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变局中的“新”绅士

《漫步者》虽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直到1924年，才出现第一本研究专著，也就是克里斯蒂的《散文家约翰逊》。[23]作者认为，约翰逊的道德阐释，往往参考自己的亲身经历，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的生活，街头巷尾的凡人琐事，无所不及。早在1907年，雷利(Walter Raleigh，1861—1922)就提出类似的说法，来挑战斯蒂芬等人的观点。雷利认为，《漫步者》出自约翰逊亲身经历得来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不仅仅着眼结论，而是将结论和约翰逊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就不会说它们是“陈词滥调”，且约翰逊的观点比艾迪生的更加深刻可信。[24]20世纪60年代，艾尔德(A.T.Elder)、格林等都将《漫步者》的主题加以分类，比如人道主义、婚姻、子女关系、自知之明和观人论世等。[25]婚姻和子女问题，都属于家庭问题，这样的文字在《漫步者》中占了很大比例。家庭问题的文章，在主题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涉及子女成长问题，而多半为妇女话题。

长辈滥用权威来压制年轻的一代，或者强势集团去欺压弱势群体，也和依附关系相关。依附关系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作家对恩主的依附、文人对文化市场的依附或者女人对父权和夫权的依附，都属于广义的依附关系。所谓狭义的，指的是亲属和邻里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本节的重点。本节从家庭关系，尤其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入手来探究约翰逊的道德观念。在《漫步者》中，此类文章大约有20篇。[26]约翰逊经常将家庭和政府并论，他反对任何一种暴虐，无论家庭内的，还是社会上的，这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约翰逊保守主义的内涵。从雇用文人到文化哲人，约翰逊的个人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变化的社会进程，但是他也看到，必要的等级关系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须多角度深入地探讨约翰逊在家庭问题上的伦理态度及其体现出来的政治含义。

一　年轻人的“挑战”

如前面提到，约翰逊在《漫步者》中一般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第148期的开头段落，略显突兀:“歪曲和僭越法律的权力，是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但是，如果抢掠和烧杀等行径，都以合法的名义而为之，那么人们的智慧和毅力将无可奈何。约翰逊这样说，看似跑题，实际是为了引入父母暴虐的话题，因为父母也是凭借权威的名义来管制子女的。“同样的危险，也在私人家庭里，父母借着自己的合法权威，来对子女威逼利诱。我们一般都尊重和确认这样的权力，因而父母的行为，往往无法约束。”(YE 5:23)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约翰逊举罗马父子关系为例。起初罗马人乐观地相信，子女不可能谋杀父母，因而未创建相关的法律。同样，罗马法律也认为，没有父母会虐待自己的骨肉，因而父亲的权力很大，可以完全支配子女。经过大量的实践，他们逐渐认识到，先人关于人性的看法太幼稚、太理想了，人的贪婪和恶意，总是超乎本能和习俗，权力总是被滥用。于是罗马人调整了法律，将死刑的判定从父母手中转到了法官手中。(YE 5:23)

约翰逊提醒读者，家庭专制和政府专制，颇有相似的一面，比如家长和国王都拥有权力，一意孤行，不采纳别人的建议和批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曾言，“家庭的治理，自然也是专制的”，约翰逊引用这样的说法，来说明为什么将家庭和政府并置一处。在《漫步者》第148期中，约翰逊不仅谈到专制的社会原因，而且指明其中的心理动机。如果国王的暴虐还算可以理解，那么父亲对子女专制的理由何在呢?看到襁褓中的婴儿嗷嗷待哺，或者咿呀求救，父母应该从施与帮助中获得心理满足。但是权威者恰恰不是这样做，而是寻找另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通过给别人带去痛苦而得到满足。”(YE 5:24)家长比国王更加暴虐，更加不可理喻:“胆小者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敌人，但是为人父母，又何必恐惧子女呢?”(YE 5:25)国王的专制对象，往往不在他的视野内，而家长的专制目标，则常常摆在眼前，这是施虐以自娱自乐。约翰逊指出，幸福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是否为别人带去幸福。但是父母的行为不可以理喻，他们不仅不给别人带去幸福，也不给自己送来任何幸福，这是心理学上所谓的自虐。贝特认为，在许多方面，约翰逊的分析同后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开创的心理分析，有着极为相似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斯通的专著《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也是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范式来分析英国家庭。[27]

