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港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

人杰地灵，言诚如是也;

笔歌墨舞，文不在兹乎。

业拓蒙恬，气势擎天大手笔;

宗开婉约，风情绝代小山词。[1]

——王翼奇

民间手工艺是一种介于实用与欣赏之间的传统技艺，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功能，因其属性不同，各有侧重，有的偏重物质实用性，有的偏重精神欣赏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农民生活之源和依赖之本，民间手工艺作为手工业的一部分，多半是作为农业的辅助，其功能主要是贴补家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手工业由于文化生态的变迁，社会适应性逐步降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民间手工艺也不得不面临今天的“被转型”。

本章从调查地点——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及毛笔生产的历史背景入手，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制笔技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对当地民众的意义，文港毛笔历史状况，当下境遇及其文化再生产，旨在对“语境中的民俗”[2]的全面阐释进行一个背景介绍或铺垫。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生态学，简而言之，就是把文化放到整个环境中去看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一种文化理论。在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中，自然环境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与自然环境最直接、最接近的工具、机械以及经验、知识、科学、技术一类发明创造，“传统技术直接决定了一个群体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它所解决的是人们的一个生存问题，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方式”[3]。因而科学技术及技术民俗对广大民众的生活影响是普遍、持久和深入的。本章以文献资料为主，结合田野调查资料，把文港毛笔及其制作置于一个动态的时空环境中，通过论述文港毛笔生产制作的文化空间、自然环境、地域特色、历史沿革及当下境遇，为全书深入探讨文港制笔技艺、笔业与市场、笔业社会结构及笔业未来发展即制笔技艺的传承与变迁提供一个生态环境背景。

第一节　文港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学这一学术概念是美国进化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1902—1972)所提出的，用以研究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特殊文化形貌和文化模式。斯图尔德认为:“环境与文化密不可分，互为辩证关系，主张用生态学的系统、联系的观点解释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4]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一个区域内各种文化共存互生的良好生态体系正如自然界的生物链，在内部机制上是息息相通的。[5]

毛笔制作技艺作为一种区域性的习俗文化，也是一种内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与其生产方式、经济方式、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紧密相连的，是各种生态因素综合孕育的结果。本节主要从文港的自然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变迁等方面来分析文港笔业及制笔技艺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探讨制笔技术民俗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　自然地理——典型内地乡镇的生态区位

文港镇隶属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见图1—1)。进贤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7.5℃，全年最冷时为1月份，平均气温为5℃，极端气温为－12.1℃;最热时期为7月份，平均气温29℃，极端最高气温40℃。无霜期每年平均为282天，最长307天，最短250天。日照时数年平均1900—2000小时。全年平均雨量为1587毫米，多雨年可达2326毫米，少雨年仅有1079毫米，降雨时间集中在4—7月，初夏5—6月最多，隆冬12月最少。[6]

文港，位于抚河中下游东岸，东经115°16'，北纬23°21'，[7]水量充足、气候温暖湿润，镇西北属低丘山地，墨岗山产煤，余为抚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港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花生、红薯、大豆。越冬作物以种油菜为主。1990年粮食总产量1890万斤，平均亩产1500斤，是一个人多地少、粮食高产地区。[8]据统计，2000年全镇耕地面积853公顷，其中水田面积839公顷，旱地14公顷(见表1—1)。

由表1—1可以看出，1986—2000年的15年来，文港镇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迅速，与1986年相比，2000年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近12倍和7.5倍。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耕地面积在逐步缩小，粮食总产量也在不断下降。为何在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和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这么快呢?笔者没有找到相应的确切数据，认为其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多种经营的产业收入增长较快，二是物价水平的过快增长。因此，从纯粹农业发展来说，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空间并不大。据统计，目前文港全镇总面积5433平方公里(其中小城镇面积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000亩，人口7万人，其中城镇居住人口4万人。[9]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每个人平均分配不到四分田地。此外，传统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弱，且文港地处低洼地带，经常遭受水涝灾害。

尽管土地肥沃，但地势低洼、水涝频仍、人多地少等状况所造成的生存压力使得当地人无法完全依赖农业生产，需要借助家庭副业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故而当地群众形成了做手工的传统，“毛笔皮子织夏布，鞭炮纺绳浇蜡烛，泥木建筑跑运输，摆摊设点做豆腐”便是形象的概括。至20世纪80年代末，文港“90%以上的农户由务农为主转到主要从事工副业和第三产业，有70%以上的农户已完全脱离农业劳动。初步形成以家庭工厂为主体，以社会化专业分工协作为生产主要形式，以大规模集市贸易为交换渠道，以全国性专业市场为依托，以现代邮政运输、通信、金融为支撑的新的农村结构”。[10]

“抚水滔滔，平原无垠。既非交通要塞，又非通衢大邑;既无崇山峻岭，又无野兽出没……”[11]这种自然条件极为贫乏的小镇为何能够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文化用品交易市场和江南最大、全国第二的皮毛市场呢?追根溯源，还得归咎于毛笔。文港地区制笔历史据传有1600多年，毛笔文化底蕴深厚，由于制笔传统的潜在影响，制笔技艺成为当地农民谋生手段之首选。过去农村虽然有很多副业，但由于毛笔市场人流量的聚集，毛笔制作最受青睐。制笔技师雷礼华说:“过去我们老雷村很多人做副业，有篾匠、泥瓦匠、木匠、铁匠，但相比较来说，还是制毛笔的人多，因为镇上有皮毛笔料市场，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过来，生意很好。”[12]因此，在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当地人沿袭和传承了祖辈传下来的毛笔制作传统，并使之逐步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来源。

