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所谓延安时期，在中共党史上是指，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的近13年的历史称谓。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迈上了新台阶，铸就了新辉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本课题认为，依其演进的内容和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
一 延安前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始阶段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长征的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就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而言，可以称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始阶段，即延安前期。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初始阶段背景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并非始于延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看，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已经起步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时，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时为了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其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创办了一批专门供产业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上海小组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1]。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始，尽管其探索是初步的、粗线条的、不系统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最早尝试，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根本的前提和最重要的保证。从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一样，作为一种“运动”真正开始起步。在实践中，它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劳苦大众，引领并推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10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推进处于艰难而复杂的历史环境之中。在此期间，由于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变得十分危险和恶劣，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及其路径进行重新的思考和整合。在知识界，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十分迫切地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如何相结合等问题，在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在民众中，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也在思考和探求之中。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其探索是艰难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怀疑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然在执着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如在十年内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一些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如此，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仍顽强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事业。其突出的表现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愈来愈注意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用青年群众易于接受的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2]。对此内容，有的研究者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3]，故此处不再赘述。
概而言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在艰难中奋力推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本课题认为，一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诉求出发，初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内涵及其实质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武装了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二是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治精英指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能力。因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如何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特别是在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艰巨而系统的工程，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治精英的智慧、素质和能力。实践证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以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在实践中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治精英指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能力。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已经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知识精英，经过这一时期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意识不断提高，探索的意志更为坚强。如《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总的说来，在这个非常时期，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推动者，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顽强的意志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长征胜利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长征胜利之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就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而言，这一阶段的探索，只是初步的、不平衡的、不成熟的。因而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探索和全面展开，则是从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的延安时期开始的。
从1935年10月至1938年11月，这一阶段，中国人民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的初期，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并实现转变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与总结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新的实际与人民的新需求，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对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并取得新进展。具体说来，这种需要就是：
第一，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自其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并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所关注的武装斗争的诸多问题。从武装斗争实践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中国革命战争与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有何区别？所有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4]。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如何战胜日本侵略者，如何实现全民族抗战？在当时，深受战争煎熬、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争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时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这一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它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速胜？当时许多人都说抗战是持久战，那么，怎样进行持久战？还有许多人说抗战会取得最后胜利，但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对这些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5]在武装斗争实践中，以上诸多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世界大势、中国社会以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全国人民的基本诉求出发，作出深刻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用之武装全党全国人民。
第二，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经验，并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所关注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问题，进而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6]。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战略。对中国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本来就是社会矛盾深重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欲独占中国。这样，在中国社会里，其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它的复杂性、尖锐性、曲折性可谓世所罕见，况且即使获得正确认识之后还需要正确地予以解决。在此条件下，肩负着领导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历经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之后，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特别是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度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以利于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社会转折时期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来说，需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方针政策，也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其理论给予通俗的解释和回答，使之成为投身中国革命尤其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动力。
第三，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自身建设的经验，并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对的诸多新问题。从党的建设看，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其自身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这在延安前期更为紧迫。1935年1月，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形势下出现了转机，开辟了走向胜利的新局面。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久已存在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根源还未来得及彻底清除，致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地树立起来。因此，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众化，尤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如张闻天所强调的，“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7]。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等解放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了新的立足点，即“已经立住了脚，安好家了”[8]。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到达了陕北。这是红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首次抵达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苏区”，终于到了“家”。随后经过英勇奋斗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于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样，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延安解放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9]。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冀鲁豫、冀中、冀东、鲁西、鲁中、华中等敌后根据地。解放区的巩固和扩大，为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环境和条件。具体来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得以翻译和出版，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条件。在这一阶段，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杜竹君译《哲学的贫困》，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笛秋和朱铁笙合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编著沈志远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及其《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张如心编撰的《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和《哲学概论》4部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哲学著作，在延安等解放区不断扩大出版发行并广为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最重要的条件和资源。关于这一变化，其经历者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时期读马列的书，跟内战时期不一样，内战时期看报纸都有困难。在井冈山时，从外地来的同志带来几张报纸，毛泽东看到如获至宝。在瑞金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虽有一些，但不多。接着就是万里长征。延安时期，给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创造了很好的条件。[10]
