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心理学研究文献回顾
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从生物意义的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到政治心理学、认同心理学等学科的演绎与嫁接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且呈现出范式的变革与改进。
一
得益于18、19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理性或逻辑哲学一度备受推崇，因而，追逐事务的因果效应（causality）曾成为一种科学的或理想的范式得到广泛认可。然而，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却在同一时期对基于理性逻辑的思维范式提出了挑战，他试图从生理机因变化和潜意识出发探讨心理因素对于现实人行为（比如冲突行为）的影响，在他看来，人的生理性诱因，尤其是“性”“恋母”情结或潜意识导致了社会人的心理的变异或失衡。
之后，基于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名目繁多的心理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早期的心理学研究者多将个人的价值、信仰联系与心理反应连接在一起，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一种微观的或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分析倾向，事实上，它仍未脱臼弗洛伊德关于本我（ego）意识扩展的假说。
然而，正如个体已超越了其生物意义存在，成为社会、群体、组织、国家或体系意义的人一样，心理学并非意味着就是一种机械的、原子的、个体式的分析视角，个体的人与社会在互动中便形成了“社会人”，因此，个体的心理与群体的心理渊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共享的。埃尔斯特深有体会地议论道，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一种普通的信仰，并不意味着原子论式观点，并不是利己主义；任何行动（包括群体行为）都可以从行动者的动机或信仰中得到解释——要将它作为集合性社会现象的基本建构材料。[1]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视角的诠释。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冲突分析视角基于“性”“恋母”等潜意识情结，那么勒庞的心理分析视角则将社会环境纳入冲突心理的分析视角，它可称得上心理学意义上的一次革命。[2]“乌合之众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的特别之处是将分析的受众扩展，围绕环境与群体心理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基于他对19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环境对于受众心理的影响所得到的启示，他高度关注群体心理对于个体心理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勒庞的这种高屋建瓴的认识是自近代以来一切关于群体冲突分析的基轴，它也是分析群体认同生成机理的起点。
勒庞解释说：
在群体中，发生根本变化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即便个体仍未完全丧失独立性，其思想与感情也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深刻的转变使吝啬鬼变成了挥霍者，多疑者变成了信徒，诚实的人变成了罪犯，懦夫变成了英雄。[3]
20世纪30年代，勒庞理论的后续效应催发了心理学衍生学科——政治心理学的诞生。其特征是将导致冲突的社会环境因素具体化，涵盖政治、文化、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政治心理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哈罗德·拉斯维尔开始尝试将社会共同体、政治、制度等因素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媒体环境甚至国际场景等联系起来。[4]例如，在拉斯维尔的《传播的偏向》与《世界共同体中认同的未来制度》中，他高屋建瓴地将战争、传媒、政治、人格及国家、国际制度等因素纳入分析视野，毫无疑问，此为后来的政治心理、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深厚的启示。[5]
但是，这并非说基于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无懈可击。20世纪50年代前后，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影响，追逐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再一次回潮。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理性的分析范式随后借鉴了心理学视角，比如囚徒困境、帕累托效应等理论或范式或多或少地汲取了不少心理学成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的一些社会学者继续发扬光大这一范式，并试图将心理的研究置于社会的环境中，并充分借鉴工具理性主义视角，创造了不少心理学研究范式，尤其是开始关注心理对于社会认同构建的作用。[6]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严重对峙也促使学界深度反思心理在政治博弈中的作用，尽管这期间工具理性的思维范式再一次回潮（比如以肯尼斯·沃尔茨为首的政治现实主义一度盛行）；一些案例，比如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为心理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他们开始反思精英人物的政治人格对其决策的影响，罗伯特·杰维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20世纪70年代享有盛誉的政治心理研究者，杰维斯在其《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针对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的具体人物比如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等进行了心理解读，并得出结论，政治人物的心理构成与变化受到场景的影响，因而，在认知上存在着“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7]。
20世纪80年代前后，受到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理论的启发，威廉·斯通等心理学家进一步将认知理论纳入社会治理、政治决策、国际政治中的事件分析，其独到之处是将历史档案解读、社会心理、认知心理等学科娴熟地用于政治心理分析，并扩展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分析视角。前景理论为我们洞悉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失衡或失范现象提供了难得的分析路径。
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社会心理研究者承继了欧洲传统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心理分析视角，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在心理反应机制或模式上进行了探索。作为政治心理学领军人物的乔恩·埃尔斯特就分别以韦纳的《面包与竞技》、季诺维耶夫的“论伊邦斯基（Ibanskian）社会学”、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政治哲学为模板分别探讨了“认知失调”“理解非理性之物的模态逻辑”“心理机制”三种分析模式。其视角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托氏分析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酸葡萄综合征”“溢出效应”“补偿效应”和“逐出效应”的分析范式。
