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与中国政治文明——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一种再认识
从一定意义上讲，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时间长河，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时间长河中走出自己的历程的。因而，人的任何活动或创造，都脱离不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形成的历史规定性、现实规定性以及时代规定性。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它面向世界与未来，然而，其源头与根基在中国，要实现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换与发展。所以，以世界与未来为取向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是不能脱离中国历史与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规定性的。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证明：试图通过割裂传统来寻求现代化的合理性与发展动力的现代化努力，都必然是事倍功半的。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任何现代化的努力在面向未来的同时，都要充分考虑历史所形成的传统给予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美国学者E.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论证。[2]由此，本文提出一个力图予以论述的问题：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面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成就的时候，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
一 传统价值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
政治产生于因资源相对匮乏而形成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产生于阶级冲突，而阶级冲突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阶级冲突之所以需要国家，是因为只有通过国家这样的公共权力才能使阶级冲突得以缓和，从而使社会得以维系和保存。[3]由此可见，政治的最基本使命就是调节社会的基本利益冲突，使这种冲突被限制在不至于使国家或社会解体的范围内。所以，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4]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者说，不同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内在利益冲突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人们用于解决利益冲突并保存社会的政治形式也就不尽相同。人类的政治文明正是在寻求合理的政治形式的过程中创造的。所以，人类在不同社会形态或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形式，只要是具有推进历史进步意义的，就都应该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由此，本文认同这样的政治文明概括：政治文明是人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5]
从政治文明的定义可以看出，任何形态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必然包括三个方面：价值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价值建设决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取向；组织建设决定政治文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内在动力；制度建设决定政治文明发展的具体形态和生命力。显然，政治文明建设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建设。其中，价值建设对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作用和影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心理与信仰基础；而人的这种心理与信仰基础，往往是人们自觉接受或认同公共权力及其权威的决定性因素。在政治生活中，通过信仰和心理调节来推行政策和制度安排，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公共权力最有效的实现方式。
所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价值建设。价值的接受者是人，而人在本质上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必然要面对传统价值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这个问题就直接转化为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一直争论不休，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还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纵观所有的讨论和争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评价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要从儒家思想本身的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的现代适应性来判断，而且要从现代化发展所追求的价值与儒家思想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来判断。所以，要判断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儒家思想本身，而且要充分考虑现实发展本身的内在价值需求。在分析儒家思想之前，我们要考察一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对价值的内在需求。
一方面，中国所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其内在的规定性有三重：社会主义的规定性；现代政治文明的规定性；中国社会的规定性。因而，在这种政治文明建设中，价值建设虽然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根本取向的，但其文化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其中必然包括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所形成的文化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价值建设的最现实的基础。任何现代的价值体系，包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都必须根植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生存和发展，进而转化为能够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产生实际意义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结合中，中国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6]民族的特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与其结合，也就是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一些核心价值和理想结合，如借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康和大同理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即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价值体系，不仅要引导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要提供在一定政治文明下展开的具体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这种准则不仅要与支撑政治文明的制度体系相协调，而且要与政治所面临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协调。在21世纪的今天，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政治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个体解放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社会和自然三者如何有机协调的问题。大量的理论与学术研究都表明，当今政治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仅靠西方的价值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东方的价值体系，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如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想对于协调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就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全球范围内，东亚社会的成功发展，在这方面给出了十分有力的注解。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不能因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取向和现代化取向，而忽视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开发和吸收。当然，正如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价值体系一样，也不能对传统的价值体系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对其开发和吸收，都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基本平台上展开。
二 儒家思想与传统价值体系
在中国的文化思维中，一提到传统价值，就必然会想到儒家思想；一提到儒家思想，就必然会想到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思维下，中国社会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力图摆脱传统专制统治的历史羁绊的时候，往往把儒家思想作为现代化的反面力量予以否定，进而将中国的传统价值一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事实证明，这种文化思维逻辑是完全不对的，是不符合现代化发展运动的内在规律的，必须予以深刻反思。