其次，中国的知识精英大批地奔赴延安等解放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骨干力量。“一二九”运动之后，一批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等解放区。这一潮流“形成于30年代中期，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进入高潮在1937—1939年间”，形成一个约有数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11]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到延安的革命大熔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逐步树立起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群众观，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
最后，全国民众尤其是解放区民众的政治觉悟和素质不断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大众的解放和需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动力源泉。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陕北不仅经济贫穷，而且文化极为落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采访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写道：这里“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12]。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翻身的解放区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在消灭贫穷的过程中，对文化也有执着的向往和追求。比如在陕北解放区，其教育就很兴盛。这里有学校教育、军事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社会教育也在迅速发展。在1936年下半年美国记者斯诺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开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13]。在陕北解放区主管教育的徐特立先生也深有感触地说：“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14]对此，斯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通过开展的社会教育，“他们（指农民——引者）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1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
在延安前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深入发展，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但是，随着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等问题，人民大众还有许多疑惑，需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作进一步的阐释和解答。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和人民大众的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中，着力探索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其目的在于使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从实践看，在延安前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开始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并非始于延安时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尝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通俗化问题。其杰出的代表，就是后来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艾思奇。他所著的《大众哲学》为万众所敬仰。如1935年著名社会活动家、出版家李公朴为《大众哲学》作序所说，这本通俗的哲学著作，“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16]。同时他深信，这一哲学著作，“可以普遍地作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17]。事实的确如此，1936年10月，毛泽东也致信叶剑英、刘鼎，请其帮助购买“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大众哲学》等著作，“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8]。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率先垂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如1937年夏毛泽东所著《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力作和典范。对此贡献，一位北京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也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想方式和风格，不仅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而且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体验，具体生动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道理。[19]
在延安前期，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外，一批党的理论工作者也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通俗化的创作和教育之中。在陕甘宁解放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仍在广泛传播中。从1936年初《大众哲学》出版至1938年2月，“差不多到了两年的时间。从印行的书目来计算，它已经有了两万以上的读者”[20]。尤其是在延安等解放区不断再版发行。[21]如果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那么党的理论工作者胡绳则是继艾思奇之后的另一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重要代表。自1937年以后，胡绳相继出版了《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怎样接通思想方法》等著作，深入浅出地向广大读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胡绳“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用简练的文字解析复杂的问题，他极少使用晦涩的专业术语”。同时认为“故事多、例子多是胡绳文章的特色”[22]。胡绳以大众化的语言，生活化的事例，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共同努力，在延安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通俗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探索和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并不完全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并纷繁复杂，特别是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转变之中，从精英到大众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解决。这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引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基础上，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热潮。
就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倡导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于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学习。如20世纪90年代莫文骅将军在回忆延安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普及时写道：1936年的一天，他从别人那里知晓，毛泽东手里有一本从国统区秘密购来的《大众哲学》，他立即前往毛泽东处借阅这本珍贵的著作。他说：“我取回后，不敢耽搁，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当时纸张非常缺乏，我们就用中央一些废旧文件的背面来油印，虽然很粗糙，但总算给每个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作为参考书争相阅读。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头上，俯首石‘桌’，在油灯或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灯油点完了，蜡烛灭了，我们就抹黑躺在床上议论。”[23]真可谓如饥似渴。莫文骅是当时红军大学的一科学员，这一科学员，大都经历过长征，有着血与火的考验。莫文骅回忆说，“由于战事频繁，大都没有接触过哲学。听了哲学课又通过阅读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使我们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好似在思想深处点亮了一盏灯。我们学了哲学，明白了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抽象与概括、理论与实践等一些哲学原理，初步掌握了哲学这门科学的武器”[24]。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普及，不仅在延安地区，在其他解放区也有广泛的开展和普及。据《八路军山东纵队史》记载，抗大一分校在山东办学，在政治上，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基本国情教育、党的建设教育、政治形势教育等，其中，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什么是马列主义》3本书，系统而有重点地讲解劳动创造世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讲解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为学员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打下思想基础。[25]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山东解放区有广泛的传播。据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乐美素回忆：“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胶东、渤海、滨海、鲁南各区都有自己翻印《大众哲学》的情况。”[26]由上可知，在延安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热潮十分强劲。其突出特点，一是需求强烈。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中，各阶级、阶层及其群众都在思考和探求中国社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解决，尤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引领，进而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二是影响广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热潮不仅在精英层，更在工人、学生、军人、农民等人民大众之中，他们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直接间接地参与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育和影响。
那么，在延安前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是如何向前推进的呢？本课题通过考察后认为，在延安前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着重把握了学习、研究和普及三个关键环节，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举措。
其一，强化学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前提。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指导者和实践者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主要观点及其根本方法。如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阐述把握战争规律时强调，“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27]。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同样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首先以身作则。他结合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以极大的精力从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此经历，有的研究者在考察后认为，仅以《实践论》、《矛盾论》引用统计为例，在这两本著作中，毛泽东先后引用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黑格尔〈哲学史〉》等，共12本著作。[28]，特别是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出版的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共854页，“毛泽东自己说，他读过10遍，写下了3500多字的批注”[29]。关于毛泽东学习、研究哲学的情形，当年采访毛泽东的斯诺也有记述。他写道，毛泽东“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30]。除毛泽东之外，陈云、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人都非常自觉地加强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云回忆：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毛泽东“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31]。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率先垂范的带领下，在解放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十分投入和自觉。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首要条件。