对老年心理，约翰逊也有类似的分析。[28]讨论老年乃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从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的《论老年》到培根的《论说文集》，这样的话题，频频出现于笔端。《漫步者》第50期提到，老年人总是自以为阅历丰富，看不惯年轻人。他们埋怨当下社会混乱不堪，青年人无视等级界限和文明礼仪。(YE3:269)当然，年轻人也会忍无可忍，反唇相讥。在这样的冲突中，约翰逊倾向于站在年轻人的立场上。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1752—1840)在日记中记载，约翰逊鼓励她趁着年轻挑战权威。[29]约翰逊16岁时，客居表兄家，表兄曾经给他同样的教导。如果长者不能赢得少年的尊敬，就会用手中的权力挫败后者的锐气和梦想。毕竟，“长者把持着足够的权威，可以教育和管辖这些年轻的心灵;毕竟他们执掌足够的财富，可以威风凛凛地下最后的通牒”。(YE3:270)约翰逊写道:“纵观人类的历史，只要秉公办事、力避玩忽职守，民众从不反对合法的权力或者权威。但是，一旦权威者糜烂腐败或者愚蠢透顶，那么民众不必像以前那样遵从。”(YE3:270)在这里，约翰逊又一次将家庭问题和政治专制并置一处。

约翰逊并不是简单地讨论道德问题。17世纪的英国社会，在菲尔默(Robert Filmer，1590—1653)的《父权论》(Patriacha，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1680)和洛克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家庭的政治意义暴露无遗。[30]菲尔默认为，由于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所以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主要借助菲尔默的观点，来批驳君权神授和王位继承。但洛克认为，必须在菲尔默的说法之外，另外寻求一种关于政府产生、政治权力起源和运用的言辞。现代早期英国的“父权制”和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家庭内部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的支配地位，由此而推衍出臣民对国王的忠诚和服从。17世纪上半叶，这样的说法，可以用来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但是到了17世纪末，随着核心家庭内部个人情感因素的上升，随着复辟以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众行为的日趋世俗化，论者开始批评父权制，如洛克对菲尔默的批评。[31]洛克反对把政治理论和家庭中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他认为父母的权威和君主的权威无关。这样的说法，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父权制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至少18世纪期刊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父子冲突的场景。约翰逊的家庭关注，乃是由英国具体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的，他的历史想象和道德箴言也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在《漫步者》第148期中，约翰逊穿梭于家庭和国家政府之间，难怪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暗含政治指涉。1751年，也就是约翰逊正在写作《漫步者》时，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早已平息，但民众一直在讨论詹姆士党人的再次入侵及如何来处理叛乱分子。克西恩(Paul J.Korshin)认为，约翰逊的文章有可能暗指詹姆士党人，这和英国国内正在讨论摄政的问题有关，如果乔治二世死去，威尔士王子当时只有18岁。[32]

