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之间湖南社会风俗之变化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大量西方的“洋货”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内地。这些“洋货”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还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生活资料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刻，但是某些生产资料（如轮船、汽车）以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还发生过政治风波。
（一）西洋生活资料（主要是轻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入，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商品大量进入中国。棉制品、棉纱、棉花等商品到1885年就超过鸦片的进口额。其他如毛织品、火柴、煤、煤油、糖、金属制品也都有一定量的进口。至于品种繁多的杂项洋货进口更是有增无减。以手帕、洋钉、毛巾三种洋货为例，自1859年开始至1894年，上海海关进口额的变化如下：手帕，1859年进口89913打，进口值68271海关两，到1894年，进口258051打，进口值118878海关两，35年内进口量增长了近3倍。洋钉，1867年进口207294千枚，进口值53671海关两，到1894年，进口2421724千枚，进口值347963海关两，27年内进口量增长了12倍。毛巾，1886年进口197998打，进口值56753海关两，到1894年进口457174打，进口值147258海关两，8年内进口量增长了2倍多。[2]
郑观应（1842—1923）说过，他所处的时代进口商品非常多，洋药、洋酒、洋烟、火腿、洋肉脯、洋糖、洋果干、洋水果、咖啡、洋布、洋绸、洋呢、洋被、洋毯、洋毡、洋毛巾、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笔、洋牙刷、洋胰（肥皂）、洋火（火柴）、洋油、洋盆、洋桶、电气灯、玻璃、镜片、钟表、寒暑表等洋货几乎“人置家备……何可悉数”[3]。
“洋”字打头的各种进口商品广受欢迎，表明人们闭塞观念有所改变，但也反映了半殖民地人民的一种“崇洋媚外”心理的形成。当时的一些守旧的官僚和士大夫，一方面对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极力排斥，另一方面则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趋之若鹜。对于这一点，郭嵩焘有深刻的揭示。他在晚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
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涂公（宗瀛）一阻之，卞公（宝第）再阻之。前岁以中堂（李鸿章）传示蘷帅（王文韶）之意，嵩焘始一任之，闻者皆各欣然，甫一集议，集资至二万余。李黼堂（桓）以一书阻难，其言绝迂，蘷帅不谓然也。嵩焘恶其为鸮音，急避之。亦以每岁行轮不过七八月，湖路上下滩，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则一二尺，夏秋水涨，亦或数丈，而未可常持。内湖行轮，只能以吃水四五尺为度，其势不能运货，即人数亦不能多。既有异议，良亦不乐任此。去腊以朝命，又一议及之，具呈重申前议。在事者犹据李黼堂之言为定论力持之，亦不悟行否当察看民情、地势，不能以臆断也。尝笑轮船至内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调取轮船，独不准百姓置造，然且曰：将以顺民情也。问何以知民情？所据者独一不达时务之李黼堂。岂具呈之数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办理洋务，在官所见如此，而谓西法可行，富强可期，殆非所敢知也。[4]
郭嵩焘这封信写于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所说的“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说明在19世纪70年代士绅们的保守思想还比较普遍。当郭氏出使英国时，湖南一些士绅就曾攻击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但在十年之后，这些士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进步，郭氏在领衔呈请创办轮船公司时，有数十名士绅集资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在十年之后却出现了“阻难专在官”的现象呢？郭氏信中所说的涂宗瀛和卞宝第都是当时的湖南巡抚，这些大员为什么这么保守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与李桓一样“不达时务”，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赞成洋务事业由民办，而郭嵩焘则是一直主张民办，反对官办。郭氏“尝笑轮船至内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调取轮船”，则说明当时的官吏已经普遍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西方的时髦，崇尚洋货，但是却不准百姓举办洋务，以与洋人争利。这种怕得罪洋人又钟爱洋货的态度，正是崇洋媚外的思想表现。