可以想象，上述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模式大大开拓了心理研究与社会治理学者对于冲突源、心理干预作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认同建构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尤其是，这种视角推进了欧美学者对于冲突处置机制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与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推动了美国警察的人性化管理，引起人们对群氓心理的研读，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从“警力升级”（escalated force）到“协商管理”（negotiated management）的转型，这种冲突化解机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并对当代关于示威机制的认同作出了贡献。[8]
随着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2004年以来，国内外一些政治心理学者逐步将视野转向国内外政治互动以及信息技术对政治治理的影响。尤其是“9·11”事件后，以杰罗尔德·波斯特（Jerrold Post）、罗斯·麦克德莫特等为代表的政治心理学家开始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因素考察领导人在危机决策中的参考点判定，这对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的认同作用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罗斯·麦克德莫特在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人格形成与冲突之间的关系。他对领袖人格、政治心理与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梳理与发展，尤其是将这一认识扩展至对恐怖主义与弱势群体的心理解读，并为认识国际社会中认同失范提供了比较微观的分析视角。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方兴未艾的心理学、社会认同研究范式引领了全球范围内对于社会心理、政治认同的研究，中国的一些享有盛名的政治、心理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引介工作。
在比较政治认同领域，我国的王逸舟、秦亚青、俞可平、赵汀阳等理论学者结合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的情势做出了比较有深度和系统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已做过比较翔实的介绍与肯定。在政治心理层面，张清敏、林民旺、尹继武等也做了不少扎实的研究工作，他们分别针对政治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权威人格、政治心理与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周殿富还撰写了《领袖政治学——自柏拉图以来政治生存法则的历史陈述》，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统治的法则”；[9]王家忠等还从人性的社会性上探讨了社会潜意识与治理的关系，[10]并发表了大量论著与论文；王丽萍、刘伟、蒋云根等也尝试将心理认同与公共管理挂钩，并关注草根群体冲突与政治治理的关系。
然而，任何学科都需要面对现实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创新与发展，在这一点上，政治心理学科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一直没有回归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态势，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交错、重叠，愈显混沌化、复杂化，进而对主权国家的“黑匣子式”治理形成了诸多挑战；日益发展的全球化效应在不同层面激发了民众的醒觉意识（维权意识、环保意识），国际体系的变化又引发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媒体议程的变化，并引发了国内治理失序、恐怖主义泛滥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众多的问题与现象呈不确定性、模糊性、非常态化发展趋势，并给从国内治理到全球治理带来困境或挑战。
二
心理学或者说关于认同心理的研究，亟须结合新出现的问题在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尤其是在实践上做出新的探索。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心理互动及其认同建构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盲点。此外，由于受到学术研究时效性的限制，心理学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就问题领域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尤其是，就心理认同形成与我国的社会治理与冲突化解的关系而言，既有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变量，并表现于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缺少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互动对受众的心理认同影响比较系统的分析。尽管关于境外的群体冲突、示威游行或暴力事件在我国多有报道，各类出版物也不乏对事件爆发的经过及原因进行分析。但是其中一些分析或思维范式缺少一种互动的、全球的或切合国情或国别的分析，而案例的采用也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十分遥远。不可否认，群体冲突与集体暴力存在着承继关系，群体冲突的演变往往会上升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线或源于一个事件、一类话语或某种行为，但是，就引起冲突的真实诱因而言，它还涉及众多因素。
宏观或体系层面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引起微观冲突的重要的诱因，体系的文化或对单元体的思维及其决策路径形成影响。凡是引起大规模群体冲突和暴力性的事件，其真实的诱因除了直接的原因，也与外部的环境或场景不无关联，有些甚至超越了主权国家的“黑匣子”范围。21世纪初以来的中东乱局，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的倒台或危机在某种程度上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中亚“颜色革命”、泰国的“红黄衫党”运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暴乱都与外源性因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欧美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博弈已是公开的秘密。就我国而言，近30年来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也无不与地缘政治、国际体系的变迁存有关联。