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被“保守”的约翰逊阐发;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洛克本人关于父权的说法，后来也有变化。具体说，在后来的《论教育》(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中，洛克进一步加强了父权的作用。[33]约翰逊不支持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和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同时，他也不相信天赋王权。他认为，如果君主本人暴虐不堪，民众就可以推翻他，在《政府论》中，洛克也谈到推翻政府的限制条件。[34]读者或许会惊讶，在鲍斯维尔的传记中，约翰逊经常为了等级制度或者权威而辩护，何以在《漫步者》中他会鼓励年轻人“造反”呢?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约翰逊的态度，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约翰逊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尤其母亲对父亲家社会地位的歧视，使得母子的关系更加紧张。此外，年幼的约翰逊饱受疾病的折磨，加上他生性独立好强，这些使得早年甚至中年约翰逊对父母抱有敌意。母亲在世的最后20年，约翰逊从未回家探视她，伦敦相距家乡不过100英里。且在母亲死前不久，约翰逊曾经两次造访牛津大学，如果愿意的话，一次马车之旅，就可以回家探望。母亲弥留之际，约翰逊也没有回去，甚至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35]如心理研究学者所言，《漫步者》似乎若隐若现地透露了某些私人信息，约翰逊的文字往往基于他本人的生活经验，有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心迹，只不过，以前的读者没有当真对待。[36]《塞维奇传》(The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Richard Savage，1743)中也潜隐着约翰逊内心的苦闷和压抑，他借写传记的机会宣泄情感。当然，揭示父子冲突，只是一个方面，约翰逊更鼓励年轻人独立发展，不仅争取自己的权利，更要担当应有的责任。

第二，研究者的阐释，不应该超越相应的历史背景。格林的《约翰逊政治观念》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时，英美高校中，频频发生反战的学生抗议或者其他激进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约翰逊的重新阐释或多或少要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左右。[37]研究不能矫枉过正，反叛父辈或者标榜个人主义，并不是约翰逊的全部观点。在《约翰逊传》中，即便在《漫步者》中，他也强调对家庭关系的维持和对长者的尊重。比如第50期，约翰逊希望长者和少年相互体谅。年长以后，约翰逊尤其能理解父母的宽容，不免悔恨以前的所作所为。《约翰逊传》的读者不会忘记一个感人的场面:为了惩罚自己早年反抗父亲的命令，年迈的约翰逊长时间站在雨中以示忏悔。阐释者的当下语境，有时会歪曲对约翰逊的理解。比如，约翰逊要求加强政府和宗教地位，这样的观点20世纪的读者难以接受，但他的本意是，唯其如此才能巩固社会的稳定。“保守的”约翰逊印象，其实来自晚期政论，本书第二章详细讨论这些文字的历史背景。约翰逊的家庭观念，同他的政治观念紧紧相关，不仅体现在《漫步者》的社会话题散文中，也体现在后期政论中。

二　绅士的美德

下面来考察一下《漫步者》的“读者”，或者说约翰逊期待中的“理想读者”。[38]约翰逊的道德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考虑文字对读者的影响。在谈到“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困难时，约翰逊相信，它是否同生活完全一致，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作家必须考虑“小说”的读者。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读者多是“年轻人、无知者和闲散者”(YE3:21)。他们涉世不深、行无定则，易受外物习染。作家要成为读者生活中的启蒙老师，就必须确保在文章中屏蔽一切虚假的建议。唯其如此，约翰逊对“小说”的要求更高:一定要表现美德，哪怕人类难以企及的美德;同样，罪恶也要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无比痛恨。(YE3:21)在古典作家的文字中，由于事件、场面同读者的日常生活迥异，读者不会、也无法模仿;而“小说”中，人物同读者的生活情景息息相关，读者情不自禁地以身试之。只要想一想英国18世纪女仆模仿《帕梅拉》(Pamela，or Virtue Rewarded，1740)中女主人公的狂热，就知道约翰逊并非杞人忧天。

“小说”的读者，自然也是《漫步者》的读者，通观《漫步者》，约翰逊心中的读者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年轻的绅士和淑女。具体而言，是中产阶级的子女。斯通的家庭研究，尤其涉及个案时，只以贵族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而约翰逊的关注很具体，主要是对中产阶级子弟的考察。近来，史学界兴起“中产阶级”研究，有助于我们看清约翰逊的历史作用。在一般读者的心中，约翰逊认可神设的“众生序列”(Great Chain of Being)，为社会等级辩护。实际上，约翰逊的前瞻性超乎某些历史学者的假定，他的意义在于界定了后来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

