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的准确确立是该理论体系科学化的标志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都“必须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3]，通过逻辑中介最后达到逻辑终点。

（一）逻辑起点的准确确立是该理论体系科学化的标志

逻辑起点是保证“科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内在联系性。一种理论只要是科学的系统，它就必定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排列的，这种规律性也就是逻辑性。因为这个起点是逻辑的，所以，一种科学理论的起点只能有一个”^[4]。这里的逻辑起点是这门学科的核心要素或者说是细胞形态，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是这门学说的“基因”，只要按照严密的逻辑，起点这一核心要素就可以发展为整个学说体系，逻辑起点的“基因”特点是说，在该学说的逻辑起点上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门学说的全部观点。

黑格尔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起点范畴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5]，逻辑起点“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6]。起点“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他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会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相互联系，从而就会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逻辑起点还是抽象的、绝对的，而不是具体的，“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8]，“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9]。

另外，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的最初的范畴，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最后的范畴是从最初的范畴演绎而来的，演绎的逻辑过程就是对最初的逻辑起点进行规定、发展和具体化。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10]。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理论的合理性，剔除其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把《资本论》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的“商品”是最简单的，“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的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11]。商品，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在思维的进程中，范畴发展的顺序应该从最简单的范畴展开为最复杂的范畴，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论证和发展。

起点是构成体系的细胞的、元素的形式。马克思对作为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商品曾作这样的概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2]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具备普遍性的特征，而不只是个别的、偶然的存在，为一切所共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以分析商品作为出发点。

正是由于准确地构建了逻辑起点，“从而使《资本论》这部著作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严密的科学结论以及严密的理论体系”^[13]。

（二）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是辩证统一的

逻辑起点的逐个层次的展开，通过逻辑中介，最后实现为逻辑终点。在黑格尔看来，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从逻辑起点出发，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演绎到逻辑终点，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以自己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14]。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起点在终点中实现，终点是起点的目的，这样的起点才是现实的起点，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体现为一个圆圈：“对于科学说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15]

马克思也通过论述资本流通（循环）来说明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16]。在《资本论》逻辑中商品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充当着双重角色，然而作为个别（具体）的逻辑起点的商品和逻辑终点的商品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起点的商品——个别（具体）再现的是“直接存在”，作为终点的商品——具体再现的是“间接的存在”，它从属于逻辑学中的个别（具体）；从起点的商品到终点的商品，是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圆圈。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还表现在一个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的建立就是一个从逻辑起点开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逻辑终点的过程。“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7]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各个方面、属性、关系等，与此相对应的具体则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以最抽象的商品范畴为起点，揭示出资本的逻辑的结构和内容，从最抽象的范畴过渡到最具体的范畴，从而构筑起政治经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