文化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人文拓展，文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作为人类活动内容的文化活动也要受自然的制约，而不是肆无忌惮地随意创造。背离了自然界或自然规律的文化活动是偏激的;只有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协调的人类文化创造活动才是健康、合理的”[13]。文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缺乏，在土地上做文章已经很难了，这样的自然条件就要求当地人寻求更适应的生存方式或生产方式，因而，毛笔生产制作行业就应运而生，也是文化生态综合发展的结果。

二　行政区划——不断变迁的行政区划

文港[14]过去是一个津渡的名称，由于其地位的重要性，慢慢发展为一个行政区划，其管辖面积狭小，且行政区划经常变更，鉴于文港历史沿革资料的匮乏，笔者很难为其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只能就所掌握的少量资料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勾勒。文港是发源于武夷山血木岭的抚河，流经中下游发生转折冲刷而成的东岸弯道上的港汊，它是抚河中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内河津渡，所以过去又被称为门家港、闻家港或文家港。

宋至清代，我国的行政区划县以下设乡、都、图。明清之际，文港隶属于长乐乡，“长乐乡辖四十六至五十四都，76图，464个村庄。为今罗针、云山、桂家桥、白家圩、文港、温镇、箭港、王家洲等地……五十二都为图12，小坪、曾湾、敦溪、铜溪、文家港、横溪、石桥、小岭、沙河、周坊、翁门、井上”[15]。从中可以看出，文港这时还只是一个图，比乡、都还小，只比村庄大，同沙河、周坊、翁门等图并列，今天这三个地方已经隶属于文港，也就是说，此时的文港还只是比村庄大一点的行政区划。至康熙年间，文港仍是与图相仿的一个津渡，此时长乐乡有九个都。“五十二都为图者十二……其湖二，曰亩湖，曰平湖……其津二，曰门家港，曰破坹。”[16]这时的文港仍是长乐乡所辖的与图面积相仿的一个津渡。《江西全省舆图》之《临川县图》记载:“县西北路出东门过文昌桥至接官亭……又十里至李家渡，又十五里至闻家港，又十五里至温家圳。”[17]文港这时和今天已成定名的李家渡、温家镇一起使用，但仍是一个以津渡命名的行政区划。至同治九年(1870年)童范俨等修、陈庆龄等纂的《临川县志》中，文港却没有被提到，在长乐乡有温家圳，但它是隶属于五十三都的一个图，管辖范围相当于一个村庄，可以推断，此时的文港辖区面积仍未有多大变化。

民国时期，文港的行政区划稍有变化，面积有所扩大，相当于乡的地位。“民国21年(1932年)，推行保甲制，县下设区、乡(镇)、保、甲。临川县有8个区，53联保，729个保，8425个甲。其中:李家渡属于第七区，区驻李家渡。辖李渡、云山、文港、长山、礁石五个联保，96个保，1278个甲。”[18]民国前李家渡属于明贤乡，文港属于长乐乡，后李家渡交通地位更突出，经济优势更明显，超越文港，成为临川县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域，文港一度划归李家渡管辖。[19]“民国26年(1937年)，联保改名为乡(镇)公所，临川缩小为6个区，6个镇，38个乡。其中:李家渡属于第四区，区驻李家渡。辖李家渡、温家镇2个镇，以及易俗(今大冈)、云山、文港、焦石、长乐(今长山晏)、箭港(南昌县) 6个乡。”[20]此时的文港已成为一个乡的行政区划，但仍属于李家渡的管辖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文港保持了民国时乡的原有行政区划。“1950年7月，全县有13个区，126个乡，3个镇……温圳区，辖温圳镇和东岗、白沙、箭港、白城、平湖、文港、前途、枫林9个乡。”[21]此时文港脱离李渡区(1950年7月李家渡改名为李渡)，转而划归为温圳区管辖。至1953年底，文港仍是第四区温圳区所辖的一个乡。1956年3月，临川县撤销区委，改设8个工作队，文港乡隶属于温圳工作队。1957年，工作队撤销，恢复区工委。“1958年10月，撤销区工委，将全县81个乡，3个镇合并成立24个人民公社和2个场、社合一的国营垦殖场……文港人民公社有文港、前途、桂花、平湖4乡合并成立。”[22]此时的文港开始成为与李渡、温圳并列的行政区划(见图1—2)。1961年 6月，临川县调整公社规模，重设8个区工委，辖75个人民公社，文港再次划归温圳区工委管辖。1965年4月，人民公社调整，文港再次被划归李渡区工委管辖。当然，文港行政区划变迁最明显的是由临川县划归进贤县。“1969年3月，李渡、长山、文港、前途、温圳5个人民公社，计19077户、90009人、110936亩土地，划入进贤县。”[23]

由上分析可以得知，文港古代属于临川县，在古代只是一个很小的津渡，随着其快速发展，至民国年间才成为乡一级的行政区划。同时，文港曾一度隶属于李渡和温圳，因而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联系紧密，产业发展也相互影响。

三　文化生态——毛笔文化传统及其发明

“民间艺术是在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间文化是民间艺术的源泉。”[24]民间艺术的成长离不开自然生态，同样也离不开文化生态。文港毛笔业的发展除了自然环境影响外，当地厚重的人文文化氛围也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港，古代属于临川县，1969年划归为进贤县，因而在毛笔文化上，文港自然深受两个临县浓郁文化气息的交互影响。但由于文港毛笔文化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可资借鉴的出土实物也很少，因而只能依托一些传说故事，而这种传说故事就不免有“层垒地造成”的可能，就文港毛笔文化来说，传统的发明也实难避免。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史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构建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常常是现成可用的。”[25]

