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情怀　史家眼光——叶广芩论

一

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时代、环境这三个元素对艺术家和艺术创作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以此理论证诸文学和艺术史，不能说没有道理。当代中国作家叶广芩，本是北京市人，满族，但她1968年十九岁时就到了陕西，先当知青，再当护士、记者和作家，历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周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生命、生活和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陕西，陕西这块地域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文化对她的思想、情感乃至文学创作，显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源远流长的华夏思想和审美意识特别是汉语言文化对她有着根本而巨大的影响，但她的满族出身和满族历史文化传统对她也有深远的影响。1948年出生的叶广芩，其生活和创作，基本上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因此，共和国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化，其特定时代的现实和精神因素对她创作的影响，也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叶广芩与一般作家不同，她出身于一个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因素的影响同样的重要。不仅如此，对叶广芩来说，种族、时代、环境这三个元素对她的影响，每一个元素还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元素，而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子。比如环境元素，对她来说，一是北京，一是陕西，前者是故乡，后者是客居之地，但后者所居时间太长，是她成年以后的安身立命所在，看起来虽为异乡，却也具有故乡的生命意义了；比如民族元素，对她来说，一是满族，一是华夏大民族其中主要是汉族，对她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再比如时代元素，对她来说，既有共和国的，也有清末以来民国以来的时代精神的影响。无疑，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文化心理、文学审美上的“这一个”——叶广芩。

这样的出身和文化背景，这样的人生阅历，使得叶广芩较之其他作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较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长的历史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在叶广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始终体现出一种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长的历史意识。这两个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她写的家族小说中，也体现在她写的世情小说中。如果要给作家叶广芩的创作个性进行一个概括，我以为，文人情怀、史家眼光较为恰切。当然，叶广芩也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温婉。文人情怀，使她与中国的士人、文人传统关联起来，士人的风骨，文人的趣味，以及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都在叶广芩的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所谓史家眼光，不仅仅是指喜欢写旧时代的题材、对旧时人物感兴趣、有某种文化偏好甚至于考据癖，它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要有现代意识，包括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和文化观念，史家眼光是在现代意识烛照下的历史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广芩的创作，与传统与现代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传统和现代在她这里交汇。这就使得她的创作写旧而不陈腐，还时有新意甚至时尚和先锋，写新而不单薄、空泛，它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扎实的生活内涵作为支撑。

叶广芩创作上发生大的变化是从1994年以后。她的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她创作中新鲜的东西是什么呢？说独特的题材也行，但不够恰切，我以为，应该说是一种独特的小说精神视域。叶广芩是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叶赫那拉氏的同族后裔，尽管在叶广芩生下来后的很多年里为了生存的需要她极力讳言这一点，但这个出身所带来的很多明显的和隐秘的文化背景却是根性的，与生俱来的，血脉性的。叶广芩说：“我有两个家，中国北京东城老旧的四合院里至今还有我的亲人，那里是我的小说《祖坟》《黄莲·厚朴》们的发源地；日本广岛铃之峰的小山上也有我的亲人，那里是《风》《注意熊出没》们的产地。”叶广芩当年小说描写的题材主要的也是以这两个“家”为“依据”——我指的是她创作的精神根性来源和生命体验的创痕点，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写家族、家事或由此生发引申的叶广芩称为“古色古香”的小说，这以《本是同根生》《祖坟》《黄莲·厚朴》为代表；二是写日本生活题材、具体是有关二战中日本侵华战争特别是日本在华北作战序列的小说，这以《风》为代表。

1994年以后，叶广芩引起文坛广泛瞩目，但她并不是在那个时期才冒出来的年轻作家，在陕西文坛上她出道较早且著作颇丰，出版过长篇小说《乾清门内》，发表过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她创作上的深刻变化是她从日本访学回国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叶广芩去日本进修。由于拉开距离，有了文化比较，再去审视历史，审视两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换一个角度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叶广芩有了很多感触和新的认识，回来后创作上大变。家族背景在叶广芩90年代以前的作品里一直回避着，被压在了无意识之中，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从无意识的深海中破冰而出，不由自主地进入叶广芩的创作中，这就形成了她的一系列令文坛刮目以看的作品。她的家族小说中那种浓郁的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近代史和老北京的种种掌故，天潢贵胄的陈规旧俗，那种气质，那种神韵，非长期耳濡目染，非长期浸淫其中，非生命体验，是无法深知和熟稔的。这些气和韵加上叶广芩与之相谐的笔调的悲悯与哀怨，沉静与深致，构成了叶广芩独有的一道文学风景。

