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重构

陈映真在原先的精神结构遭到沉重打击而支离破碎之后，虽然他在感情上仍然坚持着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底色，然而他必须在理论上能够重建自己的精神结构，必须能够寻找到大陆“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原先的批判视野的支点的替代品。而“第三世界”在这种支点缺失的情况下便成为80年代陈映真批判实践的新的方法论和出发点。

陈映真思想结构重构之前的阶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着自洽的互相连接的结构，那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代表的地缘和“社会主义”实践所代表的政治体制之间的重合。而70年代末关于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文革”的更多一手资料在台湾的广泛传播，使他原先稳固的精神结构顷刻间千疮百孔，而互相铆接的两个层面的身份认同也分崩离析。因此，重构的精神结构必须要求新的支点能够把两个层面的身份认同重新予以连接。“第三世界”在这一点上具备了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满足重构的民族身份，同时也连接起反抗压迫的阶级身份。80年代以后陈映真把民族身份的认同主体由“政党”替换为“人民”和“祖国”，这种主体转化实际上伴随着被动的无奈。而“第三世界”在民族身份领域的应用则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这一被动与主动的双重调整实际上反映了陈映真在民族身份认同方面所遭遇的双重困境。前者——认同主体的转换是对海峡对岸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落对民族身份所造成的冲击的应对，因为彼时的民族身份紧密连接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上，这一实践曾寄托了陈映真关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愿景。而后者——“第三世界论”的提出和运用，则是对于1979年之后台湾地区开始迅速发展的“台湾意识”和“本土论”等分离主义意识和话语的应对。

“第三世界”在作为对抗台湾的“本土化”和“分离主义”方面是作为统派的陈映真最有力的武器，同时，“第三世界”的视野和方法论也是陈映真作为左派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失败、衰退之后能够清理、重构自己的左翼身份和立场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的受挫在全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左翼思想和理念的退潮，是以“现代化”理论迅速占领各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高地。陈映真要坚守和重构自己的左翼身份，就必须要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速扩张这一政治、经济现实和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能否找到一个能在实践和理论上与之抗衡的视角和理论，成为80年代陈映真重构左翼思想，重塑左翼身份的重要课题。

陈映真的以“古典依附论”为理论内涵的“第三世界”观的左翼特征和视野，在用来观察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上，就更加明显。总的来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的“改革”，陈映真一直持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看到“改革”是前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受挫之后的必然趋势，然而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更重要的是投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有着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包含内外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于国内的阶级分化的再度出现和激化的忧虑：“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8]第二个层面，是大陆在重新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联系并寻求纳入这个体系为模式主导自己的发展时，能否保持自身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诉求。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因此，对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品质，应该有通盘的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挑战——为谁、为什么、什么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发展的方针。”[9]因此，陈映真对于大陆以鼓励发展民营资本和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改革抱有相当审慎的态度。

在和渔夫的争论中，陈映真引用了恩克鲁玛的话以表明自己的立场：“第三世界除非彻底地打倒、摆脱新殖民主义，永远无法取得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真实的独立。”[10]这种决绝的对待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态度，表明了陈映真在以“文革”的结束为标志的亚洲“社会主义”实践衰落之后，在国际关系上对于左翼身份和左翼立场的坚持。而“古典依附论”本身就是作为左翼身份和左翼立场得以坚持和重构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语境中，陈映真赋予了‘第三世界’概念一种抵抗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内涵的意义。第三世界概念的作用在于联合弱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第三世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激进的他者。……陈映真重构第三世界论述旨在建立抵抗新帝国主义的同盟，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总体制度中建立一些异端和批判的空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