初唐四杰的王勃在游览滕王阁后，写了一篇传世名篇《滕王阁序》，内中有一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对这句话，台湾有一个临川老乡廖光华先生在编辑《临川文献》第三辑中的一篇《话我家乡》中写道:“幼读私塾，夫子授古文观止‘滕王阁序’，文中有‘光照临川之笔’句，注释‘大书法家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借此以喻美座中之有文而善书者，以其鲜美之华光和羲之的妙笔相辉映’。由此考证右将军王羲之曾在临川为官，以书‘兰亭序’[26]声名大噪而震古烁今。”这里王羲之所用之笔就是李渡、文港一带产的毛笔。[27]至于是否确凿为文港的毛笔，由于时代久远，不得而知。甚至临川作为才子之乡的赞誉也少不了与文港毛笔的关联。“‘临川才子金溪书’，这句话在江西民间流传不知几多年，反正都说得益文港毛笔的滋润。”[28]为了凸显“华夏笔都”的文化底蕴，临川、进贤的文人贤士也就逐渐和文港的毛笔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无疑有点过于发挥，现摘录一段:

唐代诗人戴叔伦从抚州(临川)刺史任上卸职，带了好多文港笔，跑到进贤东北郭钟陵小天台山(与浙江天台山同名)隐居，教书育人，有相当好的口碑。后来人们为纪念他，将小天台山更名为进贤山，成为千余年进贤文化的标志。五代南唐至北宋时期，出现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钟陵(今进贤)籍画家群，董源、巨然、徐熙、徐崇矩、徐崇嗣、艾宣、蔡润等人，影响中国南方山水与花鸟画一千年，文港人说是因为文港的笔;晏殊晏几道文坛上成派，王安石、周亮工也靠文港笔;周敦颐不在文港周坊，却都是一个毛笔家族，周坊村古建上“濂溪毓秀”、“性道家风”就是不忘周敦颐。[29]

据笔者研究，上述文献很难找到相关的佐证材料。尽管笔者无法排除文港毛笔与上述名人的那些渊源，但在没有任何明确证据情况下的任何“发明”，只能反映出地方精英借助进贤、临川古代名人来宣传、炒作文港毛笔的深层意图和心理状态。

上述名人中尤要提及的是北宋宰相、婉约词宗晏殊及其子晏几道，他们同为中国词坛巨匠，且是正宗的文港人(见图1—4)。在对外宣传中文港镇自称为晏殊故里，但晏殊与文港毛笔的关系，笔者并没有在调查中得到，后来偶然发现一篇文章有相关记载:

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幼年时曾在文港乡沙河村晏家私塾念过书，习字用的便是文港毛笔。景德年间(1004—1007年)，晏殊赴京殿试，以一笔潇洒飘逸的草书，一篇清新婉丽的辞赋高中进士，有人探问晏殊何以得此殊荣?晏笑指手中笔盒，说:“此乃文港之笔助我也。”于是乎，文港笔声名远播。[30]

在调查的一次闲聊中，笔者也听到一位朋友说到，正是晏殊的地位，把文港毛笔的名气带到了宫廷，使文港毛笔成为当时皇家御用贡笔之一。但关于晏殊与毛笔的更多情况，朋友并未能详谈，至于来源，朋友更是含糊其词，这说明至今还未有人对之进行深入考究。由于历史的久远，晏殊与毛笔的关系未能得到文献资料的有力佐证，即便有也只是现代应运而生的资料，很难说明历史真实，只能付之阙如。当然，还原历史的真实，也许有时不必执着于证据，因为历史就是发明建构的过程，没有建构也就没有历史。因而，不管是发明也好，建构也好，至少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是文港毛笔今天的繁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奠基于渊源深远的历史、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

“文化生态系统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存在的一个有机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人类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生态系统以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以物质、能量、信息等方式反馈给人类以影响其再活动的方式。文化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也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31]文港毛笔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生产方式等自然生态系统因素是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文化底蕴、历史传统、观念惯习等文化生态系统因素是其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在整个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港毛笔生产业得以产生、发展并传承。

第二节　文港毛笔历史与文化再生产

文港毛笔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制笔传统相沿成习，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影响着知识作品的创作，影响着人们的想象和表达，人们承认传统的这种作用，而且其成果也能为人们所赞赏。”[32]人们遵循传统的规范，传统就会成为激励因素，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传统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也会不断变迁，从而生产出新的传统，或者说文化的再生产。

本节以文献资料为主，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通过梳理李渡、文港毛笔文化历史、文港制笔业的兴起及当代文化再生产，旨在说明民俗文化虽然具有厚重的生活属性，是一种生活文化，但作为生活文化其真实性更多的是生活真实，而不是历史真实，民俗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建构与再生产的，文港毛笔的辉煌历史也有不少建构与再生产的成分。

一　历史沿革:从“毛笔之乡”到“毛笔王国”