其二，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着力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强化学习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更进一步，这就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问题。惟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条件更为完备。在延安前期，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他们都以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研究。如毛泽东通过刻苦攻读，博采众长，提炼升华，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形成的哲学框架的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实践论》、《矛盾论》。连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后，都认为，“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32]。不仅如此，除中国共产党等领袖之外，还有众多的知识精英以各自的知识优势和特点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大众化问题，如艾思奇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学理研究，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这个“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即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而研究。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33]。二是有组织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离不开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的个体研究，但是仅有某些个体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支立场坚定、业务精湛和作风过硬的专家骨干队伍的研究作支撑，也就是要求有组织的研究。在此方面，毛泽东立意高远，在其倡导下成立了新哲学研究组织，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普及。据当年在延安的温济泽回忆：毛泽东把在他身边工作的干部组织起来学哲学。这个活动影响越来越大。1938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成立哲学会，随后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或学习小组。[34]正是在延安新哲学会的推动和影响下，延安等解放区还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其三，宣传普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直接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过程看，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还是研究，都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之后，再通过宣传普及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走进人民大众之中，变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此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是卓越的。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最初就是在1937年七八月间，值全国抗战爆发之际，在延安红军大学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以教员的身份直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其影响巨大。据作家丁玲回忆：毛泽东“那时（1937年7、8月——引者）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35]。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除了政治精英外，众多的知识精英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其中。如1937年10月达到延安的艾思奇，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相继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院校任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全身心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大众化。如有的研究者评论道：“艾思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了成千上万的中共高中级干部，同时听过他讲课的还有战士、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36]艾思奇等知识精英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一样，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普及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初始阶段之评价
纵观延安前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是初步的、不系统的、不完善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达到了为人民大众解疑释惑的目的。同时，也为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第一，中共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探索，回答了人民大众的关切和根本诉求，为其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并使之投身其中提供了科学指导和精神动力。从延安前期的探索看，中国共产党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实际出发，从大众的根本诉求出发，特别是从大众对于如何推进民族解放战争、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等关切出发，着力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尤其是通俗化问题，并掀起了热潮。其规模、成效和影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其投身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工具和强劲的动力。关于这一重要作用，也为1937年4月至8月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所发现和认可。她在其所著的《续西行漫记》一书中，对于延安解放区的普通民众包括农民以及妇女和少数民族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教育下，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也有详细的记述。在该书的最后，她以十分自信和感慨的语言写道：“中国拥有巨大潜力。”她坚信，“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人为他们指明目标和方向，仅以其民族精神和血肉之躯就能筑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37]。她称颂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的觉醒和巨大进步。
第二，中共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探索，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延安前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弥足珍贵。本课题认为，这一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必须坚持通俗性。从延安前期的探索看，坚持通俗性，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基本观点走进人民大众的重要前提和主要标志。因为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高度的抽象性，若没有一定文化基础往往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就更为突出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那个时期之所以普遍地受到欢迎，主要“是用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38]。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坚持了通俗性的原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通俗性就没有大众化。这是延安前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要的经验和启示。二是必须坚持生活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延安等解放区深受大众欢迎，还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性，坚持了生活性。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深受人民大众所欢迎，还因为找到和解决了“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问题[39]。如当下有的研究者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时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40]。也强调其生活性。这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是一致的。事实证明，生活性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的重要特征。三是必须坚持现实性。所谓现实性是指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结合。1938年4月，艾思奇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时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对于打破哲学的神秘，使哲学走进大众生活，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还远远不够，他强调：“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41]突出强调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性。因为只有坚持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基本观点才能引领人民大众投身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成为“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42]。因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和推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第三，延安前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历史局限。由以上探讨可知，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迈出了重要步伐，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就整个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看，这一阶段的探索还是初步的、不系统的、不完善的。这是因为：一是这一阶段探索的着力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特别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上。虽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推动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但是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待拓展和深化。二是这一阶段的探索由于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而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的关注和探索是不够的。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虽然还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其核心内容已经形成。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不平衡性。因为这一阶段探索的场所空间主要集中在延安地区，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区域，其成效也比较显著，而其他解放区乃至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则比较薄弱，其成效也是不够显著的。