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颇受好评。就在叶广芩创作的家族小说广受关注、日益红火的时候，叶广芩曾对我说，她要为她的家族系列小说暂时画一个句号了。《采桑子》之后，叶广芩说，她要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来写。为了思想和艺术上有一个新的调整，她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写任何东西。1999年，她曾告诉我她调整之后的创作的“十年计划”：分三个阶段，写三部长篇，每部长篇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第一个阶段，写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内容的小说，在那一次爆炸中，有五个华人幸存，国内近来有一些报导，叶广芩早在日本时就已经查阅了有关档案。关于这个题材，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写过一部《广岛札记》，叶广芩说，那是日本人眼里的笔下的，她写，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事件，站在人类的高度看这一问题。叶广芩说，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高度。这个关于原子弹爆炸内容的小说后来没有见到。第二个阶段，以陕西秦岭山中的佛坪自然保护区为背景，写一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小说。佛坪位于秦岭山中，那里自然环境优美，有大熊猫，叶广芩1986年去采访过一次，后来在周至县挂职每年都去一次或多次，一方面体验生活，一方面搜集素材。最后写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纪实性的写秦岭山中佛坪县历史、文化和生态的《老县城》，一部是长篇小说《青木川》。第三个阶段，叶广芩笑着说，那时她是一个老太太了，再回到家族写家族吧。近几年来，她陆续发表的“京戏系列小说”，想来就是她当年的计划实施了。

叶广芩是一个坚定、旷达而乐观的人，兴趣非常广泛。她喜欢游历，游历中遇有不平事还敢挺身而出，豪侠仗义，让人对一个女性刮目相看；喜欢音乐书画，闲时也拨弄两下古筝，写几笔书法，画两笔画，文人趣味十足。据云其墨宝不轻易送人，但笔者当年求字，点名请她书写纳兰性德《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那首词，她写了，还写了一副对联送我：“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联语乃翁同龢所撰。她还拜了秦腔名演员全巧民（秦腔名剧《三滴血》中贾莲香的扮演者）为师学习秦腔。不过她的北京语音太重，唱秦腔发音不准，常把秦腔唱成了秦歌和京剧，后来索性跟着全巧民学了京剧，因为全巧民也曾从师于梅兰芳、荀慧生，京剧唱得也很好。《采桑子》中的第一章《谁翻乐府凄凉曲》，写王府里一个大格格喜爱唱京戏，以及由唱戏而表现出的不同常人的性格，因演戏而引发出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她近年写的“京戏系列小说”，所用的京戏知识都十分丰富、准确，看来这都与她当年下苦功学京戏大有关系。叶广芩把创作当成了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她既写小说，也写散文随笔，还写电影和电视剧本，多部作品拍成了电影和电视。

叶广芩成名以后颇为引人关注，很多人说她是“贵族出身”，她则严肃地说，她是出身平民，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是从最贫贱中甚至是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她给我讲，她十九岁那年差点自杀。那是在一个很热闹的会议的角落，她讲述了她企图自杀的经过。那一年她十九岁，在华山脚下的一个农场当“知青”。由于她在宿舍里随意和无意中说了一些话，被人告发，说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企图复辟大清王朝。尔后她就被批斗。她说：“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站在台子上被群众大会批来斗去，而老母这时一个人在北京，双目失明，还得着红斑狼疮的绝症，生活无人料理，全是老母一个人摸索着过日子，想想活着真没有意思，就想自杀算了。”自杀未遂，叶广芩说，死都不怕，还怕活着么。她说她也由此悟透了许多东西，理解了许多东西，懂得了什么是底层和真正的苦难。参透了生与死，叶广芩说她要活得快乐自在，活得值！她的自传体小说《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作为一个知青小说系列出版，其中就有她苦难经历的记述。她极力淡化她的出身背景，但她的作品特别是家族家事小说系列中所泄露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对不随流俗、清芳高贵的人格精神的肯定与赞美，都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性，难怪有论者说她是“精神贵族一个”。这种高贵精神对今日欲望化的世界有一种反动，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它有一种清凉和芬芳的意义在。她务过农，放过猪，当过护士，做过记者，由于亲身的经历，由于太多的耳闻目见，叶广芩的作品在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长的历史意识中，往往聚焦于人生的苦难，抒发“时代哀音”，但她的作品往往哀而不伤，透着一种生命的旷达，这是有阅历有见识的作家才会有的文学气度。坊间有一个传说不知是也不是，说的是有人在叶广芩面前卖弄收藏，炫宝亮奇，同时撺掇叶广芩搞点收藏，叶广芩呵呵笑着说：故宫当年就是我们家的，我还收藏什么？

二

中国社会特别是既往的数千年社会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的政制与体制同家庭、家族结构密切对应，所谓“家国同构”也。所以，家庭、家族题材小说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其中以《红楼梦》为其代表和顶峰。对于家族题材，叶广芩可以说是体验深，感受多，加上这个题材所包蕴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的内涵，叶广芩在后来比较瞩意于家族题材创作，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擅长写家族题材的小说家。《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年10月出版）是一部讲述满族贵胄命运及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是叶广芩家族小说的一部力作和代表作。

