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无数先烈和杰出人物是湖湘文化实践品格的生动体现

人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人的人格和生活状况的反映。近代以来，湖湘地区层出不穷涌现出的人才群体以及他们敢于牺牲、敢于创造的壮丽人生历程为湖湘文化充盈的实践品格做了最为直观的历史注脚。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众多“湘军”人物都崇尚经世致用的思想文化，强调实干力行，注重事功。特别是曾国藩本人，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既是著名的学问家，又是安邦治国的实干家。他认为事情和问题的解决都宜求诸实证，而不能窠臼于书本、僵化于理论，只有通过不断“力行”，才有可能使“知”得到深化，而“知”的深化进而又促进“力行”更有成效。《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夏弢甫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13]另一方面，作为晚清政权的中兴支柱，曾国藩建湘军，扎硬寨、打硬仗，挽晚清政权于即将倾之际；他举洋务、兴实业，倡留学，亲手缔造了“同治中兴”的羸弱繁荣。尽管他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之上，但毋庸置疑，他所引领的这一系列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无不鲜活地体现着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务实求索的实践品格。

谭嗣同为了推动时代变革，不仅积极组织、领导变法，而且以生命和鲜血践行变法，将湖南人血性的品格、湖湘文化服务社会的实践特征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谭嗣同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他认为清政府发动的洋务运动不能救国，只有变法才能求存，并积极地投身到维新变法的改革实践之中。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赴难，血祭维新运动，其英雄气概恰如同梁启超所评价的：“谭浏阳之思想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吾人所不敢言，实宇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14]

在接下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运动中，作为湖湘文化孕育出的杰出代表，黄兴投身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鞠躬尽瘁，舍生忘死，埋头苦干。其一生的革命实践涵盖了武装斗争、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经济、振兴教育、繁荣文化、倡导体育、解放妇女等各个方面。他策划和领导了17次武装起义。他自己评价说是“十七次铁血精神钩尽了四千年帝王历史”[15]。不论是作为士兵还是军官，他都身先士卒，勇猛无前。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推翻清朝和袁世凯这样的恶劣政府，“建立一个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16]。黄兴外挡大敌，内担重任，为共和政治呕心沥血、夙兴夜寐，直至最后以身殉国。他的这种实干精神还在当时就被国人传唱，其与孙中山的革命搭配被称为是“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黄兴以自己一生的革命和奋斗经历广布了湖湘文化务实的实践品格。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湖南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照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他们出生入死、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伟大人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湖湘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及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改天换地的雄大气魄。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湖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的思想个性、行为风格等都烙上了湖湘文化浸润的印迹。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直接促成了毛泽东追求真理、改造世界、探索中国自由解放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是他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舍地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引导中国人民走出教条主义、走出本本主义，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回顾历史，三湘大地一方热土养育了无数杰出的英才，他们大多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在他们身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也是他们推动湖湘文化这一实践品格享誉神州，名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