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儒家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全等同起来。杜维明教授和朱维铮教授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文化的大汇合，并非由儒家一根而发。[7]在这个事实下，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儒家思想，从根本意义上讲，也是整个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互动的产物。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服务传统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同时，也整合着传统文化本身。所以，当从传统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儒家思想时，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可能是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与价值主张；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儒家思想时，人们又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发展所具有的一定的价值契合性。新儒学正是在这种契合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维系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实际上承担了三项重要功能：一是提供基本的人生关怀；二是提供基本的社会理想；三是提供维系秩序的行动准则。儒家思想成功之处就在于将这三大功能的实现有机地统一在“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的理想空间之中。“天人合一”是“内圣外王”的基础，“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为此，儒家思想在其成长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极力吸收其他思想的精髓，逐渐将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杂糅其中，形成了相当严密的思想与价值体系。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固然是维系传统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它本身应该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而且由于它直接关注人生和社会理想，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具有内在人类性和民族性。人类性体现为对人的基本关怀，民族性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怀。在这一点上，杜维明先生对儒学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把它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即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封建’色彩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面还起作用的价值和观念。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封建遗毒’。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象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8]因此，面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儒家思想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对儒家思想本身的认识与把握，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命运和前途。
厘清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就明晰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在现代条件下，认识和把握儒家思想，不能简单地从儒家思想本身入手，而应该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所沉淀的优秀文化精神入手，这样把握的儒家思想才是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逻辑上所展现的儒家思想，而不是维系传统政治文明体系的儒家思想。中华民族精神的逻辑，就是中华民族基于对人、社会和自然的最根本把握所形成的对自身生存状态和发展理想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
儒家思想毕竟是一个历史文化产物，要使其作为一种传统价值体系具有现代意义，就必然会面临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逻辑上把握儒家思想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传统价值体系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还是明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现代的要求出发吸收传统；二是从现代的根本关怀出发把握传统。就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则应该从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问题上把握和吸纳传统价值体系的合理要素，如人格与人生问题，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等。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重新认识和把握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补充作用的。
三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应该体现为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具有的启示作用。从政治运行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政治生活都是人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人创造制度，制度规范人，人与制度相协调。因而，政治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人的成长和制度的成长展开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设计优良的城邦政治生活的时候，就强调不仅要创立优良的政体，而且要培育优良的公民，只有两者有机统一，相互协调，城邦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人的问题和制度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
儒家思想是围绕着人伦展开的，它力图从两个层面回答人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方式：一是从维系基本人伦和政治秩序的角度定位人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方式；二是从人生的终极意义定位人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方式。儒家从前一个层面所作的回答基本上不适合现代的要求，然而它从后一个层面所作的回答在现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作出的回答，往往触及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中的最基本问题。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如果政治无法解决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那么制度就无法产生效能，其自身也无法得到巩固和完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把握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价值和作用。引导社会成员选择合理的社会存在方式，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建设，应该有意识地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精神和思想要素。
第一，为己之学。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如何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和设定自己的社会生活，对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直接的意义。因而，“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一人生问题，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作为处于传统价值体系轴心的儒家思想对人格与人生问题的回答，长久地支撑着中国人的人生信仰，使中国的整个文化具有比较积极的入世倾向和君子、圣人情结。在世俗世界培育完美的人格，成为君子和圣人，从而贡献家庭与社会，是中国人对人生的最基本追求。然而，世俗世界是人伦世界，个人要在人伦关系中获得合理的存在，就必须遵循基本的原则。杜维明教授把儒家思想这方面的原则概括为“为己之学”。他说：“在儒家人文精神里，第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和看法即‘为己之学’。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太相同，但是又非常尊重人的自觉、人的个性、独立人格、独立价值。‘为己之学’在儒家传统里要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人性本善，人完全能够通过修身而育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生活境界。由于这种修身在完善个体独立人格的同时，也协调了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内在协调。所以，这种修身也就自然拥有了“内圣外王”的人生功效和政治功效。值得一提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信念和社会生活原则，在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成为自然法原则的基本精神之所在。法国思想家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法原则就完全贯穿着这种精神。