这部长篇结构上很有特点，书名“采桑子”本为词牌，满族词人纳兰性德有一首《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词，叶广芩将其词牌用作书名，词句用作小说中的章节名，“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再加叶广芩自撰的一句“曲罢一声长叹”，九句词写九个既相关又游离的故事，形散而神不散。从“我”——金家第七女、老小同时又是一个作家的角度讲述各人的故事，左右旁通，上下勾连，显得自然、亲切又极具真实感。叶广芩说，这“九个既相关又游离的故事，像编辫子一样，捋出了老北京一个世家的历史及其子女的命运历程。其中自然有不少我的情感和我的生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在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小说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的艺术，自然不能等同于个人史和家族史，但叶广芩个人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一些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她家族中一些人物的故事，还是很深刻地渗透在了她的这部蕴含深广的小说中。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亲身的阅历，没有铭心刻骨的体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换句话说，除了叶广芩，恐怕无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纳兰性德这位三十一岁便逝去的词界才子，本是叶广芩叶赫拉那族中之人。纳兰性德的《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曾被梁启超赞为“时代哀音”，称其“眼界大而感慨深”，叶广芩的《采桑子》可以说也是“眼界大而感慨深”。

叶广芩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审视既往的历史生活，对描写对象入于内又能出乎外，因而她对所写的人物，那些身上留有旧时代深重遗迹的人物，同情、理解、肯定中又有批判，批判又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重在展示人物性格中复杂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时代与人物的关系或者说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作品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小说中的金家的先祖科尔哈赤原是努尔哈赤的胞弟，跟皇上打过江山。“我的祖先科尔果”则因战功赫赫和懋建功勋而被封为郡王，世袭罔替。到祖父时，尚有镇国公头衔。“我的父亲”承袭爵位，依清例代降一等，为镇国将军；有一妻二妾，生七男七女。金家是天潢贵胄，几百年来过着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若大清江山不倒，他们也就会这样一代一代地生活下去。但是，清亡了。时代的暴风雨来了，这个大宅门儿里的人也四散而去，十四个兄妹及亲友各奔西东。一个世家在时代的暴风雨中衰落了，一群子弟在时代的激流中挣扎沉浮，形象地展示了近百年间中国历史的风云、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嬗变。

面对时代的变迁，金家诸子弟采取的人生态度大致有三种：一是追赶时代的潮流，力图站在时代的浪尖；一是抱残守缺，依然故我，不改夙志；一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行，与时俯仰。第一类人物可以长子金舜铻、三女金舜钰为代表，有意思的是，前者加入的是国民党，后者加入的是共产党，金舜铻为国民党军统高官，金舜钰为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互为仇敌，而且都忠于自己的事业，金舜钰1947年被国民党“戡乱”时逮捕要杀头时，其父亲自到南京向参与“戡乱”工作的儿子求情，让儿子念及手足至亲之情，予以营救，舜铻则对其父言：将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一切当以国家为重，不能徇私情。舜钰遂被杀。不过，《采桑子》对此类人物着笔不多，或者说主要的不是写此类人物，而是重在写另两类人物。时代的暴风雨来了，可金家的许多人由于一直生活在大宅门的高墙深院之中，在一种既定的生活方式中生活已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缺乏适应的心理准备，自然也就缺乏敏锐的感受，缺乏应对的经验，尽管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已经吹了进来，甚至打乱了他们惯常的生活秩序，但他们却漠然视之，依然保持着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天变而人不变。《谁翻乐府凄凉曲》写的是大格格金舜锦的故事，这是一个以戏为生的格格，其人生亦如戏。小说中写到，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以至于有人说：“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金家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爱唱，而且唱得相当不错，尤以大格格用功最深，自然唱得也最好，成为轰动一时也名重一时的京剧著名票友。她嫁给了时为北平警察总署署长的儿子北平德国医院副院长宋家驷，但因痴迷于京戏，又不能忘怀曾给她操过琴的一个叫董戈的青年，所以虽与宋公子结了婚，却“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宋公子失望之余弃格格而去，大格格就在分不清是戏还是生活中郁郁而终。大格格金舜锦是活于戏亦死于戏，戏唱得好却不会生活。她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了。三格格金舜钰对戏是外行，对家里动辄吹拉弹唱也极为反感，她对自家人热衷于唱戏有一个批评，倒是说中了大格格诸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姿态：现在的时局都成什么了，日本人都打进北京了，金家院里一帮男女却还要涂脂抹粉、粉饰太平，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没出息极了。大格格实际上是在现实生活找不到出路，才生活在戏里。

