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漫步者》中的社会关系

期刊散文在英国的第一波繁荣大约持续了50年，具体说从《雅典公民报》(Athenian Gazette，1709)到哥尔德斯密的《蜜蜂》(Bee，1759)，其间成就斐然的要算《旁观者》(The Spectator，1711—1712，1714)和《漫步者》。[1]主持前者的是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而后者绝大部分则是约翰逊的文字。这类文字的传统，远可以追至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箴言。[2]《漫步者》表现的是18世纪生动的场景，英国前辈作家中旨趣风格与之相类的，应该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和艾迪生。《漫步者》第106期，谈论作家的书是否可以永存，约翰逊认为，培根的《论说文集》(Essays)注重人性研究，可以流芳百世。此时，《漫步者》已经结集出版，约翰逊希望读者将《漫步者》同散文的创始者培根比较。[3]约翰逊在《诗人传》中感叹，艾迪生之前英国没有描写日常生活的散文大师，艾迪生的期刊是读者的启蒙读物。艾迪生描述了世间的真实风尚，以机智的文风传达他所怀抱的真理和理性，教给读者如何将文体的轻松优雅同生活中的善美统一起来。(LP 3:14)

18世纪期刊的目的不尽相同，像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等都曾主笔一些政治性的文字。而斯蒂尔的《闲谈者》(The Tatler，1709—1711)是坦率的道德时评，这可以从斯蒂尔的卷首献词中看出:“揭露生活中的虚伪，扯下狡诈、虚荣和矫揉造作的种种面具，并力荐服饰，言谈和行为的简洁。”[4]《闲谈者》和《旁观者》中的文章，涉猎话题十分广泛，或者议论社会，或者批评作家和作品，受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的欢迎，在塑造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文化意识方面功效不菲。[5]

如果说在《旁观者》中，斯蒂尔善于工笔描绘伦敦日常生活，艾迪生长于一般概括[6]，那么，约翰逊的《漫步者》则兼擅两者。但是，论者常常忽视约翰逊的文字同日常生活的关系。两个期刊之间的相似性，明眼人一望而知。比如，它们都刊载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字，《闲谈者》从人物、语言思想、风格和结构等许多方面，论述了《失乐园》的美学成就。据统计，18篇评论中，前6篇从不同方面综合评论《失乐园》，后12篇则分别评论其每一卷。从总体上看，这一系列论文对《失乐园》的评论全面而精湛。《漫步者》中的5篇文章(第86、88、90、92、94期)也讨论弥尔顿的格律，还有两篇文章(第139期和第140期)讨论《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约翰逊指出，艾迪生忽视了许多方面，比如诗歌的音律。就道德话题而言，两者的一致性更为明显，比如自爱、谅解、慈善、虚荣、自我约束等话题。[7]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道德目的更加明确和真诚。诚如法赛尔所言，约翰逊等作家乃是18世纪道德的神经中枢，约翰逊的努力使得当时的期刊文字摆脱了陈词说教、夸夸其谈的文风。[8]关于妇女的话题，也是两个刊物的共同特征，本章第三节详尽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作者都刻意避开政治话题。艾迪生主办期刊时，辉格和托利两党的争论，异常激烈，艾迪生的中间立场，向来为约翰逊所首肯。当然，约翰逊的《漫步者》不涉及政治，还出于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约翰逊早年参与报刊政治写作，且深深地卷入其中，大约有六年之久。1744年初，约翰逊在《绅士杂志》上同读者打招呼:“几年来，读者不停地抱怨，党派之争占据了民众的全部注意力，民众的谈话和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或多或少同政治相关。今后，《绅士杂志》将减少在政治方面的关注，多谈论一些同政治无关的话题。”约翰逊的开场白，并非空穴来风，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沃尔波尔首相(Robert Walpole，1676—1745)被逐出政坛，他的后继者佩尔姆(Henry Pelham，1695—1754)依然坚持前任首相的政策，民众渴望的政治革新未能如愿以偿。佩尔姆对于反对派的舆论宣传置之不理，如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所说，“他根本不在乎作者的宣传，作者所做的一切，统统于事无补”。而且，反对派的宣传主干渐渐被政府收买，民众的兴趣也不知不觉地逐渐转移了。[9]