二是就事件的形成或发酵而言，缺少对领头人或意见领袖认同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如果说国际场景比如大国关系、地缘政治影响了民众的心理认同，那么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述场景也会对领头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比如，杰维斯、波斯特、麦克德莫特等就试图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考察领导人在危机决策中的参考点判定，并试图挖掘冲突化解的预防机制，那么，如何从我国的国内环境出发并围绕意见领袖或领头人与群体冲突之间的关系做出展开心理分析也显得十分必要。
勒庞指出：
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它，它就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从“瓮安事件”、厦门散步、“绥江千人围城”“宁波、茂名的化工项目”到贵州三穗、云南晋宁的群体示威游行，这些事件中不排除领头人对群体冲突的鼓噪或领导。冲突中的领头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不仅可以诱发冲突，而且在一定层面可以激活、激化冲突。而在干预措施上，一些当事单位或个人过度强调利益补偿、法律惩罚，而忽略了对群体的心理抚慰，忽略了通过透析意见领袖心路历程达到式微冲突的目的。所以，如果能就群体冲突中意见领袖与群体之间的心理认同生成与失范做出分析，无疑对于当下社会治理是具有意义的。
三是缺少对媒体议程设置与对群体认同的心理研究。众所周知，2011年中东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切与维基百科难脱干系，曾经轰动一时的维基泄密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维基泄密首先发酵于突尼斯，导致其总统辞职外逃，接着殃及埃及并导致执政30余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辞职交权；接着，在巴林、利比亚、也门引起波动并最终导致利比里亚卡扎菲政权崩坍，其本人也死于非命，这种乱局似乎还在中东发酵，当下的乱局可以说与维基泄密效应不无联系。2014年初，泰国的黄红衫两党较量、乌克兰利沃夫州之后大国在媒体议程上的较量都与其后的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宗教势力、地区争霸等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信息化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闻传播便捷、灵通和有效。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弱点和事件特有的心理驱使，人们对于媒体除了预期又多了一层期待，尤其是一些极端恐怖主义分子还在不时制造“媒体恐怖”，使得一些行为体试图驾驭媒体、操纵媒体、放大媒体，这是当代政治或社会行动的一个新特点，也是导致媒体失范的一个重要渊薮。
在全球治理与国家间认同建构层面，既有的研究采用立体或多维的视角，从学科交叉、范式融合的视野，从对国内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中的一些议题比如心理认同和国际规范建构等层面进行客观的嫁接与分析。从学科交融或交叉的视角看，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向来就是互相交织甚至融合的。国家政治的目的在于保证机制的完善、秩序的推进以及营造一个宜人的外在政治环境。换句话说，任何学科如果失去了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或许它就不能成为一门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了。
全球化情势的变化不仅给国际关系带来了不确定的变数，而且给国内治理带来了挑战，从而使得国内、国际之间的联系性和政治脆弱性不断加大。“9·11”事件的爆发又促使学者将政治心理学效益“全球化”，由基于传统安全或主权的心理分析再过渡到非传统安全或国际社会的心理建构。不妨说，心理认同分析的范式或许正在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这种学理上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也多多少少地反映于现实的社会中。
三
具体而言，2012年以来，我国的群体冲突多多少少呈现出以下新特征或新趋势：[11]
一是环境安全群体事件频发，邻避效应心理蔓延。2000年以前的群体冲突事件，多与利益、安全纠纷有关，比如因土地流转、旧房改造引发的纠纷与群体冲突。近年来，除了因危房改造、工程建设、道路改进等引起的民事以及工伤纠纷外，群体冲突事件的环保因素正呈快速上升趋势，公众在经济增长决策中的缺位是以环境问题作为导火索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比如，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多关注由微毒化学元素、水源、噪声等引起的环保性污染。近年来发生在浙江宁波、余杭、江苏启东、广东茂名等群体性事件便多与人们对相关项目或工程建设所引起的环境污染担忧引起。在宁波、茂名的冲突中，当地人称，没有人愿意在自己家旁边建一个垃圾站、一间厕所，或者一所化工厂。还有官员公开称：过去20多年化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和全国最大化工园区之一共同生活多年后，他们对PX的反对已不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问题，而是集中代表了人们对化工业负面效应的厌恶和恐惧。一些社交网络、QQ群内流传着各种有关PX的传说，不止一位市民解释他们的反PX理由：“大连、厦门都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你家后院不要的，我家后院更不受欢迎”，这使得邻避效应不断发生外溢。
二是冲突参与者或受众呈多元化、高层化发展。不同于前几年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在比较集中的省份或地区，近两年来的群体冲突事件范围已遍及各个省（自治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人群，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受影响的民众家属、亲戚甚至在外留学的子女等也普遍参与进来。参与群体冲突的人员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源自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在一些涉及环保类的群体游行队伍中，不仅有一线的草根民众和国有企业人员，也有政府人员多多少少参与或进行声援，甚至一些政府人员还变相地充当了参谋或智囊。
三是意见领袖或领头人的作用突出并不断加强。在过去的群体冲突事件中，群众的组织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尝试运用民间工会代表的形式与政府进行谈判。2012年以来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而这些行为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据调查，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且行动统一。比如，江苏启东事件的组织者开始尝试运用《告全市人民书》的形式，并引发数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
四是学会运用目标对象宣泄不满。以往的群体冲突事件虽然有冲击政府机构、派出所或社区的先例，但是，近期以来的群体冲突事件表明，冲突的主体或组织者已开始利用政府机关的软肋，比如在启东事件中，冲突群体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市政府中搜出保险套与许多名贵烟酒等物品及很多旅游景点的照片，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还遭到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