在时代巨变面前，金家一些子弟旧的生活方式不能为继，新的生活方式又不能适应或不想适应，却又要顽强地保持既往的生活风格和人生态度，这就需要相当的人生定力。《醉也无聊》这一章的主要人物是金家五女金舜铃的第一个丈夫完占泰，这个完占泰本姓完颜，原是金朝贵族的后裔，金世宗的第二十九世孙，是北洋时期东三省总督幕府秘书长的二公子。如果说大格格是以戏为生，这个金家的女婿则是嗜酒如命。这个完颜占泰虽然生于华门，长于鼎食之家，并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却是一个很超脱的人，性情散淡，此人不仅对出身、对家族的荣誉视若无睹，而且对世俗的一切似乎都视若不见，唯好一个酒字。这个完二少爷人很随和，嗜美酒却不食荤腥，有学问但不修边幅，颇有名士做派。镇国将军金载源对这个女婿颇为赞赏，说金家子弟缺的就是完二少这种飘逸、洒脱的做派和空灵、恬淡的性情，说跟完家的二少爷比，金家的哥儿们全是屎蛋，是一群俗不可耐的吃货。完二少的父亲热衷于政治，完占泰却对世事不闻不问，学了现代的学问也不致用，却跟了妻子住到岳父家，居于偏院，一天只忙两件事，喝酒和修道。喝酒每天不少于一坛，因而常呈迷醉态，但“醉得很有分寸，我们常见他腿脚不稳，踉踉跄跄地在院子里绕圈子，嘴里念念有词，昂首挥臂，俨然豪气如云，却从没见他胡闹乱来过”。有时喝醉了酒竟赤身裸体地绕于树上，但也只限于自家院里。喝酒之余，则是学道，他跟一个老道学道。与魏晋名士一样，完占泰嗜酒亦吃药，也服“五行散”，并且修炼一种名为“添油法”的房中术。与魏晋名士纵酒、吃药及清谈不同的是，魏晋名士的放达、任诞及佯狂，多有现实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当权者的政治迫害，完二少爷虽然可能多少也有一些消极避世的原因，但更多的似乎是相信道家的学说，是为了企求长生，甚至羽化登仙。完颜占泰受的是现代教育，本来应该成为现代形态的知识分子，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上更多的却是旧士人的格调。他与中国传统文人、名士还有些差别，中国传统文人、名士的放达、任诞往往与傲视权贵、鄙视世俗有关，完颜占泰则更多是道家的无为思想，消极，无为。在国民党垮台、共产党建国的历史巨变中，他的妻子、金家五格格先是参加欢庆的腰鼓队，后又参加南下工作团，他依然无动于衷。“外头风云变幻，我的老姐夫竟然一点儿无动于衷。解放军在台阶上坐着的时候，老姐夫也在西墙下坐着；五格格走出了北平，他还在西墙下坐着，为找回他让美国人给散了的元气而努力。这实在是一种功夫。”五格格要跟他离婚，他不急也不辩，同意离婚。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了过去的家产，一贫如洗，一方面给人糊火柴盒为生，一方面仍有滋有味地饮酒，不改其乐。在饥饿的年月，这个完颜占泰有七天没有进食，被人救醒后，他却说他正在炼辟谷。这确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道家是讲究顺其自然的，完二少爷也是顺其自然的，此人身上有一种道家精神，而且是一种彻底的道家精神。不过，这种精神却是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却没有反叛，这也是道家的无为精神。

如果说，大格格的人生体现出的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完颜占泰是一种道家精神，而金家第七子金舜铨的人生精神就是一种儒家精神了。不过这种儒，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儒，是温良恭俭让式的儒，儒而雅。舜铨是一个画家，擅长工笔重彩，从他的出身和教养来看，他继承的应该是清初“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画风，重传统，重法古人，而少革新精神。这与他的为人一样，从未走出过金家大门，接触社会实际有限，一直生活在一种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贵族之家的氛围里和书香世界里，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人格精神，为人谦让有余，争斗不足，委曲求全，而又矜持自重。年轻时，他恋了一个演文明戏的演员，因母亲反对，遂携恋人离家投奔在南京的大哥舜铻处，等他二度再返南京，不料自己的恋人已别赴巫山，竟成了大哥的夫人。此事放到谁，都难咽下这口恶气，而他却不与大哥争论，孑然一身返回家中。后来娶了一个貌丑又没文化的织袜女工为妻，对这门亲事，舜铨本来是不满意也不情愿的，但因母亲重病在身，为了做一个孝顺儿子才勉强答应的。就是这么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上有些懦弱的人，做人却是正气铮铮。在义与利的权衡中，多少人是见利忘义，而舜铨却义字当先。他不仅保存着一个偶然在夹墙中发现的楠木匣子，一定要等到兄妹都在场时才打开，而且在数十年后与大哥重逢，又凛然拒绝大哥给他的美金，说，亲情永存，血脉相连，此情谊非金钱所连结的。与世无争，重情重义，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格精神。在时代的风吹雨打之中，能一以贯之的保持这种传统的人格，确实不易。

