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别林斯基那里，现实主义是同人民性分不开的。忠实地描写现实总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他写道：“如果关于生活的描写是忠实的，那就必然是富于人民性的。”我们知道，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提出人民性这个概念的，并不是别林斯基，但是，指出这个概念的混乱情况，并给予正确阐明的却是他。在《论文学的人民性》（1825）一文里，别林斯基说：“一些时间以来，我们常常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缺乏人民性，但谁也不想明确规定一下，人民性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在《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看法》（1841）里，他又说：“‘人民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正像‘对大自然的美化的模仿’曾经是上世纪的美学的基本东西一样……‘人民性的长诗’、‘人民性的作品’等等说法，现在常常被用来代替卓越的、伟大的，永垂不朽的作品等等字眼……简言之：‘人民性’变成了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作品的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的最高标准、试金石。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在谈论人民性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呢?没有滥用这个字眼吗?懂不懂得它的真正的含义?……为了阐明‘人民性’一词的含义起见，我们必须解释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19世纪30年代，别林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主要谈论的是民族性的问题。到了40年代，他把“人民性”和“民族性”作了区别（“народностъ”这个俄文词可以译为“民族性”，也可译为“人民性”，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这个词，则专指民族性。在别林斯基的早期著作中“народностъ”的确是指“民族性”或主要是指“民族性”）。他认为“民族的”比“人民的”更为广泛。“‘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则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并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他还主张区别“艺术的民族性”和“艺术的人民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并认为民族生活是不统一的，存在着民众的生活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生活。他要求文学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并在果戈理和“自然派”的创作中看到了他们的人民性。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人民性，在于他们描写了“平民百姓的世界”、“情操高贵的平民百姓的典型”和“普通人”；“即使是一个庄稼汉，他也有灵魂和心灵，愿望和情欲，爱和憎”；这种人民性同那种伪人民性是格格不入的，它不是“为了对于乡下佬的特殊语言的爱好，也不是为了对于褴褛和污秽的偏嗜，而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在这种目的里面可以看到人类的理想”。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意见》（1836）一文里，他坚决反对C.谢维辽夫的上流社会的美学观点，即把文学引向为贵族阶级的读者兴趣服务。特别是在他的那封致果戈理的信里，把人民性同反对俄国的专制政治和暴露农奴制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在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最严格地、至少是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他不能容忍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里竟号召人民逆来顺受，赞美“丑恶的俄罗斯牧师”及“专制政治的神圣之美”。

别林斯基在阐明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深刻联系时，特别揭露和批判了沙皇政府的教育部长乌瓦罗夫的所谓人民性的概念（实为国粹主义）。乌瓦罗夫炮制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反动公式：“专制政治、正教、人民性。”沙皇御用文人格列奇、布尔加宁之流在自己的创作中百般美化宗法制农村，竭力宣扬这个反动公式。这种“人民性”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官方人民性”，它是为巩固沙皇的统治利益服务的。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指出，俄国的真正的作家应该使自己成为“摆脱俄国专制政治、正教、人民性的唯一领导者、保卫者和解救者”，并且断言：“只有在文学之中，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以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这就是在俄国围绕着人民性问题而展开的第一次政治、思想和文学上的著名斗争。

在批判“官方人民性”之后，别林斯基又同俄国的斯拉夫派的“人民性”进行了斗争。斯拉夫派的“人民性”无非是颂扬俄国的特殊性、落后性和美化彼得一世改革以前的俄罗斯。德国谢林的唯心主义美学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也主张艺术要表现“人民的精神”，然而他们谈论的人民性只是在宣扬和美化中世纪，把中世纪看成德国的理想和未来。这种论调同俄国的斯拉夫派如出一辙。别林斯基坚决反对把人民性庸俗化。在他们眼里，“似乎在有教养的人中间不可能找到一点儿类似人民性的影子”，或者说，“纯粹俄国的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在别林斯基看来，“现在我们也到了该规避这种伪浪漫主义倾向的时候，它沾沾自喜于‘人民性’一词”，它“幻想真正的人民性只隐藏在农民服下面和烟熏的茅屋里”。这同样是对人民性的曲解。真正的人民性是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的，但不局限于表现人民的生活。别林斯基对新起的“自然派”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的创作的高度评价，既肯定了他们对黑暗现实的鞭挞，又肯定了他们对普通人的同情。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并不是以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但由于它反映了1812年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所激发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所以别林斯基称它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高度的人民性的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多次强调现实主义艺术，同时也是具有人民性的艺术。

从别林斯基逝世到现在已有一百三十余年了。随着现实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现实主义理论也有了长足进展，然而别林斯基关于现实主义及其与人民性的论述，特别是上面谈到的那些重要论述，如文学的主观性和激情说，以及文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相互关系、典型说等，对于解决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的许多复杂课题，不会是没有意义和启迪的。这里有必要指出，近年来我国报刊上有些评论文章，在讨论文学主体性这个重要而具有迫切意义的问题时，认为我国1949年后文学主体性的失落，与长时间推崇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关。按某些文章的看法，似乎这是一种拒斥主体性，仅仅倡导模仿现实、复制现实、忠实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观念。我以为，这是不符合事实、似是而非的偏颇观点。仅从上面谈到的别林斯基关于主观性和激情的那些论述来看，我们就不能作出这种结论。事实上，别林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相当精彩和辩证的。本人将另写专文加以讨论。

（原载《现实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发展》，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

[2] 同上。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0页。

[4]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2卷，第513页，俄文版。

[5] 屠格涅夫：《回忆录》，第29页，俄文版。

[6]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226页，俄文版。

[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83—584页。

[8]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