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与现实妥协”的时期的结束，现实主义便成了别林斯基文学思想探索的中心，同时也是他一生文学活动中最杰出的贡献。

如所周知，别林斯基从未使用过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俄国也没有人使用过。俄国第一个从美学意义上使用现实主义的是批评家和作家安年科夫。1848年，安年科夫在《俄国文学简论》一文中，开始用现实主义来概括和描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作家的创作特点。别林斯基经常使用的是“生活的诗”、“现实的诗”、“现实生活的诗人”、“自然派”、“伟大的自然主义者”这些概念。实际上它们指的就是现实主义。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评论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美学规约”时，就是这样理解它们的含义的，并对他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普列汉诺夫写道：“别林斯基由于抛弃了照贝平的说法的旧的浪漫主义的垃圾并且为建立果戈理派的现实主义铺平道路，所以才能依靠自己的规约给俄国文学作出巨大的贡献。”^[7]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别林斯基不仅在俄国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问题，而且在人类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我们不应该忘记，黑格尔在《美学》中曾宣称，人类艺术发展到浪漫主义阶段就终止了，以后将由哲学代替。别林斯基恰恰是在黑格尔作出这种论断时，明确地提出了现实主义问题。

别林斯基有一句名言：文学批评是“运动中的美学”。他的现实主义美学是同他的文学批评有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优点。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一文中，他认为自古以来文学就存在两种倾向，“现实的诗”和“理想的诗”，亦即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浪漫主义的创作。前者在于通过典型反映客观的现实，因而“更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需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代表着俄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后者在他看来只表现作家的精神世界，不反映客观的现实。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后来他作了纠正，认为“现实的诗”同样要表现想象的可能性和主观性。其实，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在具体分析“现实的诗”的时候，并没有认为它仅仅表现客观而不表现主观。

在《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34—1846）的十一篇文章中，别林斯基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现实主义的形成。其中有三篇是关于普希金的先驱者的，这绝非偶然。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民族诗人和第一个现实生活的诗人，其“诗歌的土壤是生动的现实生活和永远卓有成效的思想”。关于果戈理，别林斯基称赞他是俄国的天才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生活的诗歌”传统，并“完全使艺术面向现实”，“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这正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不朽功绩之所在。

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及“自然派”的创作，可以说就没有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批评和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些作家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别林斯基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纲领。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主要之点“在于对生活的忠实”，“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不是“装饰”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十足真实和正确地把它再现出来”，“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首先离不开对生活的真实描写。真实是一切进步艺术的生命，也是现实主义的生命。

由于当时俄国的“自然派”作家面对的是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黑暗现实，所以这种真实描写首先和主要的不能不是对现实的无情暴露和批判。在别林斯基看来，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价值就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在《答〈莫斯科人〉》（1847）一文里，别林斯基把“自然派”的这一特点概括为：“否定，确实构成了新流派的主导倾向。”后来，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发挥了别林斯基这一思想，把19世纪现实主义表述为“批判现实主义”和“否定现实主义”。这种表述对于深刻理解19世纪现实主义的性质是大有裨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提法至今仍在流传，我们无须把“批判”两字除掉。问题是，应该对它作出全面理解，不能望文生义，把批判现实主义仅仅归结为批判，而看不见它对正面事物的肯定和对理想的追求。

俄国“新流派”把否定和批判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别林斯基对它加以赞扬和肯定，这是俄国现实本身的需要和俄国文学批评进步性的表现。与此相反，俄国的反动批评界却乘机大作文章，布尔加宁之流拒不承认“自然派”这个提法，并大骂果戈理描写黑暗是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诽谤。别林斯基则认为果戈理的《死魂灵》是“俄国文学中一个伟大的现象，和“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之一”（《1842年的俄国文学》）。另外，必须看到别林斯基并没有把现实主义局限于否定和批判，当代外国批评界中有些人认为，文艺的生命就在于批判，这既不符合文艺的发展史，也不符合别林斯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别林斯基说得好：“人们怪罪自然派，说自然派力图从坏的方面描写一切。照例，这责备在有些人是蓄意的诽谤，在另外一些人则是真心的抱怨。无论如何，这种责备所以可能发生，不过说明：‘自然派’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终究还是存在不久，人们对它尚不习惯，我们还有许多受过卡拉姆辛熏陶的人，辞藻能使他们得到安慰，而真实却使他们苦恼……就算自然派的主导否定倾向真是极端的片面性罢，这里面也有它的裨益，它的好处：忠实地描写反面生活现象的这种习惯使这些人或他们的追随者，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忠实地描写正面的生活现象，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夸大其词，总之，不至于因辞藻而把那种生活现象理想化”（《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在这里，别林斯基一方面反驳了当时斯拉夫派和自由派对“自然派”的攻击，保卫了“自然派”的艺术成就，认为“自然派”“在今天站在俄国文学最前哨”，它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正在被读者以其特殊的兴趣阅读着”（《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它不是俄罗斯大地上的无本之木，而是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结果。不能设想，俄国“自然派”的崛起和胜利可以没有别林斯基。另一方面别林斯基指出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忠实地描写正面的生活现象”。这表明“自然派”不是对正面的生活现象不感兴趣，而是在那个时代这种描写还不可能成为它的主要任务。其实别林斯基在他的那组评论普希金创作的文章中，就肯定过对奥涅金、达吉雅娜、“青铜骑士”这类正面形象的描写。在说到果戈理小说中的“十足的人生真实”时，别林斯基指出：“他乐意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美好的、人性的东西揭示出来。”可见，批判现实主义是以其批判为特色的，但并没有把批判看成是它的一切。