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书架上，往往摆放着《漫步者》，《漫步者》几乎成为中产阶级的行为指南手册。约翰逊究竟向读者传达了怎样的观念呢?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漫步者》中的伦理思想。虽然《旁观者》当时的发行量超过《漫步者》，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报刊的转载、结集出版以及后来的各种选集，《漫步者》在英语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决不亚于前者。《旁观者》面世的第一个月就印行了3000份，很快达到4000份。该杂志不仅在伦敦流行，而且在苏格兰高地和北美殖民地也大受欢迎。1750年3月到1752年3月，约翰逊《漫步者》的发行量，只有区区500份，但发行几个月后，由于其他报纸转载，很多读者可以阅读单独刊发的文章。此外，《漫步者》写作半年后，出版商将其结集出版。许多读者都是通过阅读结集出版的文章来认识约翰逊的。这样的读者数量很大，难怪哥尔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1728—1774)宣称，《漫步者》给约翰逊带来的名气，远远超过《英语词典》。除了最初的500份原版《漫步者》以外，到18世纪末，《漫步者》至少重印了20多次。在19世纪，类似的重印和结集出版，更为频繁，《漫步者》不同的修订版本，有60多个。19世纪末，英美国家的各个大学都成立了英语系，更多《漫步者》文本出版，以备教学之用，约翰逊在英语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10]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谈论了报刊对读者的影响，他甚至认为，18世纪的公众可以通过某些渠道，尤其通过报刊，对政治和公众事务施加影响。虽然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报刊对读者的影响巨大。有批评家认为，《漫步者》中充满陈词滥调的道德说教，这样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和麦考利都批评《漫步者》文体笨重沉闷、话题严肃呆滞;斯蒂芬(Sir Leslie Stephen，1832—1904)则批评它宣扬陈词滥调的道德观念。[11]不过道德说教，是指不考虑历史语境地宣扬某种观念，而《漫步者》则同英国18世纪的社会转型、生活变化息息相关。约翰逊的散文风格，固然如克拉克所说，属于盎格鲁－拉丁文学传统的流风余韵，但不能由此否认一个事实，《漫步者》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现代性。[12]

说到现代性，有必要简单介绍英国18世纪的社会转型。英国18世纪的历史研究，始终受到辉格史观和托利史观的左右，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辉格史观占据主要的地位。[1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1888—1960)为首的史学家，猛烈攻击辉格史观。近来从事18世纪研究的史学家，如克拉克(J.C.D.Clark)、布鲁尔(John Brewer)、斯佩克(W.A.Speck)、科利(Linda Colley)等，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他们不再简单认可辉格史观，当然，也不盲从托利史观，而是表现出某种修正的倾向，这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英国18世纪历史的本来面目。克拉克代表着比较保守的看法，他在《英国社会:1688—1832》[14]一书中指出，整个18世纪，乃至到1815年，英国依然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农业社会，保王思想占优势，国教占主导地位，也就是所谓的“认信国家”(Confessional state)。一群享有特权的土地贵族，牢牢地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命脉。按此观点，18世纪的英国，同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没有区别，都是处在“旧制度”的统治下。克拉克的说法，相对于18世纪初或许是成立的。那时，贵族牢牢地把持着政局，英国是一个稳固的等级社会。以朗福德为首的历史学家的阐释，或许更有说服力。[15]他们认为，虽然英国社会由贵族、国王和教会来把持，但毕竟革命后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国教的地位也绝非不可撼动，至少它要同各种各样不服从国教的新教思潮抗争并对话。商业、金融和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这些必然要改变原来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变大，中产阶级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与之相伴的，则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其专著《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977)中，斯通研究了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生活史。他认为，英国的家庭从最初的“开放的世系家庭”(1450—1630)，经历了后来的“家长制核心家庭”(1550—1700)的变迁，最后发展到“封闭的小家庭”(1640—1800)，也就是现代家庭的前身。[16]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因素，如所谓的“情感上的个人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当然，他也知道这一过程很复杂，并非如历史分期所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也有家庭史学者的看法同斯通相左，他们认为，从16世纪以来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父亲对妻子、儿女的权威关系依旧，父母和子女间的亲情以及夫妻间的爱情关系如故。[17]