五是冲突的主体或受众学会利用媒体力量扩大影响。群体的参与或领导者学会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声援，比如，在宁波的PX项目中，当村民们在镇海区政府请愿的同时，组织者借助各种媒体传播PX产品有毒、致癌，并列举一家印度的工厂发生过爆炸事件，进而激发民众的抵制行为。在游行中，一些示威者甚至用身体托起英国ITV记者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坦诚地讲，事件之后的媒体效应加大了社会对事件的关注。当然，也不排除国外势力或媒体试图介入，使得冲突不断发酵。2012年以来的群体冲突性事件在媒体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国外媒体和势力不择手段地进行渲染，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内治理和政权稳定带来了挑战。如在宁波的PX项目中，路透社渲染道“示威游行人群和警察发生冲突，部分人被逮捕，其余人被警察驱散”，而美联社则夸张地称“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对付示威群众，3个大学生被逮捕”，而他们的报道与事实则有出入。
六是在冲突处置过程中，政府、官员甚至警力出现了“被动”的附和或配合结果。近两年来的民众示威过程中，出现了民众掀翻汽车、捣毁市政府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而警方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比如，在启东事件冲突中，有两名警察在该事件中被愤怒的民众拖进人群并遭到殴打，但启东市领导并未下令警方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在整个过程中，公安民警坚持理性、文明、平和执法，没有乱抓人、乱打人，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及时制止。在镇海的PX项目冲突中，宁波市政府经过研究决定，绝不强令推行既定的项目，并尊重民意，最后宣布坚决不上该项目。同时，宣布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在江苏启东事件中，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授权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与此同时，市长还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名为“启东市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这个视频声明了政府的态度，即应市民的要求，这个项目暂时不会启动，甚至出现了比较人性化的话语——“要市民注意身体，不要再举行示威游行的活动”。在湖南平江“火电事件”中，“群众一闹”，项目即停摆，上级行政意志下，项目又重启，最后，县委书记主动辞职并希望以此换得工程上马。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官员、警察系统作为社会治理者的中坚力量，如果一味退让（甚至以辞职换工程上马），不坚持原则、准则，轻则出现有令不行，工程下马的结果，重则将对国家的治理权威形成挑战。
一言以蔽之，就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而言，如果说，勒庞以及其后的托克维尔、拉斯维尔、杰维斯的心理分析基于社会、政治效益、国家利益，那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政治心理学则不得不虑及全球化情势下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利益与价值的交织与融合等因素。就冲突的化解或和谐的环境促进而言，对集体使动者（国家、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体系的心理认同互动研究或许将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显学或趋势，这是由社会行为体的不断扩展与泛化、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化所决定的。
[1]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饱受訾议的信仰，但是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普通的信仰。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原子论式的观点（它承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要简化为单细胞生物的属性）；它并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它同任何一套特定的动机相适应）；它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在这里，它是完全中立的）；它并不意味着先天的性质或“获得的”性质（它同这样一种观点相一致：愿望是被社会所塑造的，即它是被其他个人所塑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告诉我们，在研究个人行动时，要将它作为集合性社会现象的基本建构材料。一般而言，任何行动都可以被行动者的动机和信仰所解释。［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9—10页。
[2] 除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勒庞还出版了《革命心理学》等著作。［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 ［美］罗伯特·门斯切：《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郑佩芸、朱欣微、刘宝权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4]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拉斯维尔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了早期传播学的类型，关键是他有机地将政治宣传与媒介传播相嫁接，从而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美国的社会科学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作用。
[6] ［德］埃里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7]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8] David Schweingruber，“Mob Sociology and Escalated Force：Sociology’s Contribution to Repressive Police Tactic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ume 41，Number 3.
[9] 周殿富：《领袖政治学——自柏拉图以来政治生存法则的历史陈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 王家忠：《人性·社会·心灵：社会潜意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 原文发表于国家发改委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改革要参》（2013年第9期），此处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