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心理认同生成的微观因素
社会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但社会却不是个体的简单累积，群体认同的生成离不开对个体认同的考证，这是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个体的社会》一书中所做出的结论。[1]认同的生成同社会行为体所处的或面对的社会环境、客观场景、文化建构、社会结构等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在环境与受众个人的认知体验和互动最终会引发社会行动。
社会人格形成与心理认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个体心理认同之间为什么存在差异？什么场景导致了个体心理认同的变化？这些问题将是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
一
当事者个体社会人格形成及其与冲突的关系并非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影响个体人格形成的因素往往互相交织、互相重叠、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个体的心理同其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是连在一起的，其心路历程从发酵到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关注个体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挖掘人格因素与决策心理的关系；同理，以上因素对于社会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比如，在政党认同上，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研究表明，尽管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向，但在政党认同上往往倾向于父母所认同的政党。[2]因此，本章将结合案例具体说明人格因素（尤其是精英人物）对心理认同的作用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场景、环境、个人体验对于人的社会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影响其心路历程、意识、决策心理及行为。微观意义的认同同社会管理、国家制度、政党不无联系，如果我们要洞悉群体的心智，就离不开对于个体心智或人格的形成分析——“集体认同的过往基础已不再相干，社会已经‘被个体化’”。[3]当事者的冲突心理与其心路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时代背景、历史记忆、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而在互动关系上，也不排除个体人格之间的互相嫁接与影响。在此意义上，影响社会人格形成的因素同影响心理认同的生成是一脉相承的。
二
亚里士多德将人界定为社会意义的动物，其隐含的意义在于，人具有群体、社会属性；人类不仅会构成天然意义的群体，也会衍生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作为社会或国家组成中的一个最重要、最原始、最基础的单元，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点。家庭作为个体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途径，其环境对于个体的心理成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世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提及：从婴孩时期的摇篮中将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如果我们想理解支配一个人生活的偏见、习惯和爱好，我们必须观察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孩这一时期情况；我们必须审视世界投射到他心灵上的第一个印记；我们必须聆听唤醒他那沉睡中的思想力量的第一句话。
托氏话语隐含的意义在于家庭作为个体人生长的第一和最重要的环境，对个体人格的形成不可小觑。家庭对于儿童早期的心理形成举足轻重。家庭背景的显赫与否、周围亲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及其性格特点、行为模式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教育心理学的许多案例表明，孩子早期的偏好、兴趣的形成同父母及其家庭成员的影响是难以分开的，而家庭成员的各种熏陶对于当事人以后的学业发展、择业方向、择选婚姻伴侣、工作作风、政党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
退一步说，即便个体的心理机制已经成熟，其家庭成员的情绪、认知及其对事物的判断也会影响甚至改变当事人的个体认知或判断。现实生活、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家庭成员（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对于当事人认知判断、行为决策的影响。
如果说家庭背景是当事人个体心理或人格形成培育的第一课堂，那么当事人的教育经历则往往成为影响当事人人格心理形成的辅助或最重要的环境或过程，并对其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示范作用对于心理的形成效果十分明显。班主任、辅导员或学校的教职员工的言谈举止、文化素养、知识积淀、道德判断等同样对于个体的心理形成作用重大，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义务教育制度，且多数国家把教育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强弱同一国的科技水准、文化影响力、国家战略、影响力有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在全球化相互依存和软实力盛行的时代。受众的受教育程度不仅直接与其将来的就业、专业和婚姻家庭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直接影响其对具体事物或事件的认知、判断和行动。
从反面的案例讲，在人类的历史中，殖民主义、侵略者曾对殖民地或被侵占领土进行文化或语言洗脑。主张“台独”的李登辉盛赞殖民文化，这种心理同其早期接受的日本奴化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才由衷地发出谬论“台湾从来不属中华民族”。
正是出于认知心理学的原理，在人类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总是将奴化教育与美化侵略连在一起。笔者在小学阶段读过的一本小说叫《儿女风尘记》，其中反映了主人公“小马”从殖民奴化教育中觉醒的过程。作为奴化教育的一部分，他被强迫送往日本接受“东洋教育”。但是，归国后，面对日本人对中国的蚕食侵略现实，他逐渐认识到日本人推行日文教育的企图在于长期占领中国的领土，并使中华民族彻底日化。这种觉醒最终促使小马的反日心理日渐形成，并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坚强的反日英雄。
同理，由法国作家都德小说《最后一课》改编的故事也反映了普法战争后国民对奴化教育的抵制，它已成为小学生必读的一篇经典佳作。书中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主人公之一的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典型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而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儿女风尘记》和《最后一课》的故事从侧面反映了早期教育对少年儿童心智成长的影响。所以，早期的健康心理教育对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和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研究中心在2002年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心理调查，其所得出的数据表明有16.51%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心理健康问题。《2010—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近九成学生心理出现困扰。[4]