当然，时代的变迁，社会风气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这样一个家庭。应该说，影响是巨大的，不受影响反而是微小的。这样一个言义不言利的世家，在门墙既倒、世风颓败的时代风潮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似乎也不能不遵循所谓的“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尊严和体面往往是要以经济作为基础的，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人格固然让人称道，讲仁讲信，讲温文尔雅，讲中庸之道，讲与世无争，固然有其芬芳的人格魅力，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是要以尝受诸多的辛酸和忍受许多的屈辱为代价的。完颜占泰的道也罢，金舜铨的儒也罢，从人格上来说，都有其可敬与可称道之处，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饿得前心贴后背才炼辟谷，一个穷得连住院费也拿不出。这也就是金门这个世家一些子弟在命运的浮沉中观念发生变化、人格发生分裂的现实原因。皇上已不复存在，爵位已不能世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房产、家产或被没收，或被充公，断了生活来源，金家一家人需要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金家老三舜年轻时看不惯商人，他说“但凡挨着‘商’字儿的，决没有好人”，但他到了晚年，这个对文物颇有鉴定能力的世家子弟，却以鉴定文物赚钱，给的少了还大发脾气，甚至将真的说成假的，以让卖家低价出售，再由自己的儿子买进，从中谋取大利，比奸商更奸。对此，小说中的“我”——七女金舜铭从作家的角度感受更深，老三收了文物鉴定费，“我便知道，老三这一切都不是白干的。问题是别人收这钱不足为怪，老三收这钱倒是给人以‘进步太快了’的感觉”。“他厌恶商人的论调仍萦绕于耳，曾几何时，他自己竟变作了口中斥责过的奸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人说，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有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有人就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老三的儿子金昶则开导姑姑说：“没钱是万万是不能的，金家连老爷子都开窍了，您怎么还在犯迷糊？”“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这话不假，‘穷且益坚’只能过瘾，‘富且益奸’才能生存。”这是金家后人在生活中悟出来的。

当然，这里也有一种撕破脸面的深深的耻辱感和痛苦在。叶广芩在写这些人物时，并没有止于描述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地写出了他们人格变化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变化过程。金家的下人刘妈有一段话说出了金家在败落过程中的真实境况：咱们金家倒是不经商，也不跟商人打交道，怎么样呢？轮到太太卖嫁妆、卖老爷的收藏过日子，外头人以为咱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奢华，其实顿顿是白菜汤窝窝头，蒸俩带枣儿的给丫丫，还落三娘的埋怨，让小孩子跟着苦熬。不仅是金家，金家的亲戚、蒙古科喇奉沁右旗的亲王的姨太太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断了生活来源，后来由街道每月补助老太太八元生活费，将她划入鳏寡无依的“五保户”。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连这八元钱也没人给了，在绝境中被接入金家。这个王府的姨太太精通满文，她寄人家中，用满文记了一笔流水账，记录她每天吃了什么，用了什么，以备让她那个离家出走再未回来的儿子将来如数偿还。这是一个很有学问也很有道德修养的亲王姨太太，她识书明理，但又极其无奈。这里有一种辛酸，也有一种沉痛。是人生的沉痛，也是历史的沉痛。老三舜的变化，老三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世态炎凉，年华逝去，置身于市井之中，终难驱除自己身上沾染的俗气；然而厌恶俗气的同时又惊异于以往的古板守旧，苛求别人的同时又在放松着自己。检束身心，读书明理已离我远去，表面看来，我是愈老愈随和，实则是愈老愈泄气。我自己将自己的观念一一打破，无异于一口一口咬噬自己的心，心吃完了，就剩下了麻木。老三的心也是沉痛的。“我”更是沉痛：我知道老三为什么不见舜镅了，那是羞愧，是汗颜无地的自责，是橘已为枳的感叹。我心中忽然觉着辛酸万分，眼泪一滴滴流在腮上。我的哥哥与姐姐，舜与舜镅——走了的，已然走了；没走的，正轻轻地抛掷掉淡泊的天性，怀着背叛与内疚，悄无声息地存在着……在人生的感慨中，透出了历史变迁的沉重感。

时代的暴风雨来了，一个世家衰落了，一群子弟分道扬镳了，或浮或沉，或守或变，内中多少人生况味，由中却也折射出历史的沧桑世变。纳兰性德有一首词牌为《望海潮》的咏史词：“漠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驼巷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　　荒沙一片茫茫，有桑乾一线，雪冷雕翔。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僧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咏史总难免产生今昔之叹，所谓“满目兴亡”“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叶广芩的《采桑子》是写史，写一个家族的历史，似也有“满目兴亡”“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的况味，但她的视界显然比她那位同宗族的词人要高一些，写没落而不颓丧，叹沧桑终能释怀，感伤的同时更有历史的审视意识，同情的同时更有批判的深度，叹往却不忘今天的历史尺度与高度，这就使《采桑子》有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

三

家族小说之外，叶广芩也写了不少的社会或者说是世情小说，同样很出色。《青木川》（《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是一部颇有分量，对叶广芩的创作来说也颇为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曾荣获首届（2007年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这部长篇小说，写的不是叶广芩已经驾轻就熟的家族小说或京城生活小说，它写的是陕西西南部与四川、甘肃交界的一个实有其名、实有其地的地方青木川，小说中所写的主要人物基本上也曾经实有其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叶广芩创作的一贯特色，宽阔的文化视野，深长的历史意识。面对大千世界，叶广芩独独选中古镇青木川作为题材，选择一个向往现代文明的土匪作为描写对象，这显然与叶广芩的文化关切有关，与她的历史情怀有关。