（二）学习西方礼仪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风波的主体还是郭嵩焘。早在咸丰六年（1856）郭氏到上海出差与洋人接触时，就对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和注重礼仪表示好感。他在英国领事引导其参观轮船时，有“小夷目二人侍立两旁（极秀美），引绳导客。外夷示敬之礼如此”。“富领事者，免冠相见，携手一叙。”他在马路上遇到前天在利名、泰兴两洋行见过的数夷目，“与予握手相款曲。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在谈到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的印象时，说“夷人所住，靡不精洁”，“其居室最华靡……坐厅陈设绝精，而四方各安巨镜，高约七八尺，金边雕镂，至奇丽也。两镜相对，其光层迭收入，照之觉门限十余重，皆一例精雅。有磁器数种，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在记述他在轮船上所吃的西餐时说：“设几席，置酒相款。食物四器，若蛋糕、条酥之类，皆牛油为之。酒味甘
（即所谓西洋葡萄酒也），内地无其匹也。”[5]这些记载表明，郭氏第一次接触西方人，就对其生活方式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1876年，郭氏作为中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公使，到了英国伦敦之后，不仅认真学习西方的政治、科技，而且认真地学习西方的礼仪。可是，他的这些做法，却被副使刘锡鸿攻击为“汉奸”。刘氏于光绪四年（1878）四月初四日向朝廷写了一份参折，列举了郭氏的十大罪状。其中有好几条就涉及学习西方礼仪的内容，原文如下：
尚左尚右为一朝制度之大者，出洋伊始，船抵新加坡，接见该处大酋。郭嵩焘竟改尚右。臣劝阻之，伊以古礼如此为答。臣谓圣人云当遵时王之制，郭嵩焘曰：我这便是时王之制。翻译随员多闻之。未审郭嵩焘所谓时王系指洋人，抑系自指。
外洋相见之礼，以尊卑为等杀，而郭嵩焘之见同舟兵丁亦必起而垂手站立。其在伦敦，虽微末商伙，亦必与握手以为恭。上年五月，在亚美理驾之巴西国王夫妇皆游于英，相遇于跳舞会，洋人皆止起立，郭嵩焘独趋至阶前，若站班然，国王仅一顾盼询问为谁，郭嵩焘又朝参其妇于正座，此妇仅端坐一点头而已。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伦敦为各国会集之地，衣冠举动各从其俗，英人绝不强以相同。乃洋人多持伞，郭嵩焘则急于索伞，洋人不持扇，郭嵩焘则急于去扇；洋人听唱皆持戏单，郭嵩焘不识洋字，亦捧戏单；洋人闻可喜之词，皆以指击案，郭嵩焘不谙洋语，亦效击案；甚至中国茗饮本为洋人所最好，郭嵩焘且改用银盘银罐盛糖酪以奉客。摹形肖色，务欲穷工，不以忘本为耻。上年七月初九日与臣同观于喀墩炮台，被服洋衣，顾盼自得。
初抵伦敦，郭嵩焘即锐意学声洋语，苦于不能，乃令其小妾效之，以四出应酬，并令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中国闺教如此森严，不知郭嵩焘何所图利，乃汲汲然驱之以败坯。[6]
刘锡鸿的这份参折是在他离开伦敦到德国当公使后写的。七月二十七日，朝廷解除郭嵩焘的公使职务，并命曾纪泽代之，但要郭氏待曾纪泽到职后再离职。这年十一月初一日随刘锡鸿去德国的随员刘和伯来到伦敦，将刘氏上述参折的具体内容告诉了郭嵩焘。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此进行了逐条驳斥。由于刘和伯是根据记忆讲述的，所以十条“罪状”的顺序不一定准确，郭氏的辩驳就不是按顺序的。
其一，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其一，汇举十余事，据以为崇效洋人。所云效洋人张伞，则我并无伞；效洋人不用扇，则伦敦终岁重棉，何以扇为也？……其一效洋人尚右，以为不遵国制。……第十款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语、听戏，指为坏乱风俗。其肆意诬蔑如此。尤奇者，姚彦嘉竭力营办一茶会，其中相识妇女，亦令侍人（指梁夫人）在楼后迎迓，伦敦新报言之；赫德夫人与金登干夫人邀看大会一次，其日男妇游者数万人，皆以一点钟起，乃定九点钟往，十一点钟归，并预备小车周行一次，巴黎新报言之。刘云生（锡鸿）并译其新报函达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多造为诬蔑之词，谓到处酬应款曲，握手为礼。如刘云生者，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其夸张变幻，诈伪百端，则固不足论也。[7]
郭嵩焘的辩驳表明，就是在学习西方风俗方面，刘锡鸿对郭氏的攻击，有许多也是造谣或夸大。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退一步说，即使刘氏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相反，它恰恰说明，郭嵩焘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的士大夫，并且对古代礼制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在花甲之年出使西方，尤能如此虚心体察西方风俗，并且力图效法行之。这正好体现了郭氏的思想开明，能够平等对待西方各色人等，并且表现得不卑不亢，这在中国人中的确起了先知先觉的作用。
十二月十五日，郭嵩焘前往英国女王所在的阿斯本行宫辞行。行前，郭氏与英外相联系，拟携带梁夫人随同，英国“君主欣然允许”。郭氏一行到达行宫之后，“君主以其坐车二乘，迎于舟次。出入林木约三里许，至阿斯本宫。宫官家尔得拉尔导入一厅。世爵夫人巴尔克亦导家室入一厅。予就视之，则君主治事厅也，以闻中国妇女步履艰难，因使坐候于此。而君主以次就见，初见家室，相与慰劳，告以远方劳苦，必得少坐饮食，兼指示其三公主毕尔得立斯曰：‘此公主也。’亦相与问劳。次至予所候厅，相与鞠躬。因言：‘闻将回国，心殊歉然。未知以何日启程？’答言：‘约在半月内。’……又言：‘甚喜一见，且得接见钦差类里（夫人）。居此日久，常思一见不可得。若径归去，未免使人伤心。’答言：‘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今旦夕回国，以私接见，得蒙赏准，实是感悦’”。[8]这说明，英国女王在接见过程中，对中国妇女小脚十分关照，专门安排在自己的治事厅坐等。而郭嵩焘则在接见过程中特别说明，“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从而表明了他即使受到刘锡鸿的无端攻击，仍要带头开创一种让妇女参与外事活动的新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特别值得钦佩的。