我们知道，自西欧近代早期的“中等阶层”(the middling orders)到近现代的“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其成员构成和社会属性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因而，中产阶级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成为近年来西方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已经出版了一定数量的专著。[39]若探讨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逐步形成的阶级认同感，必然要涉及多方面的考察，中产阶级的产生，不仅仅由经济和政治活动所支持，还必须凭借文化和意识形态来认同。

在英国16、17世纪的论者看来，阶层的划分并不取决于财富。财富历来只是等级的外在标志;等级的划分实际上主要基于遗传、教育和社会角色等。当然，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由经商而带来的财富大量涌入国家，原来等级划分的标准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质疑这些标准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菲尔丁曾言，“没有任何事像商业引入那样根本改变人们的关系，国民从此面目一新”。[40]其实，巨变并不发生在社会的顶层，而是发生在“中等阶层”中。菲尔丁发现人们不再以出身和血统来确认乡绅，相反却以财富和奢侈品来为乡绅定位。在他看来，这些新兴的阶层都因为“经商”而发家致富，等级错位和混乱已经腐蚀了整个社会秩序。

笛福的著述屡屡提到，出身世家望族的乡绅未能成为社会的楷模，反倒出身卑微，但家境富裕、德才兼备的人来承担这一社会责任。虽然笛福没有使用“阶级”这样的字眼，但在他的想象中社会等级应该基于财富。当然，他的思考中也存在着模棱两可之处。一方面，他试图从经济方面来定义绅士这一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又极其羡慕乡绅阶层所独具的荣誉和徽章。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家庭的姓氏当为“福”(Foe)，但他在这一姓氏之前加上一个堂而皇之的诺曼名字“笛”(De)。这一暧昧态度说明以商业为本的中等阶层渴望融入传统的乡绅精英之中。[41]

将约翰逊同英国18世纪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认识他的历史作用。当时小说、道德期刊以及行为指南之类的书籍，主要是针对刚刚发家致富的商人们而编写的。这些书的目的，就是以财富和行为举止为中介，来改造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42]哈德逊认为，约翰逊的文字进一步确认了18世纪英国社会成分重构的一个特点:社会地位理应附属于财富，这样商人就可以加入到乡绅精英中。土地贵族与富商之间通婚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能够与殷实之家联姻对贵族而言不失为弥补家运的途径之一;而英国实施长子继承制，这就迫使贵族家庭的幼子不得不进入城市经商谋生。可以说，这种贵族和商人相互渗透构成英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43]

熟悉《约翰逊传》的读者都知道，约翰逊屡屡赞美财富和奢侈，但是在《漫步者》中，约翰逊对财富的负面作用耿耿于怀。家长将自己的想法，特别是金钱观念，强加给未成年的子女，这样的做法为约翰逊所不齿。《漫步者》中有大量的例子，比如第197期和第198期，讨论金钱对绅士的腐化作用。凯普特从小就接受父母的金钱观念，最后遗恨终生:“当别的孩子在奔跑嬉闹时，我却在算计自己如何继承别人的财产。”原来，凯普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匆匆和自己老师的女儿结婚，本以为可以继承一笔财产，但是妻子家同样入不敷出。凯普特父亲不知真相，上当受骗才跟老师的女儿结婚。凯普特感叹:“在这样相互欺骗的家庭中，我一出生就没有任何尊严，而且也不可能从教育中获得益处。”(YE 5:262)《漫步者》第172期讨论骤然致富给日常生活带来的问题，一开始约翰逊写道:

一旦财运亨通，人的言谈举止，也会为之一变，此乃观察已久得出的结论。碌碌无为者，不期然而暴富或攫取权力，其将如何行事，断难想象。不过，一般认为，财富或者荣耀带来的影响，不尽如人意者十之八九。心之感荡，情之驰骋，骤然间无拘无束地沐浴在幸运的阳光下，往往会变得愚蠢不可及，而非结出仁义的果实。(YE 5:146)