李渡与文港自古以来就属于临川，才子之乡的灵气不仅体现在能书善文上，而且也体现在毛笔制作上。李渡，又叫李家渡，古代称清远渡，与文港相邻，是有名的江南古镇，地处抚河要冲，水路交通便利，有谚云:“走遍天下路，不如李家渡。”李渡早在隋唐时期已形成圩市，至宋元时期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商贸大市镇。明人王士珍在其《赣商纪略》中写道:“国之善经商者，莫如江右(江西) ;江右之善经商者，莫如抚州;抚之善经商者，尤以临川县北清远人为最。”[33]可见李渡人的精明及长于经商的特点。李渡人善于经商的特长直接推动了李渡经济的繁华。毛笔就是李渡人的营生之一种。李渡的毛笔制作历史悠久，制作精良，有“毛笔之乡”之称。《江西年鉴》(1936年)记载:“江西营毛笔业者，因历史相沿，以临川县属之李家渡人为多。”[34]李渡毛笔制作的历史相传有1700多年，可以追溯到秦朝时的蒙恬造笔。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决定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制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大将军蒙恬督修长城的时候，曾把民工宰杀羊只时丢掉的羊毛绑在柳条棍上，浸上石灰水，用来号编民工居住的工棚茅舍。这样，最初的毛笔——“柳条笔”就诞生了。由于柳条笔书写起来速度快，而且制作方便，比起刀刻竹简的办法来，真是一大进步。因此，很快就在当时的秦国首都咸阳内风行起来，并且迅速地得到了改良和发展。据说当时有咸阳人郭解和朱兴，由中原流入江西，在李渡一带传授毛笔的制作技艺。以后，李渡的毛笔就发展起来了，逐步形成了整理排列凌毛乱麻，然后鉴别长短、选拣毛锋、兼齐顿压、确定笔形等制作工序，使毛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35]

王羲之是晋代著名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其《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书法界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王羲之与李渡毛笔也有不解之缘。据说，王羲之任临川内史时，曾构思一文，数日未得一字。某日，其友登门造访，送来清远制“纯净鼠须”毛笔一支。羲之甚喜，怀笔伏案酣然入睡，蒙眬间，梦见手中毛笔开花，光彩满室，醒后，文思如泉涌，挥笔成文。为此，他给这支笔取名为“梦笔生花”。后“梦笔生花”一直成为李渡毛笔中的著名品牌。[36]该品牌为民国时期李渡东桂村人桂梦荪所创立，语意双关，笔与店相互增色，声名远播。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和李渡毛笔的情缘也挥之不去。他任抚州刺史时，对清远毛笔爱不释手，竟达到“每临池作书，非清远笔莫属”的地步。他曾为清远制笔人题写“书香传百世，笔劲扫千军”的对联一副，并有署名。此联后被李渡北田“文远堂毛笔作坊”主人收藏。但遗憾的是，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在民国31年(1942年)被日军随全村房屋化为灰烬。[37]

李渡毛笔的另一品牌“文照轩”，18世纪初由李渡石桥人邹文照创立于南昌国货路。据传，因乾隆皇帝试笔评价极高而名噪一时。“文照轩”毛笔从此也就成为皇家宫廷御用笔。

清朝初年，李渡石桥人邹文照，在南昌国货路(今宁都南路)开了一家名曰“文照轩”的毛笔店。传说乾隆皇帝游江南时，曾御驾南昌，正逢江西科考，乾隆扮成考生，在“文照轩”买了数支李渡毛笔，准备应试之用。第二天乾隆进了考场，见主考官正襟危坐，威严庄重。心想，考风虽然不错，但不知主考官眼力如何?他故意不做完考卷，也未署名，就交了试卷扬长而去。主考官看了试卷，批上“该生惜未做完考卷，观其才必中高魁”。嗣后，此次考卷奉旨呈送乾隆手中，他看后夸奖江西有人才，主考官有眼力，考试公正无弊。将主考官连升三级，并亲题“天开文运”金匾，恩赐悬挂于南昌广润门外考场。又颁旨“文照轩”笔店岁岁进贡李渡毛笔，供宫廷使用。[38]

民国时期，李渡毛笔发展到了高峰时期，出现许多著名工商企业家和毛笔店品牌。如上海《大公报》记者桂梦荪，被称为“近代笔王”，是我国制笔产业化第一人，也成为我国连锁经营的先驱者。民国时期，面对西洋钢笔的威胁，桂梦荪发誓振兴中国毛笔，他在临川创办了《梦生日报》，宣传家乡毛笔，并于民国17年(1928年)辞去记者职务，回到家乡创办实业，投资10余万银元，在南昌开设梦生笔店总店，生产基地梦生毛笔厂则设在李渡东桂村，职工200多人，年生产毛笔达40多万支，《江西年鉴》(1936年)对之亦有记载，“(江西毛笔)最著称者当推民国十七年独资组织之江西梦生笔业。总店设于南昌松柏巷天主堂侧三十五号，制造厂则设于李家渡东桂村”[39]。由于桂梦荪采用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加上全体工人的共同努力，梦生笔店业务不断扩大，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达46家之多。抗战期间，他还将梦生笔店向外开到越南、缅甸等国家，因而梦生笔店被称为民国时期江南三大笔店之一。另外两大笔店一为吴作彬在重庆开办的“文宝斋”笔店，千方百计开辟西南毛笔市场，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毛笔品牌;另一为张亿年开创的“张学文笔墨庄”，在民国时期称雄于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据统计:民国时期，李渡人在全国14个省(不包括海外)、市经营毛笔店99家，年销售毛笔120多万支，营业额200万银元。在李渡从事毛笔生产的男女老少近4000人，随着到外地开店办厂或战乱原因，2500名李渡毛笔业工人在外地定居。[40]