第二，“天人合一”。如果说“为己之学”，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解决人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天人合一”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解决了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合理性。“天人合一”的本质在于强调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应该基于三重和谐：自然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在“天人合一”的状态下，这三重和谐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方东美认为，这种多重和谐、有机统一和紧密联动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兴盛之动力。他说：“正因中华民族慧命寄托在此伟大而美满的宇宙，所以才能效法宇宙的伟大美满，顶天立地，奋进不已，而趋于至善，纵然民族生命间或遭受外来的胁迫，险象环生，但我们更能取法天地万物之心，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正是天的万物之心的最佳写照。”“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至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贵的理想，他们所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充实自我生命，更而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进宇宙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之流中，宇宙与人生才能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然后直指无穷，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民族最可贵的生命精神。”[10]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不能仅仅从人与生态和谐的角度开发“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更应该从一个民族如何塑造健全的公民人格的角度开发“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从而使社会中的个人成为有自我完善欲求的人，使整个社会成为有共同理想的高度和谐与团结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共同完善，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三，大同理想。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现代化应该把中国带向何处，或者说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在回答这个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儒家的大同理想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着中国未来理想社会的构建，而且影响着整个民族对发展趋向的期待，以致“‘大同’实际上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合法性论证的支柱之一”。[11]“大同”的观念最初当然是儒家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它来自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理想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大同社会不再是现代化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大同社会却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理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革命都是以大同社会生活的理想作为重要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动员的思想与理论文化基础的。不管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或学者，都没有改变对大同理想核心价值的追求，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平等。政治平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平等与自由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政治文明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不同社会对平等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位，这其中，不仅有来自价值取向的差异，也有来自民族心理的差异。所以，任何社会的平等都不仅仅是原则的产物，同时也是平等的普遍原则与特定的社会心理、文化相互协调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大同理想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和价值因素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所以，有学者认为：“‘大同’说毕竟曾经引导过中国历史的进程，并且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一个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它受到某种冷落并不奇怪；但是它内部包含的价值却一定依然为当代人所信服。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同’仍然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理想。”[12]
第四，仁政治理。“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儒家最高的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的内容包含甚广，其核心是爱人，强调在社会关系中，人们应互存、互助、互敬、互爱。“仁”的学说施于政治，形成仁政。作为一种政治的治理方式，仁政一方面强调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治理应追求平衡与和谐，反对暴政，为此，主张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为此，仁政十分注重三大治理要素：一是民生；二是教育；三是民心。儒家思想认为，这三大治理要素是实现国泰民安的关键，它们相互之间往往互为条件。所以，这种治理不是权力单向作用的结果，而是公共权力、社会关系、人生信仰以及官民关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13]要使民有恒产，政治上就必须实行以民为本的治理原则，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的治理秩序。在这种治理秩序下，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才能赢得民心。民心向背，决定着治理的成败，天下的得失。孟子告诫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5]儒家仁政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思想主张，其价值取向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但是，作为一项治理原则，现代的民主政治逻辑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上，不但不排斥民本治理原则，相反，会从制度上保障民本治理原则。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设计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能体现民本原则。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选民可以罢免人大代表；而在议会制度下，选民则没有这项权利。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本原则的实质就是权为民所用。要做到这一点，制度固然重要，但是，执政者的价值取向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从确立合理的执政取向来看，传统的价值体系中的民本思想依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值得开发和转化。
四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动力一方面来自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政治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政治建设中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有效借鉴、吸收和消化。就后者而言，必须注意的是，在价值和文化层面上，如何处理好国外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文明成就的中国化问题。纵观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各国都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但是，各国具体政治生活的展开，从制度形式到运作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告诉我们，虽然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共同的，但各国所确立的具体的现代政治形态却是十分具体的，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国别性。从这个角度讲，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是政治文明成就的简单引入过程，而是从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对现代政治文明成果进行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既然如此，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开始就应该积极面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不但不能排斥它，相反，还应该积极地利用和转化其中的合理要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思想和观念上重新认识和评判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这项工作不仅对政治文明建设有现实意义，对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现实意义。各国的实践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任何形式的价值失落都是危险的，而价值一旦失落，拯救价值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来自自身的觉醒和创造。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对传统价值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意义的强调多少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付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参见［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4页。
[4]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参见林尚立主编《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7]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0页。
[9]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391页。
[10]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4页。
[1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55页。
[12]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88—289页。
[13]《孟子·梁惠王上》。
[14]《孟子·尽心下》。
[15]《孟子·离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