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凇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德宾君是河南一所大学的青年美术教师，硕士阶段主攻中国画，勤奋作画、读书和写作。出于对美术史的兴趣，时常将学习心得电邮给我，也发来一些论文请我提意见，我有时给出一些简短的关于读书和写作的建议，不知不觉已有数年，他也在解读与对话千年佳作的过程中艰难跋涉，渐入佳境。

我猛然觉得，在我的影响下，似乎这个绘画青年正转变成一个美术史青年，似乎正在抹去一个艺术青年的激情而成为一个读古书的老夫子，值得么？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浮现在我的眼前：艺术家们唯有通过读书和研究性的写作才能臻于一流吗？解读旧的艺术比制作新的艺术更为重要吗？一件画作被制作出来，是否本身已然具有独立的品性和价值？如，伦勃朗的自画像或黄公望的山水画，后人说或者不说，褒扬或者批评，是否都无损于它的价值？关于美术的写作是一种累赘还是通往大师的必经之路？是一种宣传或炒作吗？

宋代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写道：“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他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归纳为两类活动：创与述。创造（作）活动的是知（智）者，记述活动的是能者——这使人联想到“能工巧匠”一词——再联想到“从属”、“次生”，以及“史官”们忠实再现历史的目标与职责。做，是第一性的、主体性的；说，是从属性的、衍生性的。做美术史研究是否只是“拂去灰尘、使画作显露本形和真意”？

我们经常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以增强继续走向前的信心。

近几日正在热播巴西举办的足球世界杯，每场比赛都有评论员在激情解说，有些足球评论员令人不悦，观众常常有希望他们闭嘴的想法，解说或闭嘴，对比赛结果没有影响，比赛双方也不会理会场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但裁判常常是胜负的重要因素，而背后能够制定比赛规则的足球协会具有最终的话语权。我忽然想到艺术评论家的角色，观众通过他们才能得到关于艺术品的“明白”理解，他们兼具了足球比赛的三种角色：现场评论员、裁判、足协官员。除了不是踢球的运动员外，什么都是。体育比赛是一种大众化的活动，其竞争规则是透明的和较为稳定的，而艺术制作（如美术）相对小众化，其评判规则经常变化或隐晦不显。艺术史的写作者实际上就是艺术历史的评论员，是否也同时兼具这三种角色？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几乎每年都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或自称、或被认为是）涌现，将极少的那一些挑出来以构成艺术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这取决于话语权力——政治话语、宗教话语、经济话语、学术话语等，而学术话语权力显然更具有持久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也就更被普遍尊崇。这就是艺术史写作者所拥有的对叙述对象的“挑选权”、“忽略权”、“解释权”，以及随之出现的或隐或显的“确立价值标准权”，还有对艺术史结构的编织、叙事方式的抉择。

肩负如此沉重的学术和历史责任，由此我们来理解艺术活动的“创”和“述”，就不是一种主次或高低的关系，或可理解为一种时间的先后和逻辑的续接相互生发。前段时间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大受好评。或可将原生态的艺术品群落看作如自由市场待售的种种蔬菜，选取哪些、如何搭配和加工成何种美味佳肴，则区分出厨师的本事高下和流派传承。没有标准菜谱和唯一制作法，或揭示释放菜肴之鲜嫩朴素的本味，或制作成浓烈辛辣的重口味，或追求营养，或强调色泽、气味，全在厨师掌控中——当然必须顾及菜谱的体系和顾客的习性，艺术史写作似乎与此有许多相通的东西。艺术史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写法，却没有唯一“正确”的写法。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小说创作——不幸目前却存在些许这样的倾向，我当然倾情于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它也的确不可重现，但可以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标准迫使写作者不可过于自由无边——如编造好莱坞式的惊悚大片的剧本。追求客观真实的写作，从中彰显精致的思辨和理性的魅力，就是无限接近对象的原境和原位，使不同的写作者和读者有共同的话语平台，否则就是禽虫鸟鱼置于一笼。

集“创”和“述”于一身，是将两难合为一体，难之又难。有些人做到了，如宋之郭熙、明之董其昌、清之石涛等人，能产生深远震撼结果的必是大师。和许多学院派的艺术青年一样，刘德宾边“述”边“创”，又写又画，一定也有当大师的梦想——这是给自己出难题——没有难题哪有突破？历史极其残酷地淘汰着大多数（梦想当大师的）人，而为实现梦想不懈努力的曲折过程，却比终极结果更为真切地体现了生命的崇高意义。

上述东扯西拉似乎远离主题，刘德宾君请我写序，实际上给我一个机会反思艺术史工作的意义。回到他制作的这盘解读明代人物画的“菜肴”，读者品过之后自可知其滋味，我不必事先定调。但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执着、纯净、朴实、理性的气息，我喜欢和鼓励他，愿意为其击节鼓掌。在这几年的写作过程中，他不仅收获了知识，升华了心境，也迈向了学术前沿，以他的深思和新见为美术之“述”增砖添瓦。我们还有更高的期待吗？

2014年7月2日于北京五道口寓所

（本名李松，笔名李凇。湖北荆州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