有时，由于财富的骤然而至，“忽然置身于一个缤纷绚烂的世界，光彩琉璃、目不暇接，珍馐美味、垂涎三尺”，人们会变得忘乎所以、旁若无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毕竟要从陶醉中醒来，疯狂的喜悦，也会不知不觉消失，人们依然会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YE5:149)幸福观与财富交织在一起，并不奇怪，18世纪英国财富增长极大刺激了民众的各种欲望。财富和女人的命运，更是生死攸关，这是18世纪小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克拉丽莎》(Clarissa，1741—1748)中，父亲、叔叔和哥哥将祖父的遗产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弄到手，最终导致了克拉丽莎的悲剧。小说一开始，在第一次给朋友的回信中，女主人公讲出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而在《伊夫琳娜》中，伊芙琳娜不仅财产寥寥，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只能被称为安维尔小姐，其遭遇可想而知。讨论《拉塞拉斯》时，黄梅从一个不起眼的“东方故事”入手，来阐释英国18世纪文化思想的矛盾和策略，即如何来制约和引导“扩张的欲望”。[44]约翰逊认为，“同别人的和谐关系，是获得幸福所必需的”。(YE 5:149)理查森也认为，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愉悦读者，而在于教育他们，从而保障“人类社会的纽带”。

无论中产阶级商人，还是绅士，都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财富总是给它的所有者带来权力”，一旦这样的权力落入败坏的绅士手中，这将意味着什么呢?《漫步者》第142期中的布拉斯特很能说明问题，这不仅涉及绅士的教育问题，而且直接同乡村的专制相关。由于父母双双去世，布拉斯特儿时被托付给祖母照料。祖母不能忍受孩子啼哭，对孩子百般溺爱、不加管束。布拉斯特从很小就学会了家庭管理的伎俩:查收账本，跟踪下人等。总之，“18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主子，曾经开除了19个家庭雇工”。(YE 4:391)布拉斯特每天绞尽脑汁想办法来折磨别人:夜间偷偷将自家篱笆拆毁，第二天要求邻居来赔偿;用卑劣的手段逼迫老妇人将牛低价出卖;邻居到他的领地采摘野果，被他送进监狱;他百般侮辱长辈、调戏人家的女儿。约翰逊感慨道:“命运之神将获得幸福的手段，慷慨地赋予他，但他却扭曲了自己的心灵，滥用了命运女神的馈赠。”(YE 4:393)

学者认为，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上升发展的过程，但在《漫步者》中，读者经常见证的是，中产阶级的子女家道中落、背井离乡到伦敦谋生。这反映了约翰逊自己的担忧，也是约翰逊家庭的实际情况。约翰逊的父亲出身低贱，靠当地的慈善捐助才完成教育，后学徒于地方出版商。24岁还乡，他也曾经营图书装订和买卖，其实是受雇于伦敦的某书商，所开设的书店不过是大户书商的地方销售渠道。他有时也从事图书出版，甚至资助当地的作家。[45]1695年，他从事羊皮和牛皮纸张生产，意欲拓展生意，结果经营不善，损失了部分资产。1706年，他又高价收购德比勋爵的图书馆，为此而负债终生。约翰逊不得不靠亲戚的资助到牛津大学读书，而且由于亲戚爽约，只得依依不舍地辍学。