叶广芩相遇青木川，颇有戏剧性。20世纪80年代初，她为写一篇小说，其中涉及土匪，却不知何处有土匪，就在地图上找，目光游走在陕、甘、川交界处，看到“青木川”这个小镇名，就用了。后来又听阳平关的矿工说到了青木川，听到了土匪魏辅唐及其夫人的故事，不能忘怀。2001年，她终于去了青木川，访问了“大土匪”的最后一个“压寨夫人”，看遍了青木川的山水民居，听到过去现在的一些故事，颇有触动，感觉其中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人性的人生的内涵相当丰富，此后又多次探访青木川及魏辅唐（小说人物原型）的后人，这就有了小说《青木川》。

青木川镇，形成于明代，成型于清代中后期，民国时期达到鼎盛，是一个山青水秀的羌汉民族杂居的羌州古镇，至今许多地方还依然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貌。“土匪”魏辅唐——小说名为魏富堂——也实有其人，其兴学建校等事迹至今仍然在乡间流传，因为他当年所建的漂亮的中西合璧的学校等建筑还在，乡里的娃娃们还在那里上学。小说《青木川》就是在这样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经过艺术提炼与艺术加工，凿璞为玉，琢玉成器，脱胎换骨，画龙点睛，成为一部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位高的长篇小说。《青木川》以古镇青木川作为小说的背景，以“土匪”魏富堂的传奇经历及有关人物为主线，从青木川镇解放前夕的4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小说以一老二少对于往事的追寻访问作为切入点，悠悠地展开了20世纪40年代以迄于今秦岭山地中这个神秘古镇一个个神奇人物的传奇故事。冯明是离休老干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在青木川负责土改工作，他再次回到青木川，是重返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老年的怀旧，同时，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事，就是要祭奠英勇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加恋人林岚，了其一段未了情。冯小羽系其女儿，女作家，她从旧报纸的片言只语中发现了一些感兴趣的线索，以其作家的大胆想象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试图突破人们传言和故意制造的话语迷雾，找出所有隐藏在历史烟云和话语迷雾中的人物的真实面目，还原全部的历史真相。而钟一山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唐史学者，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目的是寻访杨贵妃的遗迹。一行人各怀心事，踏上了寻访青木川之路，从而也从各个视角展现了青木川的前世今生。

《青木川》重点写的是一个性格复杂、有时难以用善恶、是非、功过进行明快评判的“土匪”形象——魏富堂。这个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应该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新的人物形象。此人出身贫寒，父亲是镇上的一个卖油郎，饥荒之年，为了不被饿死，魏富堂十四岁就入赘镇上首富刘家。小小的魏富堂，在苦日子中长大，对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有头脑，有心计，也有抱负。他的起家是充满血腥和肮脏的。入赘刘家，他明知刘家姑娘是个长年卧病在床的病秧子，他还是来了。进门以后，他没有“倒插门”的缩手缩脚，倒是反客为主，并以主人自居，拉牛卖地，自作主张，气死了岳父，气疯了岳母，对刘家那个病媳妇则采取不即不离的政策，最后活活拖死了她。魏富堂以刘家的资本和根基起家，一做生意，明白经济基础的重要，二拢民心，懂得独木不成林的道理。二十二岁那年，魏富堂杀了地区民团团总，亡命在外，就有十几个贴己兄弟跟了来，拥戴他为首领，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魏富堂先跟着陕南有名的大土匪王三春，任铁血营营长，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后来看到王三春滥杀无辜，没有信义，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于是另立门户，最终回到青木川老巢发展。

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特别是在洗劫一个教堂时，意大利神父那优雅的生活方式、从容不迫的神态，桌布、刀叉、风琴、电话、汽车这些他从没有见过的东西以及英语这样的他从没有听过的洋话，让他迷惑也让他着迷，现代文明给这个世代居住在偏远深山中的“土豹子”以强烈的冲击，而现代文明的文化细节所产生的魅力也使这个在月黑风高夜讨生活的聪明人目眩神迷，进而对自己的追求甚至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怀疑。还有一件事，对他刺激或者说教育也很深。魏富堂以为他有钱有枪有权有势，他在青木川就是王，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那个卖油父亲死后，他大操大办，极尽哀荣，但他想给魏老爷子的墓碑戴个令牌，为他操办丧仪的施秀才虽然拿了他的金条地契，却给他较了文人的真，不仅退还金条地契，还说他这样做是坏了乡规，超越了规制礼数，即使硬要戴上高大令牌，也是不算数的，而且要遭人唾弃和耻笑。依乡俗，只有中了科举的读书人才能给先人墓碑戴令牌，这其中的理就是礼和文化。改变就是这样开始的，变化也是这样开始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一切也都是那样的自然，现代文明的魅力，文化的力量，如同春夜好雨，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应该说，魏富堂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明白人。聪明，就会迅速地领悟许多没有人教他的道理；明白，就会懂得这个世界比他知道和想象的要大，他应该做什么和往哪里走。