社会转型使得家庭和妇女问题凸显出来，《漫步者》中大量文字同家庭和妇女相关，也就不难以理解了。家庭关系的探讨很复杂，并不是抽象的概括所能够取代。近来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早期研究中的许多偏差，比如过于倚重某些材料，如庭审的记录，或者过于依赖量化的历史材料，反倒遮蔽了一些问题。相反，一些文学史学者非常注重表达个体感受的文学材料，换言之，像小说、期刊上的社会批评或者行为指南这样的文字，可能有助于历史学者重新看待英国18世纪家庭和婚姻等方面的问题。[18]在社会和家庭结构变迁中，亲属关系和情感因素，都有不同的反映。小说在18世纪的形成，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诚如瓦特(Ian Watt)所证明，“小说的兴起”同个人主义的情感发展息息相关。当然，激进的学者对浪漫主义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持完全相左的看法。他们认为，到了18世纪男尊女卑的等级关系已经无法维系，男权社会不能名正言顺地压制女性，所以炮制出类似某种意识形态的“浪漫的爱情小说”，来释放社会的压力。[19]《漫步者》和当时的小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作用。约翰逊曾经邀请小说家理查森(Samuel Richarson，1689—1761)为《漫步者》撰写文章，本书后面的论述中，笔者会时而来比附这两种不同的文类。

毋庸置疑，约翰逊的《漫步者》同18世纪英国的思想情境也紧密相关。牛顿在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信心倍增，有些学者受其影响，试图用同样的模式来研究人类社会。许多文人转而思考人自身的问题，蒲柏的诗歌《人论》(Essay on Man，1733—1734)、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都是很好的例子。[20]休谟企图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人性论，取得牛顿那样的广泛影响。当然，休谟的目标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新的社会政治理论。牛顿的科学原理被视为一门自然哲学，他已经建立起一个指导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的科学原理。然而，在社会政治领域，牛顿意义上的科学却一直付之阙如。休谟的“人的科学”也是以几个预设为前提的，这些和牛顿体系暗通声气:如果说物的运动和变化脱不开力的作用，道德世界中的动因则是趋乐避苦的本能;自然界以万有引力定律为普遍联系的根据，人类社会的和谐则有赖于以人性为基础的“同情”。

小说家菲尔丁在《汤姆·琼斯》(Tom Jones)开篇言明，“人性”是作家为读者准备的“珍馐美味”。培根、艾迪生和约翰逊，都援引苏格拉底为先贤，因为苏格拉底将希腊的关注从自然科学转向人类道德。约翰逊一直热心研究人的风俗习惯，想要成为一个人类的道德教师。[21]约翰逊认为，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家庭，在这里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只有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比如婚姻和家庭，而不是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公共事务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本性。在《想象的快乐》一书中，当代历史学者布鲁尔(John Brewer)讨论国王肖像画的历史变化。“七年战争”后，英国社会上一度兴起国王的肖像画，但乔治三世的肖像内涵，显然不同于查理一世，他被塑造成一个模范丈夫，具有道德上的教育作用。[22]另外，约翰逊自己的家庭经验和社会经历，在《漫步者》中也有所流露，这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如同狄更斯刻画了19世纪伦敦的生活，约翰逊也描摹了18世纪伦敦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