约翰逊从小目睹父亲的惨淡经营，自己又在伦敦的文化市场挣扎和奋斗。约翰逊把经历和担忧投射到《漫步者》的文字中，是不足奇怪的。中产阶级商人和土地贵族的命运，牵动着18世纪英国小说家和思想家的心魂，他们经常在作品中，将自己的历史想象投射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菲尔丁和理查森在文字背后所透露出的态度，只图看热闹的读者，往往视而不见。吕大年从《约瑟夫传》(Joseph Andrews，1742)情节和人物上的两处漏洞入手，分析菲尔丁的创作意图，深刻地指出他的社会偏见:紧紧抱住过去不放，对抗“中产阶级敬业奋斗，以求进身的理想”。[46]这里所谓的“中产阶级敬业奋斗，以求进身的理想”，是指通过德行操守的修炼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理查森出身低微，兢兢业业学徒7年，最后成为一个印刷商。不同于约翰逊的父亲，理查森的经营很成功，最后甚至成为伦敦印刷商和书商同行业会的会长。但当时中产阶级并没有多高的地位，理查森对于自己的位置并不满足，仍旧向往作坊之外的生活和文化。[47]

在约翰逊的文字中，美德和学识，也是改造中产阶级意识的主要工具，《漫步者》中常常以学识和美德来教育中产阶级，积极为中产阶级的子弟出谋划策。这样的做法很有代表性，有学者指出，18世纪的小说家，甚至有些19世纪的小说家，其重大主题就是绅士身份和美德的关系。[48]什么资源可以对抗社会转型中拜金主义的腐蚀作用呢?作为文艺复兴的最后继承人，约翰逊始终不渝地为古典教育和美德辩护，提倡心灵的教育和医治。[49]不过，他的目的在于改造中产阶级，而不是像菲尔丁那样较多留恋贵族社会。《漫步者》宣扬古典知识和美德，比如自尊、自我约束、谦虚等。每篇文章都是以关乎某一话题的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引文开始，接下来概括传统上关于这一话题的说法，然后谈自己的切身经验。据耶鲁版的编者统计，《漫步者》中引文或者文学典故共计669条，其中406条为希腊和罗马作者。而在后者中，贺拉斯一人就占103条。(YE 3:xxxii.)

这些美德原来所依附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此约翰逊心知肚明，他从来不会简单地“追求美德”。约翰逊的文章决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浸透着亲身的经验、敏锐的洞察并体现了某种自相矛盾的复杂性。在《漫步者》中，约翰逊总是先提出一个看似普遍接受的论断，然后从不同方面入手，对这一论断详细加以检验和评断，限制它的适用范围，从而形成一个值得推广的新结论。他本人可以算是个坚忍的个人奋斗者，却尖锐地指出了人欲的“虚妄”;他是最早具有鲜明现代自我意识的人之一，却深刻体认并反复揭露“自我”的陷阱和牢笼。约翰逊总是辩证地看待“古典知识”和“美德”，并将其适当地历史化。这些道德文字透露出的信息是，英国经过了文艺复兴、清教革命和王政复辟等百余年动荡，又正处于大规模原始积累的时期，由此引发了时人的道德追问和出谋划策。“也许正因为十分贴近芸芸众生的生活和困惑，因为某种程度上直面回答了时代的焦点问题，约翰逊这样学识渊博的自觉说教者才如此地打动了同时代人的心，才在世界上头一个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商业国家里获得那么众多的读者和听众。”[50]

哈德逊认为，约翰逊和理查森等人没有白费心机和功夫，他们全力所辩护的理想，恰恰是后来的中产阶级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内容。[51]古典知识对中产阶级发挥着惊人的魔力。英国18世纪流传着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1717—1806)用冷水将自己浇醒，刻苦学习古典知识的故事。[52]约翰逊本人曾经担当伯尼的古典语言教师;就是因为约翰逊住在伦敦富有的酒商史雷尔夫妇家里，大量的文化人和政客，如柏克、雷诺斯(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才频频出入于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从而使史雷尔夫人摆脱了早年寂寞孤单的婚姻生活。[53]英国18世纪中期，曾经兴起中产阶级创办学校的运动，这些学校都以实用教育为主。但在18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教育者认识到，仅施以实用教育远远不够，又重新强调古典教育的重要性:以文学作品培养中产阶级子女的道德情操，使他们充满想象力和责任感。约翰逊对古典人文教育的强调，不是要对抗中产阶级观念的“实用性”，而是以古典知识的“理想性”来补充或者纠正前者。这样的教育理念，最终导致19世纪英国公学中古典教育的兴起，乃至20世纪依然广泛存在着对于文学价值的深信不疑。[54]