从表1—2可见，李渡毛笔影响深远，尤其是对西南的云桂地区。在云南昆明，江西李渡毛笔更为笔墨爱好者所珍爱，正如知名作家、评论家董保延所说:“‘老昆明’都知道，凡买笔墨，非江西人的不要。”[41]如张学文笔墨庄，在民国时期称雄于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至于李渡毛笔的衰弱，李渡人的解释是忽视文化软价值，导致李渡毛笔走向衰落。其具体原因是:“随着李渡社办企业的红火发展，毛笔这类微利产业逐渐受到高利益产业的冲击。70年代中后期，非常多的人以进其它社办企业上班为荣(批条子，走门路成了当时的流行语)，逐步丢弃了这种传统的手工业，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玻璃纤维、木钻、花炮等行业，使得毛笔制作技艺后继乏人;当政领导也缺乏对文化软实力价值的认识，在当时的环境下本也是无可指责的。”[4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毛笔是微利产业，故而今天李渡经济发展的兴奋点便转向医疗器械、白酒、烟花、大闸蟹等，即所谓的“一根针、一瓶酒、一枝花、一只蟹”等高利润产业。

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传播学派重要代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认为，一旦出现某种发明，它就会以发源地为中心向外扩散，恰如在水中投掷石块时出现的波纹现象。[43]虽然博厄斯一元发生论的文化传播论难以避免其历史局限性，但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传播论仍具有其强劲的阐释力。文港镇毗邻李渡镇，而李渡镇是江南古镇、大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毛笔制作业曾十分发达。按博厄斯的观点，由于文化扩散作用，李渡毛笔无疑对文港毛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李渡产业发展重心的转移，文港毛笔业及制作技艺脱颖而出，成为国内重要的毛笔产地。

文港，深受临川文化的影响，制笔业兴盛，过去即有“毛笔王国”之称。文港毛笔制作历史悠久，如文港的周坊村周氏，祖籍河南汝州，以“汝南世家”、“汝州后裔”自称，“东汉末年迁至江西进贤县文港，靠制造毛笔起家，世代繁衍。‘承泽丰镐’是说这个家族的制笔技艺渊源远在秦都咸阳(西周称镐京)……从晋代开始制作毛笔。家家是作坊，人人会制笔”[44]。另据族谱记载，文港镇的邹姓是从山东迁来的，文港毛笔的制作技艺是在西晋时由山东省邹县传授而来，至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45]

“出门一担笔，进门一担皮”，这是过去文港人的生活写照。“收皮—拔毛—制笔—卖笔、卖皮—收皮”的生产经营模式，循环往复，成为文港人生活的主旋律。而这样一种传统与精神，薪火相传，成就了文港毛笔史的辉煌。在文港毛笔史上，最绚烂和浓墨重彩的一章当是周虎臣笔庄和邹紫光阁。

周虎臣(1672—1739)，周坊村人，出身制笔世家，自小随父母在家制笔，深得毛笔制作之要领。早年自产自销，所制狼毫水笔，工艺精细，书写流畅，有“临川之笔”的盛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设肆于苏州，名“周虎臣笔墨庄”[46]。“其生产的狼毫水笔如‘仿古玉兰芯’、‘右军书法’等，吸收了湖笔工艺特点，适宜书写对联、条幅及大幅山水泼墨国画，古有‘湖水名笔’之称。”[47]至乾隆年间地方官员指派其为清宫廷制作贡笔，特别是于乾隆六十大寿时进贡60支寿笔，深得乾隆赞赏，特赐周虎臣笔墨庄牌匾。关于乾隆题牌匾的故事还有一个传说:大意是周虎臣笔墨庄在苏州经营百年后，其后人将该店移迁上海，但因经营不善，生意清淡，后来偶遇下江南避雨的乾隆，店主为人很热情，用酒饭盛情款待了他，并挽留他住宿一晚。第二天清早，乾隆给他题写了“周虎臣”三个大字，并盖上御印。此后，“周虎臣”三个金字招牌便让周虎臣笔墨庄声名大噪，生意兴隆，成为上海有名的大笔店。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周虎臣笔墨庄的声名之大不仅是皇帝恩遇的结果，更是其制笔技艺的精湛与高超。为躲避战乱，同治元年(1862年)，其后人于上海市兴圣街(今永胜路) 68号开设周虎臣笔墨庄分号。“由于所产的笔做工精细，用料讲究，故分号的业务发展很快，作坊亦相应扩大，笔工增至一百多人。”[48]周虎臣毛笔在上海名噪一时，并直接影响海上画派及吴门画派，以至于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李瑞清赞道:“海上造笔者，无逾周虎臣，圆劲而不失古法……”

周虎臣笔墨庄业务传至第七代时，因无子嗣，便将笔庄业务传给外甥傅锦云，由傅氏经营。后傅锦云与同业李鼎和笔店店主湖州人李氏联姻。周店以制作水笔见长，而李店擅长制作湖笔，因此两种毛笔制作方式能够扬长避短，进而逐渐融为一体。关于周虎臣毛笔——赣笔和湖笔的融合另一说是:“周虎臣笔墨庄于1956年以公私合营的形式生产，是年又合并了‘杨振华’和‘李鼎和’笔庄，使狼毫、羊毫和兼毫的制笔技术及品种更加齐全、完备。”[49]当然，不管哪种说法，赣笔和湖笔的联姻是既成事实。

清末时，为永记湖笔与周虎臣笔庄的渊源，周虎臣笔庄赠送给善琏“蒙恬堂”一面1.5米高、1米宽的楠木镜子，如今还保存在善琏“蒙公祠”内。这面目睹江西毛笔与湖笔百年变迁的镜子，成为见证两地毛笔文化互通的圣物，彰显赣笔与湖笔的兼纳和包容的宽达情怀，也同时表达出数百年来毛笔制作技艺的兼善而非独善，鉴古鉴今，印证着“臣心如水一面镜”的东方民族文化情怀，这种情节演绎出我国近代毛笔发展史甚至文化发展延伸的重要篇章。[50]

