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一 选题的缘由
(一)文化缘由
西部虽然是一个民族地区,生活着50个以上的少数民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汉族的文化始终处于中心文化状态,它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一种和谐共处又和而不同的存在状态,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又在各自的地域范围中处于中心状态。但是,这些文明在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现代性的理念面前,尤其是大工业文明、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都在逐渐衰亡。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在快速消亡,而且汉族的民间文化也在飞速消亡。
从世界范围来看,处于世界中心文化的欧洲文化也面临着破产和重建的大问题。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洲文化已经面临形而上学的破产。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这种形而上学破产后对欧洲文化的两次瓦解。如果说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是欧洲古老传统的终结,那么,福柯宣传的“人被终结了”便是欧洲现代科学主义、知识主义、理性至上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崩溃。在这个时候,另一股力量便应运而生,风起云涌。这股力量有如下特点:
一是民族运动跌宕起伏。这是平等意识的崛起。表面上是各民族在争取独立、平等与自由,实则是整个世界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崩盘和小众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具体来说,在西方,上帝之死则意味着一元论的结束,多元论的矗立。一神死亡,多神泛起。而在中国,封建帝国的消亡也使大一统的宗法制文化为之陪葬。虽然“文革”时期这种一元论思维极度膨胀,专制再起,但终究烟消云散。中国的民族意识至少在理论层面达到了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局面。
二是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兴起。既然上帝不是人类的唯一之神,既然上帝创世的学说不断遭受质疑,那么,其他民族的创世说是否也可以去借鉴?或许有更加合理的神话来解释人类的诸多疑问,继而,把上帝与佛、天帝等诸神进行比较,把所有民族的传说进行平等的比较,人类学便应运而生,而且渐渐地渗透在所有的学说中。这种比较虽然有去魅化的倾向,致使人变成一种知识,福柯也因此反对人类学、考古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新的学说,因为它“终结了人”,然而,它使那些弱小民族的文化有救了,至少被重视了。不仅如此,曾经在现代性价值面前被遮蔽的中国民间文化也被重视起来。
三是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对话时代到来。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经验告诉世人,人类不能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否则,将导致世界毁灭。因为新的核武器技术和电子技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存亡,所以,整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讲不得不进入一个平等对话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后殖民主义学说在美国等欧洲文化中心区域率先诞生,它一方面说明大一统的欧洲文化正在浸淫整个世界,从而导致文化上的抵抗,另一方面则为其他文化尤其是那些有完整文化体系的民族文化,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虽然多是站在中东的立场上,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一次对话,但它拉开了世界其他文明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对话。同时,女性主义的崛起也是不可小看的力量,它是对上帝、真主和儒家男权文化的世界性对抗。女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感性的运动,这是对几千年来西方理性文明的反动。虽然它带来的结果还无法预料,但其气势如虹之态势已无法阻挡。
从以上分析来看,20世纪中后期开始诞生的一系列思想与学说都是钱穆先生所说“商业文明”或“海洋文明”的过度泛滥,从而导致人类对这一文明产生警惕、反抗的结果[1]。西方的海洋文明又被称为城邦文明,它极强的侵略性和雄心思维曾经激荡了两千多年,并在15—16世纪开始跨过海洋,席卷世界。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20世纪的中国曾经无限新奇而欣悦地接受了它,至今,这股来自海洋上的劲风带着鱼腥味还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不断地吹拂。先是吹动了中国劳苦大众鲜红的血液,掀起红色革命;然后又吹走了曾经浮动于中国大地上的众神,掀起启蒙主义运动;接下来便吹动中国人那被佛法、道学和仁义精神压制住的欲望之火,掀起人性的革命。然而,这股来自太平洋的风也吹灭了中国人对土地的热情、对森林和江河的爱。终于,现在,有一些人闻不惯这股鱼腥味了,开始怀念土地、森林、草场、河流。他们生活在广阔的北方草原、西部高原和西南横山之中。
于是,就诞生了一场怀念土地、森林、草场、河流的运动。它们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运动、旅游热、生态学……这些学说和运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间文化,并且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在一些学者看来,至少这种多样性存在可以让人类对小众民族抱以平等的态度,同样,也对那些曾经给予人类幸福的民族信仰给予足够的尊重,对那些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给予保护,而对那些大一统的“庞然大物”[2]式的文化保持警惕。这些学说和运动同样也影响着作家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民族文化的书写也从无意渐渐变成一种有意。
(二)文学缘由
西部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可以称为一种区域文学现象,它曾经热闹了一番,但到20世纪90年代便慢慢降温。20世纪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文学重新被提起,但已没有先前的热度。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兴起和都市文学、影视剧、大众文化等的影响,西部文学渐渐现出一副衰落的景象,但是,西部文学仍然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捧出新鲜而沉重的大著,显示着西部的文学活力,同样,对西部文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停止,且随着对一个个具体作家的研究而不断升温。