三　期刊和小说的“唱和”

在《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中，斯通特别赞赏18世纪父母和子女关系的改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他们之间的情感性因素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尤其，在职业阶层、上层资产阶级和乡绅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比以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的家庭甚至对子女采取娇生惯养的做法。[55]但在同时期的小说中，读者屡屡见证两代人紧张的关系，情感并没有成为一个主导的因素，而是同财产问题紧紧纠缠。另外，历史学者也证明，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不乏主人对仆人的性侵犯，或者对寄人篱下亲戚的凌辱行为。[56]上述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漫步者》第170期和第171期中，这两期的故事同小说《克拉丽莎》的情节参差似之。女主人公米塞拉先是寄人篱下，继而和表兄情感突起，实际是受到表兄的利诱，接以始乱终弃和枉费诸种独善其身的努力，最后沦为妓女。这两篇期刊文字，一如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又加入了大量的道德批评，从个案上升到对社会现象的一般批评。读者未必有耐心去阅读长达1500页的《克拉丽莎》，诚如约翰逊所说，若阅读理查森以求故事情节，就会不耐烦到想要上吊，但是阅读《漫步者》的这两个篇什，不费个把小时。

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写作技巧方面，英国18世纪期刊散文和虚构小说都保持着直接血缘关系。小说叙事的虚构性对早期读者的影响，特别值得关注。早在18世纪，理查森和菲尔丁就构建了两种小说创作的模式，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或者阐释模式。菲尔丁的《色梅拉》(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s.Shamela Andrews，1741)，可以看作是对理查森《帕梅拉》的戏拟和嘲讽。菲尔丁被认为继承了斯威夫特的讽刺文字，读者一定不会忘记，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在《仆人指南》(Directions to Servants)中对女仆的百般挖苦。《色梅拉》显然极大地推进了菲尔丁小说艺术的发展，此后，菲尔丁从剧本创作转向小说创作，并且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叙事风格。在理查森的第一人称书信小说中，读者可以进入到主人公的心灵深处，与之共同呼吸，暂时忘却了文学艺术和现实的距离;在菲尔丁的艺术世界里，作者刻意控制文本，不断插入自己的评论，读者总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距离。早期读者已经面临着文学阐释的困境:理查森费尽心机营造了一个反面人物拉夫雷斯，然而，许多读者喜爱拉夫雷斯的健谈幽默和风流倜傥，这让理查森感到很不安。

如果说小说的艺术特色，尤其虚构性，是复杂的，那么道德期刊的布局行文，是否相应粗疏呢?《帕梅拉》和《色梅拉》不仅使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理查森和菲尔丁还都充当了编辑者的角色。早期期刊的确刊登读者来信，多数是真实的来信，而不是像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或者理查森为了与读者“互动”而增加的“读者来信”或者“编者赘言”等。读者或许可以看透小说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却未必拿得准，《漫步者》中的“读者来信”或者“编者赘言”究竟出自谁之手笔。在《漫步者》中，约翰逊可谓一举两得。第一，《漫步者》中的读者来信，几乎都是出自约翰逊一人之手;第二，约翰逊成为了真正的编者。如此一来，读者和作者、读者和期刊中人物的关系同样复杂。亨特(J.P.Hunter)等学者从小说文化史的角度，来探求小说的起源，小说的“前文本”也进入到这些学者的视野之内。道德期刊、行为指南、游记和自传等文字，就是所谓的“前小说”，诸多的文学形式交织一处，共同推动了小说的发展。[57]