文港毛笔另一大品牌是邹紫光阁。邹紫光阁是文港前塘村邹发荣(见图1—6)及其弟邹发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创办于汉口(原花布街上)，距今有160多年的历史。

邹氏兄弟遵循文港毛笔行业的习俗，平时农耕，闲时制笔，并将制好的毛笔贩运到河南周口店一带销售，回来时买回一些北方的黄鼠狼尾毛，再折道苏北一带，买回一些羊毛和制笔材料，作为来年制笔的原料。经过多年的往返及兼作皮毛生意，有了不少积蓄，于是做起了毛笔生意。一次他们一路卖笔至武汉时才“卸下笔担”，开设“邹紫光阁”笔店，同时设立“邹隆兴杂皮笔料行”，兼做皮毛生意。

邹紫光阁以家乡前塘村为制笔基地，以汉口为销售中心，加上邹紫光阁第一、第二代都是匠人出身，都有制笔手艺的绝活，且身体力行，在全国各地遍访名师和聘请技艺高超的制笔技师担任生产车间的掌作，以传授技艺并控制毛笔质量。“‘邹紫光阁’在继承传统的制笔工艺的基础上，独创了一套工艺流程，分浸、拔、并、连、合、刻等工种，83道工序和许多独特的操作技巧。”[51]经过第一代的勤谨创业，第二代的开拓发展，邹紫光阁的信誉和销量蒸蒸日上，备受顾客的青睐。“至1916年，邹紫光阁的生产与销售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笔店员工近400人，年产毛笔100万支，常年流动资金达12.5万余元。”[52]

民国时期，邹紫光阁开始“分家”，分为成记、久记和益记三个分店，但统一用“邹紫光阁”的名称。成记、久记都在汉口民权路开设笔店，益记在汉口民生路开设笔店。分家以后，“邹紫光阁”凭着业已形成的品牌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继续发展，从1930年到1946年，“邹紫光阁”的三记又先后在成都、南京、重庆、福州等地开设了分店，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庞大体系，影响深远。

武汉沦陷期间，“成记”、“益记”均告停业，只有“久记”还在勉力维持，一直到武汉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久记”把生产作坊从江西临川迁回武汉，仍用邹紫光阁名称，后来经过几次调整归并，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实体笔店的“邹紫光阁”才真正消失，淡出人们的视野。

“上海周虎臣”、“武汉邹紫光”与“北京李福寿”、“湖州王一品”并称中国四大名笔，而前两个品牌的创立者周虎臣与邹发荣兄弟均为文港镇人，当地毛笔产业之繁盛可见一斑。除此两大品牌外，文港人还有其他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毛笔品牌(见表1—3)。

进贤西南几个乡镇，如温圳镇、李渡镇、文港镇、张公镇、长山晏乡等地区都有制作毛笔的传统，以李渡镇和文港镇为首，前者被称为“毛笔之乡”，后者被称为“毛笔王国”。但客观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李渡毛笔的名气要大于文港毛笔，即便是规模，也较后者为胜。当李渡把乡镇产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的时候，文港开始迎头赶上并开始引领江西的毛笔行业，成为进贤县独领风骚的“毛笔王国”，以至于今天先后被冠以“华夏笔都”和“中国毛笔之乡”的荣誉称号。当然，李渡和文港毛笔行业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不存在主宰与依附的关系，应该说，文港毛笔继承并发扬了李渡毛笔的光辉传统，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二　“写经换鹅”与“墨池”

李渡、文港[53]毛笔的声名，不仅仅在于其历史悠久，甚至与书圣王羲之也有“瓜葛”。据说王羲之曾经担任过临川内史，他很喜欢鹅，曾用李渡的毛笔帮一道士抄过《道德经》，从而换了一笼白鹅，“写经换鹅”故事即由此而来。

我国晋代著名的书法艺术家王羲之，在任临川内史时，他所用的毛笔就是李渡毛笔。据说，他特别赞赏李渡出产的一种号称“纯净鼠须”的毛笔。李渡毛笔与王羲之可谓缘分不浅。因为王羲之除了写字还有养鹅的癖好，所以流传着他替道士写经换走一笼白鹅的逸事。为此，李渡毛笔工人曾经精心制作了“写经换鹅”的优质名牌毛笔。[54]

李渡毛笔的“风光”让文港人称羡，因此，随着文港毛笔地位的上升，毛笔文化的建构也不断“拿来”，在一些资料中对这个故事已改说成王羲之当时所用的毛笔是文港的，或者是李渡和文港的。

“写经换鹅”的故事可能是真实的，王羲之担任过临川内史也可能确有其事，但客观地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江西临川，而是浙江会稽。至于所用的毛笔，因其担任过临川内史，他使用过李渡毛笔或者文港毛笔是毫无疑问的。当然，用过临川毛笔并不能证明《兰亭序》是他在临川创作的。据《晋书》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55]可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应该是在绍兴会稽山创作的。无独有偶，“写经换鹅”故事经考证，也和绍兴会稽山有关，《晋书》记载如下:

(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56]