就犯罪心理学而言，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半与其不健康的心理有关。许多学者得出结论：大多数杀人案都发生在朋友们和有人际联系的人之间，其心理表征带有明显的“两面性”。比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塞尔·雅各比教授在《杀戮欲》一书中对纽约市2003—2005年的杀人者进行了研究，相关数据表明：3/4的杀人者认识受害者，那些年轻的犯罪者的心理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心理扭曲现象。[5]
在此，不妨反思一下近来发生在我国的一系列校园报复性恶性事件。2004年的马加爵案，起因就是他和同学打牌时发生争执；2007年的中国矿大的铊投毒则是因为常某对三名同学心生不满便向其投毒；2012年年底的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砍杀案也是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所致；而2013年复旦大学的投毒者林森浩则仅仅因生活琐事与同学黄洋不和，心存不满而痛下“毒”手；发生在南京航空学院金城学院的案件起因则是被害人蒋某敲门打扰了袁某玩游戏。
以上这些悲剧性事件告诉我们，犯罪动因与当事者的心路历程有很深的渊源，它提醒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对于预防犯罪或对犯罪者的教化十分重要，而这一点，对于分析或追踪个体的心理诱因与冲突行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值得借鉴。
宗教信仰是影响心理认同生成的一个重要机因。一个人的信仰或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对于其行为和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6]宗教冲突或战争贯穿着人类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它不仅构成了冲突的内容而且也是引发冲突的载体。十字军东征、威斯特伐利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巴战争、几次中东战争、冷战、冷战后的前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卢旺达事件以及“9·11”事件在一定意义上都与宗教冲突或认知异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分野或抗争是国家政治或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恐怖主义的生成而言，自杀性事件的袭击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或极端宗教主义者的教化有关。宗教本身就是习俗的一部分，是由传统、传说和老年长者作为切实的和必要的东西流传下来的。[7]
宗教信仰对于一个人的世界观甚至人格形成同样重要，一些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往往就是其宗教信仰的反映。所以，一些极端宗教团体从幼儿时段就开始了所谓的启蒙教育，并教导他们勇于“牺牲”、成为“烈士”，而只有这样，他们的人生和来世才具有意义。如此，极端的宗教教化或启蒙成为导致社会冲突或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试想，为什么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英美的“太阳神殿教”，以及2013年一度在我国泛滥的“全能神教”的成员那么投入，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其受到的宗教驯化有关。所以，宗教信仰对个人人格及其世界观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往往成为导致某些重大冲突的原始动因。
然而，这并非说宗教认同与政治治理是对立的，宗教认同与群体冲突并非存在着必然的变量关系；反之，宗教认同往往可以对社会秩序与世俗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宗教研究学者拉菲格·Y.阿利耶夫（Rafig Y.Aliyev）坚持，“权利、社会、宗教”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8]
婚姻对于一个人心智或认同心理的影响亦不可忽略。钱钟书的《围城》里对婚姻的比喻恰到好处——城外人的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从表面看，“围城”是在说明婚姻前后人们所遇到的心境，而深层次上它说明了婚姻对一个人心理机因转换的影响。
婚姻作为社会组织运行的一个子单元或表象，对于个体人的心理，尤其是对于偶发性心理的形成作用十分明显。社会冲突事件、刑事案件等与家庭或者当事人的婚姻状况、伴侣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媒体几乎每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报道。
婚姻心理学认为，伴侣的情绪、言语、举止甚至一个眼神对于当事人的心理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会营造温情也会催发争执，而两人世界的这种喜怒哀乐往往会发生情绪移植、转换，并有可能催发当事人群体冲突心理形成，而对于冲突化解，反之亦是。家和万事兴——和谐的婚姻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治理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一些电视媒体，比如笔者所在的城市宁波的电视台所承办的“阿拉讲大道”电视节目就很好地发挥了其独特的社会调节、调解作用。
工作或生活环境同样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和其后的心理认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对于那些长期处于象牙塔中的学子们而言，学校毕竟不是社会的全部，青年们在中学、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多与老师、同学、图书馆打交道，而与社会的互动则显得不够。要了解社会真实的情况只有脱离象牙塔，参加工作才算真正进入了社会。
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由于他们的社会人格处于形成初期或正在形成的阶段，其所在的工作环境，包括工作内容、同事以及广大的社会对其人格形成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决策产生影响。早期工作经历对一个人的政治理念、心理认同影响不可小觑。奥巴马的“变革”口号以及后来推行的社会保险改革就带有深厚的人格特征，以至于有人将他的医改方案称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这与其在芝加哥黑人社区工作期间，与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一起工作的境遇，以及启蒙牧师赖特对他的政治理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9]
三
