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发展阶段

同湖湘文化发展表里相依的忧乐思想，大约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萌芽时期，代表人物为屈原。这一阶段湖湘文化的忧乐思想缺乏理论的阐述，并没有过多地思辨“忧”与“乐”的关系，“忧”与“乐”还是“二元对立”的结构范畴。“忧”与“乐”的思想存于只言片语中，散见于诗歌辞赋的作品中，寄托于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国，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心理的平衡，虽然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谈不上系统的哲理思考。

第二阶段为唐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发展时期，代表人物为杜甫、柳宗元以及范仲淹。这一阶段湖湘文化的忧乐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忧患意识开始具有民族精神的特质，成为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核心元素，也成了湖湘文化的一种理想人格。二是湖湘文化的忧乐思想从情绪提升为人生哲理，并对国家、个人的“忧”与“乐”进行了全面的思辨。三是湖湘文化忧乐思想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并逐渐转化为一种现实的行动力。

第三阶段为明末清初时期，是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成熟时期，代表人物为王夫之等人。王夫之将湖湘文化的忧乐思想与他的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与进化哲理、反满意识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等思想融合，为湖湘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湖湘人文精神升华创造了思想条件。此外，王夫之的忧乐思想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生关怀和民本意识，同时也是他对封建社会即将转向衰亡的敏锐洞察。

第四阶段为清末民初时期，是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近代转换时期，代表人物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陈天华等人。这一阶段，由于内忧外患，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湖湘文化忧乐思想面临着全面转换的时期。首先是传统的忧患意识逐渐转型为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意味的“救亡图存”的思潮。其次是忧乐思想的内涵、视角得到了全面的拓展。特别是忧乐思想与近代的进化论、实验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等思想结合，湖湘文化忧乐思想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其主要表现为：“忧”不再是“忧君”、“忧位”和一般意义上的“忧民”、“忧天下”，而是担忧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文明的大潮中落伍，担忧落伍者挨打。“乐”不再是“天伦”之乐、“得道”之乐、“大同”之乐和一般意义上的“与民共乐”、“乐以天下”之乐，而是为着科学、民主，奔向现代的、文明的新社会，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之乐。忧乐思想的视角不再仅仅是湖南、中国，而是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长远的时间，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五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湘文化忧乐思想步入另一个高峰时期，代表人物为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这一阶段，湖湘文化忧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时代的巅峰。一方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批判地继承了传统与近代湖湘文化忧乐思想的精华，融入了社会主义的新元素，将其发扬光大，比如以先人后己、助人之乐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以先忧后乐、先苦后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誉感，以及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湖湘文化忧乐思想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构建起一个开放、深刻、科学的理论体系，“忧”与“乐”合二为一，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忧乐思想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