可见，“写经换鹅”故事也有明显的发明痕迹，因为故事发生地在绍兴会稽山，而不是临川。当然，传统的发明并不是说完全来自杜撰，仍是遗有一定的“蛛丝马迹”的。王羲之在担任临川内史时，曾经使用过临川毛笔(主要是李渡、文港毛笔)事实仍有迹可循。至今临川文昌桥边上仍有王右军墨池(见图1—7)的遗迹，供后人凭吊。遗迹建有“晋王右军祠”，供奉着王羲之的塑像，祠前是一干涸的墨池。据说当时王羲之在临川内史任内，苦练书法，在此处洗笔砚，所使用的毛笔就是当地所产的临川毛笔。北宋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钦羡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年)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逸事，写下了著名的《墨池记》(见图1—8)。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其为故迹，岂信然乎?方羲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有不能及之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少哉?况欲深造于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诚恐其不彰也，书“晋王右军墨池”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因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壮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57]

三　“华夏笔都”的打造

近年来，文港毛笔发展迅速，在产销方面逐年增长。毛笔品种繁多，笔类齐全，林林总总，有狼毫、羊毫、紫毫、石獾、斗笔、眉笔、条屏、排刷等8大类，1000多个品种。同时传统毛笔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从毛笔制作、制笔模具加工、包装、专业运输到原材料供应等完备的产业链条，而这种“集群效应”，甚至带动了钢笔、中性笔、圆珠笔、水笔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镇年产各类笔80亿支，制笔行业生产总值18.8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78.4%，其中出口产值3亿元，生产的毛笔、金属笔分别占国内市场销售额的70%和50%。现有制笔企业3000多家，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开设营销网点7000多个。[58]因而，在当地有“药不过樟树不名，笔不到文港不齐”的民谚。2004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制笔协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联合授予文港镇“华夏笔都”的荣誉称号(见图1—9)。2008年，江西省文化厅命名文港镇文化产业基地为首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2年5月19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制笔协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再次联合授予进贤县文港镇“中国毛笔之乡”的荣誉称号。

“华夏笔都”、“中国毛笔之乡”等殊荣的获得，一方面源自毛笔产业迅速发展的内在推动，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文港毛笔的打造和再生产。布迪厄认为，文化再生产过程是充满可能性的生命运动。严格地说，文化再生产的生命之所以充满着活力，就在于它的任何一个刹那，都存在着或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59]当然，这种可能性的生命运动是矛盾的统一体，既意味着背叛和反抗，更意味着再生产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是他们使社会权威得以中性化、合法化的手段。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样，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体制的持久存在。”[60]简而言之，文化再生产是现实社会需求的产物。

“华夏笔都”金字招牌的打造是文化再生产的结果，同时这种文化再生产也是动态的。“任何文化都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生命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从来都是在活生生地运动着。”[61]据有关知情人士介绍，为了弘扬毛笔文化，打造文港毛笔品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举办了很多活动，结交书画界名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原来“华夏笔都”的称号是自封的，并没有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同，在这之前文港没有什么外在影响，既不是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会员，也不是中国制笔协会的会员。

“华夏笔都”称号获批后，政府在文港毛笔打造方面不遗余力，近年来，投入29亿元巨资，把文港镇规划成“一心两轴六区十业态”的格局，积极打造占地面积达5000亩的毛笔文化产业园，其中“天下第一笔庄”项目是其中重要内容。“天下第一笔庄项目总投资5亿元(具体包括毛笔博物馆、56栋精品店、钢笔展示馆、仿古街、文房四宝市场共计5个小项目)，项目用地面积187亩，总建筑面积175000平方米。”[62]

天下第一笔庄项目包括的内容之一，就是筹建毛笔文化博物馆(见图1—10)。2007年11月1日，以邹氏农耕笔庄为纽带，“天下第一笔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奠基培土。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投资1600多万元，占地15亩，整体构造为传统徽派园林风格，分为文化陈列馆、毛笔实物陈列馆、书画艺术陈列馆、图片艺术陈列馆和毛笔工艺制作作坊五个陈列馆。

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的筹建，对文港毛笔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其意义的认识也有不同的声音。“博物馆是收藏年代较久远的文物的展览，毛笔的寿命也就是30—50年，怎么能叫博物馆呢?再说博物馆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63]

当然，无论当下如何喧嚣，无论邹农耕建馆的初衷如何，人们的评议如何，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还是切切实实在文港建立起来了，至2012年10月底，全国最大的毛笔文化博物馆在文港落成开馆。

此外，作为“天下第一笔庄”项目组成部分的仿古街及56栋精品店也建立了起来，笔坊主也正在陆续搬迁中。这里将成为毛笔作坊的主要聚集地，成为支撑文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总之，文港毛笔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打造与再生产。毛笔文化的再生产不仅再生产文港毛笔业社会的合理性、权力结构与现有秩序，也再生产文港笔业社会的未来走向，推动文港毛笔的动态变迁。

小结

“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间相互交换、相互影响的间接性，以及技术在此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表明生态学是社会变迁和进化的重要因素。”[64]文港毛笔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文港地势低洼、人多地少、水涝频仍，无法满足当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制笔成为补充其生活来源的家庭副业。同时，文港毛笔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还离不开其文化生态系统，文港的毛笔制作技艺从北方地区传入，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临川地区又是赣文化的代表，文化气息浓郁，文人辈出。另外，制笔技艺的传承，也伴有纪念、缅怀祖先的意味，为文港毛笔传承千年创造了一定的心理和文化条件。因而，各种文化生态因素的综合结果，造就了文港笔业及制笔技艺的发展格局。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毛笔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又开始为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所重视，因而，为了做好文港毛笔这张名片，地方政府在注重笔业发展的同时，也重视毛笔文化的挖掘和打造。