基于上述假设，以下结合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政治人格以及对其政治理念的影响案例进行梳理。在笔者看来，布什的政治人格形成与其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工作经历、体制因素（比如利益集团）以及历史场景等因素是分不开的。[10]
一是布什家族中“家庭责任感”影响到了布什的人格形成。布什的个人价值观与他的家庭背景是相吻合的，老布什从小就刻意培养他的“男子汉”责任精神，而这种责任精神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由于受到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掣肘，其父老布什当时未如愿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之后，萨达姆也没有在美国的军事、经济打压下认输就范，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老布什黯然下台，从而使得他耿耿于怀。小布什2001年就任总统后，就一直寻找机会完成其父亲的心愿，并借核查、经济制裁、反对派力量试图从内部、外部里应外合整垮伊拉克。2003年3月20日在没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最终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
二是偏执的宗教信仰形塑了小布什的政治人格。小布什自幼成长于基督教家庭，其家庭秉承浓厚的新教传统，这一点对小布什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并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灵。照理说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多元化宗教信仰应是美国文化的特征。然而，小布什偏执的新教理念却使他走火入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滋生。
而“9·11”事件则引发了小布什对穆斯林长久以来的仇恨。他曾将穆斯林与恐怖、邪恶直接挂钩。在“9·11”事件后他的非友即敌——“如果你不是我们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演讲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外，他的宗教偏执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其政治理念上。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自由”一词出现的频率竟然高达49次之多，他将美国歌颂为“黑暗世界”中的灯塔，承诺要与“束缚各国人民”的专制者进行斗争，发誓要与极权、独裁作斗争，并在全世界传播美国倡导的自由模式。
三是早期的工作培育了小布什的人格形成。“9·11”事件后，小布什成功地说服了俄罗斯、中国等几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同加入他的反恐联盟并使安理会第一次真正行使了“集体自卫权”，这与他早期在棒球比赛中担任的“拉拉队”负责人是分不开的，有人甚至称他是建立联盟的大师，而棒球生涯则使他受益无穷。
1963年，小布什进入菲林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并成功当选为该校棒球队的拉拉队长，第一次显示了他的组织和号召力。棒球生涯培养了他的领导潜质，同时也造就了他的团队精神。据称，他敢于起用能力上比他强的人，只要价值观念基本相同，他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1988年小布什又接管了得州牧场队（Texas Rangers），并进一步锤炼了他的领袖潜质。他在事后回忆棒球生涯对他的影响时称：“棒球生涯对于政治和管理而言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训练场地，棒球比赛的底线意在胜利或者失败。”
四是政治精英与体制因素对其政治人格的影响。鹰派人物、保守势力、利益集团、反伊斯兰势力事实上也对小布什的中东外交政策造成许多影响。当然，一些因素如历史渊源、市民社会、选民民意与竞选策略、草根政治、个人因素、国家安全与反恐斗争等因素也会对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产生影响。
五是历史环境和事件对小布什政治人格的塑造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小布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这一时期美苏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美国自身的政治情势以及几次中东战争、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对其家族生意的冲击都对小布什的个性形成起了形塑的作用。
上述分析无疑为我们认识人格与决策心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这一分析路径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中的政治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执政风格与理念以及在国内外政治中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母亲婚姻失败、母亲对他的早期教育、在印尼的生活、夏威夷的中学生活以及芝加哥的工作经历、启蒙牧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1]
[1]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 ［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插图第10版），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3] ［英］罗斯玛丽·克朗斯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4] 《复旦投毒案：因琐事杀人带来什么的反思？》，http://view.news.qq.com/zt2013/fudanpoison/index.htm。
[5] 同上。
[6] Rose 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pp.112-113.
[7] ［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8] 拉菲格·Y.阿利耶夫是笔者于2013年12月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有关宗教与中东和平缔造的会议上结识的一位阿塞拜疆学者，他热情地将他的专著英文简本《权利、社会与宗教》（Power，Society and Religion）（Trofford Publication，2013）送给笔者，在此对他的至诚帮助深表谢意。
[9] Quanyi Zhang，“Political psychology：Analysis on Barrack Obama’s ‘Change’Foreign Policy Making”，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ditura Aeternitas，Alba Iulia，2010，pp.277-290.
[10] 国内尚缺少有关对于我国社会精英或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分析，一是因为难以获取相关的研究资料，二是这种研究方法尚没有在国内得到普及。此处借小布什的政治分析案例在于说明微观因素对于政治人格及其决策的影响，这种分析模式事实上也适于对群体冲突领头人或意见领袖的分析。笔者曾围绕小布什的政治心理形成做过一个分析，这里有删节。张全义：《乔治·W.布什中东政策的政治心理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2期。
[11] ［美］汪翔：《奥巴马大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