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能源利用的规模和速度空前加大，一方面，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巨大的能源消耗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气候逐渐变暖、雾霾日益严重、冰川不断融化、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等，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作用逐渐显现，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不仅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1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远超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36463亿元，以美元计，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2014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为12.6％，从而使我国经济总体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1978年的382元增加到2014年的4653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72倍，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性转变。根据预测，假定2015—2030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贬值幅度按照1.5％匡算，即2030年1美元兑换人民币8.45元，则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7万美元，将显著高于全球人均GDP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的非OECD成员国的人均GDP水平。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能源、自然资源等物质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消耗、生态环境污染恶化为前提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承载负荷与日俱增，资源相对匮乏和生态环境逐渐甚至开始危及人类生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能源消耗过大，能源利用率过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虽实现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虽然实现了产量的增长，但也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和自然资源。根据美国能源署（EIA）最新数据，2010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1.034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3.0倍，日本的7.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54％的水泥、45％的钢材。从我国与西方7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比较来看，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平均的4.5倍，是美国的3.6倍、德国和法国的6.3倍、日本的7.2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能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虽然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经济与能源需求密切相关，经济发展越快往往对能源的需求也越多，但是，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既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长远持续健康发展。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国内能源资源相对贫乏，能源供需缺口逐年加大，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等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二　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负荷日益沉重

由于近3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逐渐失衡与恶化。河流污染、水质恶变、森林减少、沙漠扩大、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破坏问题日趋严重。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043.9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352.7万吨，分别居世界第1位和第2位；另外，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3.8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5倍。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位居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目前，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七大江河水系，其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总氮和总磷等有机物污染严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积仍在扩大，赤潮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系统调节功能不断削弱。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增加全社会医疗支出，影响生产和工作效率。环保部发布的《2012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显示，2012年，在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只有1个城市（海口）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占0.9％，即便算上79个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其占比也刚刚达到70％，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2013年严重的雾霾污染涉及范围达16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空气质量达到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未来将更加令人担忧。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北京市的肺癌发病率增加了60％，而同期内的抽烟率却未见明显上升，空气污染问题是罪魁祸首。另外，2012年，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居住环境指数将北京的污染程度定为4.5（5为最严重污染）。在所有被调查的70个城市中，比北京污染更为严重的城市仅有孟买、新德里、卡拉奇、达喀尔、达卡和开罗。对于一个旨在建设世界城市与绿色北京的大都市而言，解决空气质量问题十分紧迫。据世界银行估算，每吨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引发20美元的损失，而发达国家治理二氧化硫的成本折合人民币达到每吨2500元以上。因此，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　全球资源竞争突出，气候环境问题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源全球化，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大国强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的资源安全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各国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日益加剧，同时，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污染的不可逆性，让全球各国对能源与环境问题更加重视起来。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许多国家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强本国能源安全与推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发达国家更是将其作为走出经济困境、重塑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产业，纷纷制订“绿色能源计划”和“绿色能源新政”，给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低碳经济规则倡导降低能耗和减少排放，既可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又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成为全球新规则，各大国积极推动能源消费低碳化，美国、欧盟、日本纷纷将节能减排作为能源战略重点，积极主导和推动国际气候谈判，抢夺规则制定权。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内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依赖国外资源的进口。根据《2011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1年国内大宗矿产品供应仍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资源安全存在隐患。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56.4％。在能源方面，中国主要使用的能源种类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3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持续处于高位，中国的天然气进口量也出现大幅攀升，2013年的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至31％，2014年有可能将会超过35％。尽管煤炭的对外依存度相比较石油和天然气仍然较低，但是其进口量也出现了显著上升，从2000年的212万吨大幅升至2010年的16478万吨，净进口量也从2000年的负5293万吨变化到2010年的14575万吨。短短10年时间，中国从一个煤炭净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煤炭净进口大国。较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不仅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还严重威胁到能源安全，一旦一部分进口量受到战争、航运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就有可能造成一定时期内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在一些特殊时期，能源的短缺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成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已启动新一轮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国与欧盟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将讨论农业、服务业、航空等领域的开放问题，并提出两年内完成谈判。TPP和TTIP涵盖了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体，一旦建成将形成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标准和规则，将极大地改变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必将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欧盟和日本借口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手段和平台。

四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继续增长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1）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预测，2029年我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为14.1亿。因此，在此之前，我国人口总量仍将继续增长，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将进一步下降，但随着我国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将迅速扩张，从而导致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也将进一步增加。（2）由于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为追赶世界发达国家，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分强调了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沿用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各省纷纷盲目上马大量的重化工业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破坏和浪费。（3）我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期间每年城镇新增人口大约为1000万，城镇的快速扩张将消耗大量能源，并同时进一步增大环境压力，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能源和环境成为制约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成为近年来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为各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空间，而税收是政府促进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的有效的调节手段，有效而合理地利用税收调节功能，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实现能源的合理持续利用，才能保护各种生物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而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能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我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并将目标分解到各个省份，并强调这些指标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完成的硬性任务，从而首次把能源和环境问题摆到关系到人际、代际和国际和谐的高度，使之成为具有强硬约束力的国家意志。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和能源发展、环境保护、国家税收四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约束的系统，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四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融为一体。“十三五”时期，既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转变经济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环境与公众健康的重要阶段，这都需要以能源、经济、环境和税收的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发展为前提。如何保持能源、经济、环境和税收之间的综合协调发展，实现既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又能够有效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因而，研究探讨系统间协调发展模式及与之相对应的税收、能源环境发展政策，对政府充分认识和改变目前能源与经济、环境间的矛盾，并制定科学发展决策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