当然，由于笔业的半市场化属性，其发展令人担忧。这种建立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基础上的毛笔作坊，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其变迁速度较为缓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毛笔制作技艺自然难以适应，且它又是技术与艺术兼具的一种民间手工艺，也因其制作技术的繁杂，生产中无法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模式化，因而只能进行个性化、精细化、手工化的生产制作。制笔技艺工序繁多，身体性突出，浸润着手艺人的身体技术、个人经验、价值审美和思考体悟，和现代市场存在一定的距离。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源自笔业的半市场化属性，即既依赖于市场又超然于市场。因而，在现代化的纷扰氛围中，当地民众既想按照现代市场化的规模化、标准化、模式化去制作毛笔，但又无法摆脱其生产的传统性、身体性、脆弱性及手工化、精细化、个性化，因而，文港毛笔要消解这种矛盾的张力，只能在民俗的“围城”中，在适与不适之间，缓步前行，挣扎着、纠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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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翼奇:《题进贤文港笔都二副——晏殊晏几道故里》，载《绿痕庐诗话·绿痕庐吟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2]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3]朱霞:《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吕霞:《文化生态与艺术传承》，《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6]百度百科:“进贤县”(http://baike.baidu.com/view/50572.htm#2)。

[7]文港乡人民政府档案资料:《文港——江南著名的皮毛笔料市场》，1990年，进贤县档案馆藏，案卷号:12。

[8]马洪主编:《中国经济名都名乡名号》，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页。

[9]百度百科:“进贤县文港镇”(http://baike.baidu.com/view/50572.htm)。

[10]晓理:《“文港模式”的生产力经济学考察》，《生产力研究》1987年第2期。

[11]宋友贤、辛象其:《文港——崛起中的皮毛和毛笔市场》，《企业经济》1987年第6期。

[12]访谈对象:雷礼华，男，1963年生，初中文化。访谈时间:2010年7月30日。访谈人:刘爱华。

[13]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4]在1969以前文港隶属于临川县，古代称为临汝县。

[15]临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川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16](清)胡亦堂等修，谢元钟等纂:《临川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170页。

[17](清)曾国藩等修，顾长龄汇编:《江西全省舆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本，第191页。

[18]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李渡镇志》(样稿)，第58页。

[19]正是因为这段历史，今天李渡不少地方文化学者对于文港发展成为“华夏笔都”很有看法，觉得文港是“借鸡生蛋”，源于李渡却抢了其风光。

[20]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李渡镇志》(样稿)，第58—59页。

[21]临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川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2]同上书，第64页。

[23]临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川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4]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5]［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6]王羲之担任临川内史时用过当地毛笔，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历史遗迹“晋王右军祠”，内遗有一墨池，但“兰亭序”书帖不在临川时所书，而应该是在浙江会稽时所书，后文有详述。

[27]聂柱国、陈尚根主编:《江南毛笔乡》，《进贤文史资料》1993年总第16辑，第8页。

[28]文先国:《笔都轶事》，《美术报》2006年10月21日第16版。

[29]文先国:《笔都轶事》，《美术报》2006年10月21日第16版。

[30]骆国骏、朱明生:《文港毛笔》，《今日中国·中文版》1987年第7期。

[31]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3]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李渡镇志》(样稿)，第203页。

[34]刘治乾:《江西年鉴》，江西全省印刷所1936年版，第968页。

[35]抚州地区群众艺术馆、文物博物管理所合编:《赣东史迹》，1981年版，第211—212页。

[36]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李渡镇志》(样稿)，第203页。

[37]同上。

[38]黎苏:《久负盛名的李渡毛笔》，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辑，1985年版，192页。

[39]刘治乾:《江西年鉴》，江西全省印刷所1936年版，第968页。

[40]聂国柱、陈尚根主编:《江南毛笔乡》(内部资料)，1993年版，第29—30页。

[41]董保延:《笔墨渐远空留记忆》(http://www.ynxxb.com/zt/lzh/31/)。

[42]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李渡镇志》(样稿)，第204页。

[43]孟慧英:《西方民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44]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45]聂国柱、陈尚根主编:《江南毛笔乡》(内部资料)，1993年版，第8页。

[46]关于周虎臣创办的笔店名称文献中有“周虎臣笔墨庄”、“周虎臣笔庄”和“周虎臣笔店”三种提法，前两种提法较多，这里统一使用第一种名称。

[47]吴国华:《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美术报》2009年5月2日第44版。

[48]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文房用品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49]吴国华:《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美术报》2009年5月2日第44版。

[50]吴国华:《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美术报》2009年5月2日第44版。

[51]方明、陈章华编著:《武汉旧日风情》，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52]周德钧:《名店“邹紫光阁”》，《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第51—52页。

[53]李渡、文港古代行政区划隶属于临川县，古代称为临汝县，1969年后和长山、前途、温圳一起被划入进贤县。

[54]刘筱蓉、万建中:《赣江流域的民俗与旅游(江西卷)》，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55](唐)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8页。

[56](唐)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8页。

[57]姜铨、纪大奎纂修:《临川县志·卷三十一》，清道光三年刻本，第5页。

[58]周苏雁:《华夏笔都文港镇笔产业的沧桑巨变》(内部资料)，第1页。毛笔、金属笔分别占国内市场销售额的70%和50%可能是文化再生产的需要，笔者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数据无法探究其确切来源，当然，文港毛笔在全国毛笔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份额这是不可怀疑的，后文有文港毛笔与湖笔产量的比较。

[59]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60]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6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62]邓微:《南昌今年重点打造40个工业项目建天下第一笔庄》(http://www.ncnews.com.cn/ncxw/bwyc/t20130402_999583.htm)。

[63]访谈对象:ZYM，1953年生，小学文化。访谈时间:2010年7月25日。访谈人:刘爱华。

[64]［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