二 延安中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展开阶段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即从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到1942年2月的全党整风开始，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推进，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也迈入了充分展开的历史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展开的条件之分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在全民抗战的实践中得以全面展开。其展开的新的历史条件是：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深入推进。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化了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特别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互关系的认识，并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此条件下，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这就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3]在这里，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非是一般的逻辑演绎，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党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必然产物。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路线并以此为引领，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也为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前提。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开创了新的局面。在政治方面，各解放区普遍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就是“把抗日战争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44]。尤其是在延安等解放区，建设成了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在经济方面，发动和组织了建设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至40年代初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初步实现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和支援抗战的目的；在文化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力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尤其是在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运动，在深入地开展着；[45]在社会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解放区广泛动员、深入开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在运动中，各级党组织把抗战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使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形成了自觉参军参战，贡献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前线的生动局面。对于这种动员，1939年9月再次采访延安的斯诺都深有感触，他写道：“在全中国，战斗力和劳动力的动员，任何地方没有像第一边区（陕甘宁边区——引者）这样的有效”；[46]在军事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广泛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定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度过了难关，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连国外的研究者都认为，“1941年共产党已经可以骄傲地指出自己的成绩”[47]。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国人民尤其是各解放区，人民大众的民族觉醒、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素质不断增强，特别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因而在此阶段，尤为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普及。
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深入推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全国抗战爆发时，其党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延安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就全国而言，党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党的建设的这种状况，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不相称的。正因为如此，1938年3月，在党的建设上，特别是在组织建设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为了担负起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对此，这个决议特别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48]。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统计，“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49]。再到1942年2月全党整风前，“全党已有80万党员，绝大部分是抗战以来的新党员”[50]。这些新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紧张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51]。因而从这一阶段党的建设实际看，对全体党员尤其是新入党的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教育，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更为重要和紧迫。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探索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2]。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理论上，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而言，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延安前期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开始步入充分展开的历史阶段。其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着力探索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大众化。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的探索看，在延安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政治精英，他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深刻地探索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思想，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在经历孕育和形成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已经走向成熟。其主要内容是：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系统提出，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53]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即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讲阐述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54]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理论的科学总结，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贡献。因为它是以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为目的，以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实际为基本原则，以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走入了人民大众之中，并化作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如胡乔木在《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中的评价中所说：它“极大地帮助了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的统一，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55]不仅中国的政治精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同样如此。如艾思奇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也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1940年2月，继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艾思奇也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面向全国大众发表了《论中国特殊性》的重要文论，深入地阐述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及其实现的必然性等重要问题。如他强调：“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要求得到自由解放，不能不依靠全国的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就是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很显明的，这样的一种进步运动和求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完全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的需要，完全是在中国社会本身发展中有其基础，也就是完全从中国自己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出发的。”同时，艾思奇认为，“中国社会在近代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广大的民主主义的力量基础，产生了具有高度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无产阶级，锻炼了广大的能够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农民群众，产生了自己的进步的革命阶级以及广大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这就有了进步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56]。艾思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些思想，通过其通俗易懂的阐释和宣传，与他的《大众哲学》一样走向社会融入大众之中。又如，为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切实走入大众之中，并为其所理解和掌握，1939年底，在延安的一些学者与毛泽东等人一起编著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教育读本。该读本，问世于1940年初，其中第1章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毛泽东还建议编辑，在该文发表时前面加上“编委启示”，广泛征求教者、读者意见和建议。《编委启示》写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为本编委会编辑，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干部自修学习之用。这是初稿，随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希教者、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使成一个完善的教本，各地教课时，可以从本刊上取下来付印。”[57]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合力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的真实写照。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怎样走进人民大众之中的呢？纵观这一阶段的探索，本课题认为，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而融入人民大众之中的。
从教育方式看，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宣传教育，直接推动和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出版后，就成为了各解放区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必读教材和必学课程。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就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在课程设置上，坚持“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其中课程设置就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58]不仅如此，解放区的各类学校，特别是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学校都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作为教材来学习，其目的在于帮助学员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增强革命的自觉性。[59]又如当年作为“延安马列学院”学员的邓力群回忆：通过在马列学院（1938—1941）的比较系统的学习，“对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认为，“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的几篇重要著作的学习。给大家启发最大，也是大家谈论最多的是《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60]。这是通过直接的理论教育方式来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
除此之外，通过抗战教育、未来理想教育以及对于反动思潮的批判等间接方式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其中主要是：