魏富堂改变了，也分裂了。他把他的土匪武装变为人民自卫队，自任人民自卫队总司令。他要发展经济，繁荣地方，富强自己。他在本地推行一些新政，办一些好事，全是强制执行，用的办法差不多都是土匪式的霸道做法，但在当地非常有效。发展经济的策略是种植大烟，却只销往外地，他严令当地民众禁烟，自己不抽，本地人也不许抽，谁抽枪毙谁，于是本地竟然没有一个烟民。再是繁荣商业贸易，大家公平交易，责令本地人不许欺负外地人，如果本地人与外地人发生冲突，先收拾本地人，于是外地客商如云。他架桥修路，桥塌了死了人，有人不想干，他就动用武装押着大伙干，还亲自监督工程质量，吃饭都在工地上。性格看似分裂，人生追求方向却很明确，那就是向着文化和现代文明。眼界既开，他在对现代文明痴迷的同时，比如他除了为自己建立现代化的洋枪配备的武装力量之外，还千里迢迢从山外背回电话、留声机、冰箱、钢琴和美国福特车，更对文化极端崇敬，舍得投入。令人惊叹也让人深思的是，此一粗野山贼没有上过学，文化程度很低，对教育却极为重视，对文化极端崇仰。他在偏僻大山修建巴洛克式的堂皇建筑作为中学校，延请名师，促人就学，学费全免，谁家不让娃儿上学，就把家长关进牢里，即使是本家人也不例外。学校开设英语课程，那些上学的山里娃娃，衣衫褴褛却说得一口标准英语，可谓奇观。这些娃娃长大后，许多人还被送出大山到大城市深造，日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物质和环境之外，他的人生，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文化靠拢。这特别表现在他对女人的选择上。作家冯小羽根据旧报纸上的一段新闻，对魏富堂几个夫人的寻访、想象、推理和判断，颇有推理小说的悬疑色彩，迷雾重重，疑团阵阵，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情节回环曲折，很是引人入胜。魏富堂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不凡之处的，作为横霸一方的“土匪”，他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眼光和追求。他不像一般土匪、土皇帝那样一味荒淫，他有他既定的理想和追求。第一任夫人刘二泉，他不碰她，也不离不弃，居然能夜夜挂在床边一睡数年。第二任夫人朱美人，虽为戏子，却很有见识，两人性情相投，可惜朱美人后来被官家斩首。再下来，他不惜重金从西安城里娶回进士后人赵氏二女，为的就是改换门庭，让魏家后人也能传承文化的基因。第五个夫人解苗子，除了有他喜欢的蓝眼睛之外，主要还在于她有文化，解苗子能读英文的《圣经》。五位夫人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女人，此人对魏富堂影响极大，魏富堂对此人也极为赞服，甚至言听计从，这就是程立雪，亦即后来的富仁中学校长谢静仪。程立雪原系北平女师大西语系毕业生，容貌出众，才学超群，其时为陕南教育督察主任夫人，1945年在翻越秦岭大梁时被魏富堂的外甥、土匪李树敏劫持，送给魏富堂。魏富堂一见，惊为天人，深为其气质谈吐折服，以礼相待。程立雪改名谢静仪，留在青木川教书，办学育人。谢静仪在青木川解放前夕身患绝症，吞服大烟自杀。魏富堂和谢静仪的学生许忠德等人把她悄悄地埋在了青木川，对外则宣称校长走了。魏富堂和谢静仪的关系，用魏富堂的女儿魏金玉的话说，“他们的关系清澈如水，可鉴日月”。应该说，在魏富堂周围，在整个青木川，最有文化也最有见识的人，当是这个中学校长谢静仪，所以魏富堂对谢静仪不仅待若上宾，“一味尊敬”，而且遇到大事要事还要向她求教。在最后向解放军是“降”还是“反”的问题上，魏富堂依然乞求谢校长指点迷津，只是因了青女等人的捣鬼，阴差阳错，才导致了后来的结局。土匪魏富堂也是人，文明点化了他，文化开化了他，他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对精神文化的崇仰，应该是一个人正常、自然而合理的人性需求。所以说，土匪魏富堂性格的演变和人生的轨迹，既反映着特定历史的社会内涵，也透示着丰富的人性内涵。

魏富堂是以土匪和反革命罪被新政权枪毙的，其实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一定的立场和远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他采取的基本上都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敌不过人，力量也不很大，只求保存自己的实力以自保。这在乱世，躲在三省交界的三不管也鞭长莫及的偏僻山区，是可行的，但在共产党已然统一天下的治世，他不做顺民，则是万万不行的。政治上的短视与一定程度上的盲目，与他的文化视野有关。可惜，他的身边既没有李自成身边的谋士李岩（史上有无李岩其人，史学界有争议，姑用小说家言）那样的文人，也没有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那样的党代表给以“常青指路”，谢静仪算是有文化也有见识，但也只能是搞些教育，倡扬一下文化，政治上帮不了魏富堂什么忙。所以，魏富堂只能是雄居一方的半匪半绅、亦绅亦匪的“土豹子”，他的悲剧结局几乎是必然的。魏富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许意识到了他可能有的结局，于是他迅力地朝着文化奔跑，努力地向文化人学习，结果倒在了半途上。