对于别林斯基来说，真实地再现生活并不排斥“用想象去再现现实某一现象的可能性”。真实不等于照抄生活。他写道：“诗是现实及其可能性的创造的复制。”又说，诗人“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与自然竞争”，也就是说，别林斯基并不忽视诗人意识的创造性和创作激情。这就把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区别开来了。他一方面强调作品的图景必须真实，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个作家应把这图景“作为隐藏在现实本身里面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描写出来”。在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时，别林斯基说过：它“无情地揭开现实的外衣”，又“洋溢着对于俄国生活的丰饶种子”的肯定。与此相联系的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写真实同写理想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在别林斯基看来，果戈理就是这样一位“通过关于卑微和庸俗的生活的描写而在读者心中唤起对崇高和美好事物的沉思和对理想的渴望”的艺术家。但是，真正的理想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理想隐藏在现实里”，它通过“对现实的创造性的真实描写来发展真理”。这样的理想既不是“幻想的任意驰骋，不是虚构，不是梦想”；也不是“对现实的抄袭”。同时，社会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文学“找到提升为典范，化为自觉的自己的现实生活”。由此看到，真实地描写现实同写理想、写可能性的内在结合，是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现实主义作家再现生活，并不是机械地、镜子式地模仿生活，并不排斥他的创造激情和主观性。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诗人“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与自然竞争”。事实上，任何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生活时，是不可能不表现他的创造激情与主观性的。别林斯基不仅充分肯定了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描写的客观性，而且高度赞扬了作家描写的主观性。他写道：“作者最伟大的成功和向前迈进的一步是：在《死魂灵》里，到处感觉得到地、所谓是触觉得到地透露出他的主观性。在这里，我说的不是由于局限性与片面性而把诗人所描写的客观实际加以歪曲的主观性，而是使艺术家显示为具有热烈的心灵，同情的灵魂和精神独立的自我的人的一种深刻的、拥抱万有的和人道的主观性——就是那样的一种主观性，不许他以麻木的冷淡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世界之外，却迫使他通过自己泼辣的灵魂去导引外部世界的现象，再通过这一点，把泼辣的灵魂灌输到这些现象中……”^[8]

别林斯基称俄国“自然派”的代表果戈理是位“社会诗人”，这不是偶然的。按照他的理解，真实地再现现实就必须真实地描写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特点。他写道：“……所有的人都企图描写现实的而非想象的人们，但是，既然现实的人们居住在地面上，社会中，不是在半空和唯有幽灵居住的云端上，那么，很自然地，我们时代的作家在描写人的时候，也描写了社会。社会呢，——也是现实而非想象的东西。因此，它的本质不仅在于服装和发式，还有人情、风俗、观念、关系等。生存在社会里的人无论在思想方式或行为方式上都是依赖社会的。我们现今的作家不至于不理解到这一简单而明显的真理。因此在描写人的时候，他们就想去探索他何以如此或不如此的原因。由于这种探索，他们自然而然地描写着不是各别的这人或那人的独特优点或缺点，而是普遍的现象”（《1843年的俄国文学》）。既然人和社会是不能分开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描写人的性格时，就不能不描写他的环境。因此别林斯基写道：“诗人的本领应该是在实际上阐明这个问题：大自然所赋予的性格应该怎样在命运把它卷入的环境中形成”（《当代英雄》）。别林斯基的这一思想同莱辛、狄德罗和黑格尔要求揭示性格和环境的联系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不仅如此，别林斯基还指出，当艺术家在进行“社会的判断、分析”时，如果“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而缺乏任何根源于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大主观动机，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呻吟或欢乐的赞颂，如果它不是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只能是僵死的艺术作品”。这无疑是别林斯基的一个出色见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描绘了生活的真实图画，而且在于这种描绘是同作者的“根源于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大主观动机”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想象，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是由于现实主义的方法违背了作者的世界观的结果。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在世界观的“真空”中进行创作。同样，也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完全反动的，而其作品却可以属于先进的行列。列宁对托尔斯泰及其创作的精辟分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当然，我们不能把别林斯基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以为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对社会的判断、分析”的艺术，而可以忽视对人的心理描写。情况绝不是这样。在他看来，表现“人类心灵的生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别林斯基是较早地把典型化问题提到现实主义创作首位的一个。他认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并非自然主义的有闻必录和罗列现象，它应该而且必须同典型化联系在一起。典型论是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的核心。他说过，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是“现实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再现。在这里，关键在于典型”。典型是作家的“纹章印记”，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换言之，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质上是一种典型化的艺术。

什么是典型?别林斯基认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也就是说，典型“是个人，同时又是许多人，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是整个特殊的人物世界的表现，同时又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在这里，别林斯基注意到了，典型一方面是具体的、个别的现象，即“这一个”；另一方面则是“这一个”必须通过特殊与普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表现出来，即“两个极端——普遍与特殊——的有机融合的成功”。别林斯基在谈到莱蒙托夫的一部作品时，曾经这样说过：“他笔下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足以和奥涅金、连斯基、查列茨基、伊凡·伊凡诺维奇、尼基福尔·伊凡诺维奇、恰茨基、法穆索夫等等媲美，不是被当作专有名词，而是被当作普通名词看待。”同时，别林斯基还强调了典型的独创性：“在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一切形象都是新颖的，独创的，没有重复之弊，而是每一个都过着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不管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多么浩如烟海，多么形形色色，他在任何一部作品里都绝不会有一个特征重复自己。”这意味着，典型永远是作家的新发现。别林斯基还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例，具体地说明了并展现了他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是何等的多种多样。典型的这种多样性，照他的意见，不是别的而是生活本身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同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同他们的“才能和热情的信念、热情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这说明一个作家在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越是坚持典型化的原则，就越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越能写出丰富多彩和千差万别的典型，反之，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拒绝典型化，也就等于拒绝了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