一是与抗战教育相结合。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总体战。就是“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61]。若要实现这一重要使命，就必须大力推进抗战教育，尤其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之际，需要着力推进“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教育。而这一抗战教育不是孤立进行的，在那时，必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相结合。诚如胡乔木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一书中所说：“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谁能够赢得抗日的胜利，谁就能够赢得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既然证明了自己是抗日战争的真正的领导者，就必须同时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的全部见解。”[62]如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一样，抗战教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在抗战时期，必须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于抗战教育之中。事实的确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民抗战教育中，就适时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和普及。如194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总结过去“抗战5年教育”时就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普及到了全民族”[63]。这里的“建国”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解放区，“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作为一种信念普及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这是抗战教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光辉结晶。
二是与未来理想的教育相结合。所谓未来理想的教育，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大众尤其是教育其中的先进分子。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为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指明最终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是否脱离实际呢？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但不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这是因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64]对此内容，1939年11月艾思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一文中也认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的前途，不是立刻可以到来，不是凭空可以创造出来的，为要达到这远大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团结革命的阶级和人民大众，不懈奋斗。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目前的抗战当中，能够最坚决勇敢地为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斗争，也正是为着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为着要在中国达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缘故。”[65]正因如此，在推进抗战的实践中，必须面向人民大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普及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在加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同时，“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66]。从其实践看，在各个解放区的教育中坚持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的有机结合。如《冀鲁豫老区教育史》记载：那里的教育，其政治课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文化课也渗透着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其目的是使每一个学员都能明确长远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为之努力奋斗。[67]
三是与批判反动思潮相结合。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国民党几乎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肆意兜售反对共产主义理论，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什么“共产主义不需要存在”，等等。面对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反共舆论宣传，广大群众十分忧虑，许多人都有中国将向何处去的疑惑。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主张，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予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68]前文已述，在此阶段，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论，坚定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上的攻击。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精英对国民党反共思想的坚决批判，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的进攻。在此过程中，也深入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澄清了党内外的许多糊涂观念，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增强了革命群众的斗争勇气和信心”[69]。
以上是从“革命论”视角来探讨的，以下笔者从“社会论”视角作一分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大众化的探索看，在延安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大众化的过程中，也深入探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其大众化问题，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吴玉章就认为，“《论新阶段》是抗战的方略，新民主主义是建国的方略”[70]。这里的“建国方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论中，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以及该社会的性质、构成及其特点的系统观点，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对此毛泽东为其描绘了蓝图和愿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71]在经济上，要使“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同时，“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有“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72]在文化上，就是要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的束缚和奴役，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73]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简言之，所要建设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74]。
那么，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怎样走入人民大众并实现大众化呢？本课题通过考察延安中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探索后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主要的是通过各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而融入人民大众之中并实现其大众化的。具体言之，就是：
在政治建设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解放区都建立了统一战线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大力推进抗日民主政治的建设。如被公认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的陕甘宁边区，自成立以来，其抗日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1939年1月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是指导解放区政治建设的最重要文献。它强调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祖国，共同抗日；要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普选，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厉行廉洁政治等。在这个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的性质、特点及其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根据陕甘宁边区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其他解放区也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治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陕甘宁等解放区，克服了极为困难的条件，破天荒地推进了“普选”。对此1941年10月《解放日报》的社论评论道：“在文化最落后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最彻底的民主政治。”[75]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76]。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政权建设，1941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据此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77]。从延安中期的探索看，正是通过抗日民主政治的建设，使人民大众尤其是解放区的人民大众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质，并为之实现而不懈奋斗。
在经济建设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敌后抗战的最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自力更生”为指导，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支持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解放区，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一切男女劳动力，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78]。其中农业战线上的“吴满有运动”和工业战线上“赵占魁运动”最为著名。它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关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如有的研究者所描述，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大力扶持合作社经济，保持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对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积极加以引导，组织起来，走合作社道路，“这一切都是为了奠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79]。正是通过动员和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使全党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走入人民大众，主要是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现的。首先，与教育发展相结合，主要是与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80]。各个解放区以此为指导，大力推进国民教育。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晋察冀解放区已有小学7697所。[81]在此基础上，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冬学、夜校、识字班等都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82]其次，与舆论宣传相结合。在延安中期，在舆论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党报党刊以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载体，推进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其中就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宣传和普及。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工作，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83]其中也包括占有重要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再次，与抗战文化运动相结合。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推动和实现抗战建国的重要实践，它极大地推进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如1940年艾思奇“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正如在政治和军事上，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一样，在抗战的文化运动上，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也起了进步的推动作用。这正充分地表现了中国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特征。”[84]所以在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也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普及。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展开阶段之成效与不足