小说中的想象性关系，其实早在报刊文字中实现了，更由于报刊文化的繁荣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近来文化研究者往往聚焦于报刊文化的社会意义:“口头文学”或者剧院的参与者，听众也好，观众也罢，都必然受到空间和社会关系的限制，而当报刊文化替代了“口头文学”和剧院时，这就极大地改变了读者、作者和虚构人物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报刊文字神奇而又不知不觉地将传统的社会空间变形成为新的“话语空间”，从而使读者摆脱了社会关系和物质财富对文学欣赏的限制。[58]虚构人物毕竟不是生活中的真人，其内心世界更容易被读者认同。唯其不同现实读者发生任何关系，虚构人物的主体性，反倒更加具有吸引力，他们渐渐变成了一系列“乌托邦的公共财富”，成为公众想象的潜在对象。[59]如果说，艾迪生曾经借助这些想象之物，建构了英国18世纪早期的“文化主体”，那约翰逊何尝不是借助同样的手段，塑造了18世纪中期的“道德主体”。

当然，约翰逊深知想象性认同的危险，因而强调选材的重要性。约翰逊并不贬低“小说的兴起”，相反，他承认，这对作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约翰逊打了一个比方:小说写作仿佛绘画，由于普通人对画家的题材了如指掌，后者稍有疏忽，就会被前者指认出来。《漫步者》第4期指出，劝诫的文字不应该以反面例子来教育读者，约翰逊强烈反对小说中纯粹自然主义的选材做法。作家不可以任意模仿自然，要从自然中区分精华与糟粕，要将宜于模仿的事务，合情合理地呈现给读者。如果良莠不分、鱼龙混杂，还不如省去阅读这些材料。约翰逊将这样的文字比作一面哈哈镜，读者与其使用这样的镜子，不如直接面对自然。(YE 3:22)约翰逊熟知菲尔丁和理查森的作品，且同理查森有私交，他对理查森的道德和艺术成就赞赏有加。菲尔丁虽然对《帕梅拉》大加贬低，但在《克拉丽莎》之后，也不得不表示赞赏理查森的艺术成就。在最后一部小说《艾米利亚》(Amelia，1751)中，菲尔丁似乎回到了理查逊的写作方法。换言之，无论从主人公塑造，还是从家庭背景的选择来看，《艾米利亚》越来越靠近理查森的小说模式，也就是说，认同了约翰逊的判断。[60]

约翰逊的伦理性，尤其体现在对读者的关注上。黄梅在《推敲“自我”》中指出，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掀起了改良运动的高潮，伦敦坊间充斥着大量的道德说教和行为指南类的文字，有些专门针对学徒和仆人。难怪，约翰逊将小说的读者认定为“年轻人，无知者和闲散者”。同样由于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也从家庭劳动中摆脱出来，可以体会一下“想象的快乐”。不独中产阶级儿女，学徒、仆人和妇女们，对社会治安和风俗道德状况，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受到18世纪文人和舆论的广泛重视。在约翰逊看来，这些“平易近人的历史故事”，也就是早期的小说，其发挥的教化作用远远超乎想象。艺术的任务必须是宣传和倡导美德，作品的艺术性，要服从教化的目的。在文章结尾处他总结道:“必须坚持不懈地谆谆劝导读者，令其认识到美德是认知的最高表现，是伟大的坚实基础;而邪恶是思想狭隘的后果，它以错误为起始，以毁誉为告终。”[61]如法塞尔所说，约翰逊的观念和文字，可以触动18世纪读者的“神经中枢”。约翰逊自信，读者不必直接面对自然，可以相信他所擎起的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

谈到报刊文化，不要忘记，写作《漫步者》的约翰逊，还不是后来的“哲人”(sage)，只不过是个刚刚起步的“雇用文人”(hack)。约翰逊关于“依附关系”的看法，在家庭问题上已经有所流露，不过，另一种更加逼人、更加让他感同身受的“依附关系”，幽灵一般潜行其中、挥之不去。他不得不诉说，而且诉说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恩主”。作家约翰逊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读者，或者依附于当时的文化市场，这样的冲突，从《漫步者》首期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