由于对文学的研究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模式,即总是从文学形象、叙事模式、语言风格、故事情节等入手,即使超出此界限,也往往是从地域特色进行一些概括性的描述,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学科界限。比如,对西部作家作品的研究,多是从其语言特色、人物形象、人物命运和人物活动的自然风景描述而进行。但是,这样一种研究在新时期以来越来越表现出其自身的局限,于是,便有一些研究者“旁逸斜出”,跃出此界限,开拓出一些新的美学空间。比如,1994年,陈思和先生发表了《民间的浮沉》[3]与《民间的还原》[4]两篇论文,引出了“民间”这一概念,从而使得这一蛰伏已久的审美空间浮出水面,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20世纪90年代,恰恰也是知识分子从宣扬启蒙和现代性的“广场”上纷纷撤退到“民间”的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1992年的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们重新开始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关注民间和书写民间便成为作家知识分子们一片新的开垦地。在此之前,西部文学对民间也不是不关注,但关注的视角基本都是启蒙性和现代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反思现代性和启蒙主义的思潮慢慢涌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和李锐的部分作品既表现出对民间的深度关注,又表现出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热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以及发展旅游文化的需要,使曾经一直蛰伏的民间文化终于可以被“保护”和“抢救”,并被广泛关注和书写。同时,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注,也开始对精神生态关心和研究,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征使其在这一时期也备受关注。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西部的民间文化正在快速消亡,这使对启蒙和现代性价值开始犹豫和反思的作家知识分子们产生难言的忧伤,于是,他们都纷纷拿起笔来记录这些行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如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郭文斌的《农历》,杨显惠的《甘南故事》,刘亮程的乡村系列散文和小说,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李娟写新疆的那些散文,等等。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这种对西部民间文化的有意书写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坛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查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论著和硕士、博士论文,就会发现,对西部一些作家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从民俗、方言、民族、民间信仰、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化的角度开始研究文学。在这些研究中,硕士和博士论文尤其居多。再对这些硕士、博士论文进行简单的分析就能发现,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专业与文学的结合很密切,这就使得这些专业的学者和研究生们自然用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对文学进行新的研究。这种交叉与融合目前仍在进行中,且在不断影响两个学科的发展。如对贾平凹、陈忠实、阿来、李学辉、郭文斌等作家的研究早已进入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
但是,对西部文学在总体上从民间文化入手进行研究的论著尚是空白。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多关注了具体的作家,但从西部民间文化这一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把握西部文学的特征、灵魂和未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即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从民间文化的具体形态如民歌、方言、民俗、民间故事、民间信仰等层面去重新研究西部文学。
二 选题的意义
(一)民间文化书写的意义
首先,是对商业文化的反思和文化全球一体化的反抗。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文化的一体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文化垄断、文化侵压使那些弱小民族的文化在不断地丧失,相反,不断扩张的商业文化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信仰问题、生态问题。于是,从19世纪末期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商业文明,这种思潮到20世纪就已经演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现代文明的思潮。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文明对整个东方文明的浸淫,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化垄断的学者,后殖民主义等思想也应运而生。同时,由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推进,被整个现代文化压抑着传统的民间文化也得到挖掘和重视,于是,一场整理、书写民间文化的行动也从世界各地兴起。对民间文化的书写使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久违的民间传统,还有效地抵制商业文化一体化的步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文化生态的单一性、垄断性和殖民性。
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现在几乎成为世界文化的代名词,它以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侵略与压迫的方式,迫使世界各地接受他们的信仰、道德和文化。在此之前的几百年,美洲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至今没有人知道玛雅文字和金字塔的秘密。此外,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奇布查文明[5]也遭受空前的浩劫。现在,欧美仍然在通过战争、经济或文化的方式迫使东方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拉阿伯文明逐渐接受其“普世价值”,从而缩小自身文化,甚至完全被其覆盖。不但是大的文明正在消失,那些弱小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在大一统的文化攻势下逐渐消失。比如,在整个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地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再比如,在辽阔的西部,虽然还生活着50个以上的少数民族,但是,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很多民族的文化正在快速消失。因此,民间文化的研究、书写与保护将更大可能地保持一些原有文化的样态,使文化尽可能地多样化存在。