实践证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阶段。本课题认为，这一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合力奋斗，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围绕“新民主主义”这一主题，在延安中期，中国共产党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探索。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精英群体，在抗战建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一系列理论原则，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如此，为了使这一理论变为人民大众投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力量，并化为实际行动，在理论上还深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大众化问题。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问题，凸显了“人民大众”。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85]又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问题，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从少数精英群体那里走出来，变为人民大众投身中国革命实践的工具和力量。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86]。再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推进的基本原则问题也有深入探索，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必须坚持“走进群众”的原则，像1941年6月张闻天指出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87]。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必须坚持“融入生活”的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此毛泽东告诫：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88]。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必须坚持“深入实际”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若要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就一刻也不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就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强调的“有的放矢”。其中“‘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9]此外，在这个阶段，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和检验标准等问题。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规律等问题的探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以武装人民大众为着力点，在延安中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在中国，并非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但是在这一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延安等解放区为依托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本课题认为，这一高潮主要是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所谓显性方式，主要是通过“灌输”的方法来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来实现大众化。如193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就强调“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90]。这在各个解放区的表现是相当突出的。除此之外，还特别注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学习和普及。这种以显性方式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功。这种直接的显性方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但是其影响主要在理论界、知识界等精英层面，对于大众层面的影响往往较弱。而隐性方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渗透到文学、艺术等文化作品中去，使其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中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以间接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面向大众，以隐性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得以长足发展，并为人民大众所广泛接受和喜爱。如在这一阶段，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许多影响广泛的重要作品，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12把镰刀》等作品，特别是1942年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91]。由于围绕抗战建国这一中心，又紧紧结合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深刻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需求，因而这些作品“博得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热情欢迎”[92]。人民大众在参与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特别是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道理。事实证明，这种以隐性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更为有效。正是这种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的互动，才使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
第三，延安中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之不足。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虽然迈出了关键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与中国革命和人民大众的要求，与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相比，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主要是，受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其探索的领域和内容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尤其是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的探索上，其普及范围还不够广泛。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走向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实现大众化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 延安后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升华阶段
延安后期，即指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中共七大的召开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伟大飞跃。与之相随，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也步入了升华阶段。其典型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逐渐实现了大众化，即毛泽东思想化作了全党全国人民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巨大力量。
（一）毛泽东思想实现大众化的历史条件之分析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在历经初始和展开阶段之后，从1942年开始，其探索逐渐步入了升华阶段。这是因为：作为政治精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整风运动的学习、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坚强；作为知识精英，经过整风学习和锻炼，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在世界观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再者就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人民大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并走向升华阶段准备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第一，政治精英更加成熟和坚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主体的政治精英，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经过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其思想政治觉悟及其素质不断提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能力不断增强。众所周知，全党范围的整风始于1942年2月，即从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始。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予以指导。整个学习分为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5个阶段。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93]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整风运动的参加者马文瑞50年后回忆所说：“通过那次整风，使曾一度严重危害我们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大歪风受到整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使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领会并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在全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94]事实的确如此，正是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作为中国政治精英的中国共产党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各自的实际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思和总结，其政治觉悟、思想素质、实际能力都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不断增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并走向升华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知识精英实现了根本转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众多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奔向解放区特别是延安。“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95]他们为抗战特别是抗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至20世纪40年代初，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其政治立场还未实现根本转变。如文艺界“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96]。就是说，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其思想上的弱点逐渐的显现出来。如在立场方面，“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97]。那么，如何才能解决立场和态度这一根本问题呢？其出路在于学习和实践。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投身于整风运动之中。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98]。此次会议以后，知识界特别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经过整风学习，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文艺界纷纷深入工农兵群众，在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中创造新文化，如作家丁玲就深刻地体验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99]。知识精英立场的根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迈入升华阶段提供了另一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人民大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大众的结果。不仅如此，也是人民大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结果。自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更为成熟并有力量，人民大众心向共产党，更加拥护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比如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两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与正面战场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00]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9550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19个大的解放区”[101]。不仅如此，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局部执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中共七大报告所指出，“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积聚了巨大的抗日力量”[102]。尤其是在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03]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以上实践和贡献，也为国外的研究者所关注和肯定。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就认为，在抗战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人民大众是否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104]。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延安访问后也认为，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人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105]。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建国和民生改善等方面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大众更为认可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人民大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升华阶段的重要历史条件和根本动力。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1935年到1945年这1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从失败、挫折中取得宝贵经验，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准备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重要时期。这10年，就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史而言，也是不断丰富发展并且日益走向成熟的10年。特别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和任务之后，在全民族的抗战中，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使毛泽东思想得以系统地展开，并在革命实践中走向成熟。如1943年8月6日，周恩来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06]。对此，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其内容，着重概括了9个基本方面。他强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思想，“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激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107]。以中共七大召开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就为上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继续推进并走向升华提供了另一根本前提。
