创造，研究传统文人的人生际遇、人生境界与处世方式，以及对中华文明成熟之作用。

初唐人才济济，蔚为大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5]相当意义上且为说辞而已，也无从得九州才俊个个安置了当、心安理得。曾几何时，怀才不遇、针砭时弊、蔑视权门、狂狷旷放成为衡量唐代诗家的思想与审美标准之一，并置之于首位。世易时移，沧海桑田。观照古人凭时势以抑扬，于时代而罔顾，以争斗为圭臬，视和谐如草芥，在倡导和谐的政治主流与普天下期盼与民休息的意愿合流之下，在深痛驱民奔劳、逆天道穷折腾之后，方才觉悟传统文化对于个体心灵的眷顾之深；方才觉悟传统社会人群安详、惬意、随缘的生活方式，较之于朝朝暮暮熙熙攘攘而焦灼恍惚的难能可贵；方才觉悟传统社会对于恪守本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安居乐业等思想观念所赋予的崇高道德评价，以及此种价值观念的睿智与前瞻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