其次是信仰危机时代的精神寻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今天看来,科学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享受,但是,它也极端地破坏了人类的生态环境,也极大程度上摧毁了人类原有的精神生态。在原有的文化中,虽然也存在诸如专制、女性压迫等问题,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恒久、和谐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古典时代的精神生态。但是,这些精神生态被现代化打破了。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对科学的过分迷信也导致拜物教的产生。这使人类的精神信仰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可能。对民间文化的书写,从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对古典文明的一种回视,或者说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复兴。今天,这样一种复兴的呼声在不断响起。
事实上,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规律。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在发展一段时期后,总是要向“原初”展望,从人类“原初”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从而找到新的文化再生点。比如,欧洲文化复兴运动是在基督教统治一千多年后人性遭遇禁锢,回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时的一次复兴运动。再比如,唐朝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在骈文盛行之时,提倡向先秦两汉学习的一次复兴运动,实际上就是向诸子时期和之后的儒家学习“文以载道”的传统。西方人的文化原点是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所以,西方人的每一次哲学与文化上的转折几乎都要回到那里。即使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也是从提倡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和杀死上帝开始。中国人也一样,每一次文化的复兴必将要回到自身的文化原点,即先秦时期,或者更早。今天,虽然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虽然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不断蔓延,但是,中国文化要想真正屹立于世界之上,成为文化大国,恐怕还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要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上去。
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五四”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价值面前基本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它们从原来的主流文化慢慢沉淀到民间,成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因此,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书写既是对中国文化精神信仰的追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复兴。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间文化的书写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书写。
(二)当代西部文学中民间文化书写研究的意义
一是可以推进当代西部文学在民间文化书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当代西部文学的个别作家进行了一些民间文化书写方面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进行研究、梳理尚是空白。前面已经述及,民间文化在新世纪以来已经呈现活跃之态,而西部恰恰又是民间文化最丰富的地域,西部文学对西部民间文化的书写也呈现一种有意识的“风气”,所以,从民间文化入手对西部文学进行研究不但显得重要,而且与西部文学的创作同步进行。因此,本书便是首部这方面研究的论著。
二是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美学空间。如前所述,从民间文化入手对西部文学进行具体研究,既是对西部文学研究和创作的贡献,也将可能影响整个中国文学在此方面的研究进展。事实上,从目前来看,对莫言、张炜、迟子建等作家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民间因素转向,甚至对王安忆等作家的研究也有此意。这就说明,从民间文化等因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将成为一种趋势。本书对一个区域的文学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提出的“民间”理论美学空间。
三是对西部文学的创作起到一定的理论引导作用。目前,理论界尚无人对西部民间文化书写的现象进行归类和研究,也没有对这些思潮和现象进行理论研究和引导,但是,这样一种趋势如前所述已经呈现各种端倪。本书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一次理论上的总结,重新对西部文学的美学特征进行一些阐述,可能会对西部文学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迪。
四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精神资源。西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农耕文化发达,又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游牧文化仍有保留;既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又活跃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几大宗教。可以说,中国的西部是世界各种文化交流的地域。目前,中国文学正面临一些困境,其中精神资源的匮乏始终是文学界的一种共识。西部文学依赖西部民间文化所焕发出的异彩启发我们,从过去被压抑着的民间文化中,可能找到西部文学和中国文学所要寻找的丰富的精神资源。那里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也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大传统,还有世界文化的传统。这些精神资源可能正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