（二）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探索
正是在上述条件的相互作用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中共七大的筹备和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开始步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升华。
从延安时期的探索看，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探索，并非始于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之后，因为在此之前，即从40年代初，在延安等解放区包括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就已经开始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了。如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就首次提出和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08]。
1941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时，与会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也作了高度的评价。如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109]他们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942年2月，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又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策略》为题撰文，进一步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10]。继续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
1942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之际，《晋察冀日报》以《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为题发表社论，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该社论强调，“为了保障中国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迎接人类历史伟大的新时代，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以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武器更好的武装自己，全党必须加强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111]。
就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总体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在全党范围内逐渐掀起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热潮。如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一半以上为毛泽东的著述。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农村调查序言2》、《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在参议会上的演讲》等，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是党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如曾为延安整风的指导者、参加者之一的彭真所说：“中央决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是整顿三风的锐利武器，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讨论，真正领会贯通它们的精神与实质。”而这一“精神与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112]实践证明，“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113]其意义极为重要。它表明，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掌握以及指导实践的水平空前提高了。再如整风运动的参加者袁宝华，在50年后以“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为题回忆道：在整风过程中，“学习了在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和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件。通过认真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114]。正因如此，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115]并坚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16]。所以，自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实现大众化就已经开始兴起了。
历史告诉我们，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不仅在全党范围，在其他各界如文化文艺界也开始掀起了学习热潮。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通过系统的整风学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117]。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第二天，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中就着重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干部和党员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118]这里强调不仅是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界，对其他各界包括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都有重要价值。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界从此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讲话》的热潮。”[119]从《讲话》的出版发行上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10月至1953年3月，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约有85种，全部是按照《解放日报》社‘四三年版本’排印的”。[120]由此可见，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全党全国尤其是在解放区就已经逐步地掀起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入推进，随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以中共七大召开为契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探索，迈上了新的台阶。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上，除了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之外，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内容。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21]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今后全党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他还特别强调：“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22]同时要求“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123]。正是在中共七大精神指引下，一个在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迅速掀起。如中共七大的参加者强晓初回忆：“会后，以七大精神武装起来的代表们怀着高昂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回到各自的地区和工作岗位，宣传和贯彻大会的精神。”[124]又如1945年6月中共七大刚刚闭幕，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发出了“关于学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指示”，要求“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均应有组织的学习七大文件。学习目的是在于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的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125]该指示，还要求区县干部及一般农村党员，“应利用时间阅读或传达报纸上关于七大的重要指导与论文，边区群众报及各分区的报纸，均应选择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某些中心问题作通俗介绍与解释，以便于区乡干部了解及在群众中作宣传”。[126]不仅在延安解放区，在其他解放区同样掀起了学习七大精神，特别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如在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的李雪峰回忆，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关于七大的消息每期的《新华日报》太行版都有比较深入的报道，大家深受鼓舞。“由于在思想上更加有意识的引导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会较好。”[127]中共七大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仅在党内得到了学习贯彻，并且通过学习、宣传和教育方式，走进了机关、学校、部队和农村，使毛泽东思想不断普及，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武器。具体说来就是：
一是进机关。中共七大闭幕后，无论是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还是在各解放区的地方机关，都迅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精神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对此，当时各解放区的主要报刊都有重点报道。如1945年6月中旬，《解放日报》报道：太行分区各机关深入学习《论联合政府》报告，“成立了学委会，按单位分学习小组。规定学习时间为两个月”。在各区县，“由各系统负责干部，组织中心小组，以推动全县区干部的学习”[128]。实践证明，各个机关的率先学习，有力地推动了中共七大精神的贯彻和毛泽东思想的普及。
二是进学校。中共七大闭幕以后，在解放区的各类学校中，都十分重视中共七大精神的贯彻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如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的教学中就强调，“要从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做起”[129]。在政治理论教育中不仅强调马列主义的学习，而且特别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是中共七大闭幕后，解放区的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是进部队。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向全军官兵发出号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130]中共七大闭幕后，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精神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如时任新四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中共七大代表伍洪祥后来回忆道：“七大精神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了教育和激励我们指战员战胜敌人的法宝。”[131]通过对中共七大精神的学习，特别是通过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从根本上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武装的战斗力，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四是进农村。1945年6月中旬，中共七大闭幕后，在解放区的农村，广大的农民很快就知晓了中共的七大的基本精神。这是因为，在解放区各级党组织的直接组织下，在农村广大农民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精神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如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4周年纪念日。“苏北佃雇农集会，庆祝党的生日。”在纪念“七一”的大会上，“由负责同志讲解毛主席思想，是领导全党全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方向，并通电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132]不仅如此，在学习教育中，还特别强调要符合农民的实际。如唐县农村关于中共七大精神的贯彻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教育，就要求“从群众眼下的需要和心情出发，再联系到较远大的政治问题，说清楚与大家的利害”[133]。因而这一学习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探索之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延安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亦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在延安后期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就是：