（三）“洋烟”（鸦片烟）严重败坏社会风俗
如果说，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的洋货中，大多数洋货对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起了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唯有鸦片的输入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中国人习俗、身体和财政都起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
早在唐代乾封二年（667），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大明会典》也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在开始的时候，鸦片是药用，后来有人、特别是皇帝开始吸食鸦片。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宫中试验、服食丹药，他的丹药中就有鸦片，他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皇帝服鸦片成瘾，皇帝周围的一干人，久而久之，也沾上吸食鸦片的习气，并且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但意想不到的是，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所模仿，扩散至民间。这样，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俗，影响人民身体健康，而且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至少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19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写进了中英两国政府间的条约，规定鸦片按进口洋药对待，征税若干。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因而鸦片进口量很大。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5.6万箱，70年代为6.9万箱，80年代至最高点7.2万箱，占全部进口商品总值的1/3以上。[9]当时长沙就有烟馆“三千有奇”[10]，如果每个烟馆以每天吸食鸦片者为10人计，即有3万人之多。可见，鸦片危害之普遍和深入。
郭嵩焘出使英法，正是19世纪70年代，鸦片贸易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之中。而郭嵩焘在英国发现，一些有正义感的人民和士绅对其政府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感到羞耻，成立“禁烟会”，并且主动与郭嵩焘联系，希望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例如，光绪三年（1877）二月初三日日记记载：“议禁鸦片烟会堂士绅集者五十余人。夏弗斯白里为之长，手持前递公函，立而诵之。其次马克斯究尔得，条列各款，发明其意，言之更详。又其次教士里格，又条列各款诵之。”[11]正是在这些英国士绅的启发下，郭嵩焘和刘锡鸿于二月初八日向朝廷发出了《请禁止鸦片烟折》。奏折在叙述了鸦片烟在中国为害的历史及上述英国士绅“相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的情况之后指出：“其地（指英国）士绅会议，犹谓烟土贻害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中国人民肆行吸食，略无悔悟，其势非严督抚处分以督率州县，不能望有转旋。”[12]郭嵩焘见前折没有回音，便又于六月十日以个人名义向朝廷上了一个《续陈禁止鸦片事宜折》，提出了六条具体禁烟措施：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此奏折送到朝廷之后，于当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郭嵩焘奏续陈禁止鸦片事宜一折，已有旨令各省将军督抚酌度办理。”[13]显然，这不过是走过场的虚应故事。
既然靠政府禁烟行不通，郭嵩焘归国后便在湖南倡议由民间自动禁烟。当时，对如何禁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以罗汝怀为代表，主张一切假官法行之，严禁烟馆；而郭嵩焘等人则“原知官法之无可恃，姑求一二同志者躬自董率，行之乡党宗族，以希幸闻风者之兴起。士大夫退居林下，所能行者止此，非能借资官势，严法峻刑，以侥幸所志之一申者也。”[14]光绪六年（1880）二月二十三日，禁烟公社正式成立，到会者15人。郭嵩焘首先宣称：
设立此会之旨，原重在人心风俗。苏东坡云：运数所以长修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吾辈家居，无整齐教化之责，无赏罚之权，要须实实认定鸦片烟之为害，必不可稍有沾染。虽其蔓延及于天下，而吾辈十余人之心，必为之力障其流，以使后人知所警惕。所以每年按季一会，为平日酒食征逐，相为燕乐，未尝一有检束之功，提撕警觉之言，必于会时一发明其义，庶冀鸦片烟渐有止境，人心风俗亦可渐次归于纯实。[15]
郭嵩焘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和长沙一些士绅创办禁烟公社，其目的主要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