在探索内容上，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更加走向成熟，在延安后期，以中共七大的召开为契机，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推进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普及。这一探索，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其具体内容，张闻天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有集中的概括。他认为，主要是毛泽东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134]。为了深入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普及，中共七大号召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135]随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党员、干部乃至广大群众投身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一个新的制高点。
在探索方式上，延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发挥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多样载体的功能，而且还创造了延安整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教育运动。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创新，它开创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崭新途径和方式。即通过全党整风，在党政军之间，在党员干部群众之间，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所以，“延安整风，标志着我们党找到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一种形式”[136]。
在探索结果上，中共七大以后，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奋斗，在取得全国抗战胜利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我们就打垮了以美援装备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37]。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巨大威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光辉结晶。对此邓小平后来也指出：“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38]
总之，在延安后期，尤其是中共七大召开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亿万人民所掌握，变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创造美好未来的巨大精神力量。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3]参见侯松涛《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5期。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7]《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8]参见马齐彬、陈登才著《浅谈毛泽东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8页。
[10]参见马齐彬、陈登才著《浅谈毛泽东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11]参见汪云生《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学术界》2005年第4期。
[12]《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13]同上书，第219页。
[14]同上书，第218页。
[15]《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16]艾思奇著：《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见编者序。
[17]同上。
[1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19]参见邓力群《中外名人详说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20]艾思奇著：《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著者第10版序，第13页。
[21]参见《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22]李庆喜：《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学习时报》2010年11月29日。
[23]莫文骅：《哲学大众化的尖兵》，《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24]同上。
[25]参见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
[26]杨利亚：《〈大众哲学〉哺育了山东大众》，《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28]参见《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29]同上书，第64页。
[30]《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3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32]《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34]参见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习哲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1—2页。
[35]《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36]参见马汉儒主编《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7]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79页。
[38]艾思奇著：《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序，第1页。
[39]同上。
[40]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1]《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42]同上。
[4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45]参见《周文论文艺大众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46]《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47]［美］马克·赛尔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4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页。
[50]《延安整风五十年》，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4—615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53]参见郑德荣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5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5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页。
[56]《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页。
[57]《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5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59]参见贾若瑜《中国军事教育通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60页。
[60]《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6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62]《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6页。
[63]《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页。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65]《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3页。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
[67]参见赵紫生《冀鲁豫老区教育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68]《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69]林之达主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70]《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3页。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7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73]同上书，第706页。
[74]同上书，第709页。
[75]《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1页。
[7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78]《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79]《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页，
[8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8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页。
[82]同上。
[83]同上书，第565页。
[84]《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3页。
[8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86]同上书，第858页。
[87]《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8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页。
[8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91]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9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83页。
[9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94]《延安整风50周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9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96]同上书，第252页。
[97]同上。
[98]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99]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10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10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102]同上书，第184页。
[103]同上书，第172页。
[104]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105]［美］马克·赛尔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0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107]同上书，第334页。
[10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0页。
[109]同上。
[110]同上书，第480—481页。
[111]《邓拓全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112]《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1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14]《延安整风50周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页。
[116]同上书，第999页。
[117]《艾思奇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页。
[118]《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
[119]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120]《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121]《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123]同上。
[124]《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25]《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页。
[126]同上书，第564页。
[127]《李雪峰回忆录》（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128]《太行分区学习〈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6月18日。
[129]《成仿吾校长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3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131]《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132]《苏北佃雇农集会，庆祝我党诞生24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26日。
[133]《怎样宣传七大文件到群众中去》，《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134]《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13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页。
[136]《延安整风50周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37]《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