《青木川》是以倒叙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在当下的寻访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或对接回忆和追述，历史和现实交替闪回。小说以今天的视角写昨天，以昨天映照今天，在一种恍兮惚兮的历史烟云中，历史与现实贯通，今天与昨天形成对照。小说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在追寻历史，追寻的同时当然也在反思，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在叩问今天。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也是一种历史态度和方法，它意图表达的是多维视野观照下的多元价值取向。冯明是政治思维指导下的红色话语，冯小羽是文学是人学思维方式下的文学话话，而钟一山是求真证实的历史话语。1952年，魏富堂在“镇反”中被枪决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富堂中学，冯明努力地想要证明历史决策的正确，可乡民们却依然恭敬地记得的是那个“魏老爷”。冯明的愤怒和失落极有历史感也有时代感。冯小羽看到的是一个粗野山贼与文化与有文化、有品位的女人的故事，以及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被一个大土匪改造为一片富庶繁华的热土，一个豪强暴烈又锐意进取的“土豹子”在割舍不断的文化向往中，被文明慢慢驯服，这个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发展中，他执著却未必自觉的脚步是那么的意味深长……叶广芩不是在做简单的“翻案”文章，她是以一种新的历史视角，新的文化观念，重新打量那个被镇压了的家伙以及他脚下的那片土地，从中国历史纵向打量，也从世界格局横向考察，这是用现代的文化眼光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它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是丰富的，当然，给人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

四

叶广芩近年来发表了一些中篇小说，总名为“京剧系列小说”，其题目都取自传统京剧剧名。小说内容与原剧作的题旨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些京剧题目对叶广芩所要表现的小说的思想内涵，起着一定的或点题或烘托的作用。这些小说或写家族秘史，或写旧时京华人物及其生活，其文人情怀、史家眼光更是彰显无遗。小说用笔看似散漫随意，信手拈来，实则别具匠心，蹊径独辟，放得开，收得拢，似臻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故事讲得行云流水，人物写得入木三分，从容淡定中蕴着智慧和深刻，闲散温婉中透着幽默和锋芒。

《盗御马》（《北方文学》2008年第1、2期）写的是当年的知青生活，《玉堂春》（《芒种》2009年第11期）写的也是当年知青生活的所见所闻与所遇，但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旧时北京和现时的陕西两地，写了两个都具有妙手回春医术的“神医”，北京的陈玉堂和在陕西的陈豫堂，写神医是讲故事，其主旨还是展示当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社会现实和下层人的生活命运，揭示人之病与社会之病。《豆汁记》（《十月》2008年第2期）其京剧剧目又名《金玉奴》，写自家原来一个女仆莫姜的故事，莫姜出身卑微，命运悲苦，但气韵清朗，自尊自爱，能以仁爱待人，遇事颇有主见。《小放牛》（《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5期）写“畸人”或者说是“异人”张文顺，这是一个太监，还有“我的五姐姐”，他们当年都演过包括合演过京剧《小放牛》，后来生活都发生了巨变，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虽为芸芸众生，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贫乏单调，也有五彩缤纷，也掀万丈波澜，天地万物，六合之内，几乎无所不包。叶广芩自己说，《小放牛》说的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这种放飞尽管艰难，尽管曲折，却是人的本真和本能，是无法遏制的精神追求。《豆汁记》和《小放牛》，写的都是小人物，或是地位低贱的女仆，或是命运悲惨的太监，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心灵世界，世事多变，命运多舛，但他们坚守其认定的做人原则，至死不渝，这种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也许正是叶广芩看重的。

“京戏系列小说”中，表现家族秘史和旧京生活的，也许更能体现叶广芩的文人情怀和史家眼光。关于这些小说的真实程度，叶广芩说，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简短回答似乎太原则，她说她写得未必比生活更高，但她“创作的人物基本都是有原型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10期）。《采桑子》之后，叶广芩说她的家族题材要放到做了“老太太”时写，而今重新提笔，显然对某些事件和人物有了更为深刻的会心和思考。《状元媒》（《北京文学》2008年第12期）写“我”父母由偶遇相识到结为连理的婚姻过程。母亲原是北京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平民，父亲则出身豪门贵族，曾为大清国的“镇国将军”，留过东洋，其门不当户不对的千里姻缘，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所牵，其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也饱含着丰富的老北京的生活故事。从情节上看，中篇小说《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应该是《状元媒》的续篇，从人物上看，这部小说将上部小说以事件为主的散点透视聚集为母亲这样一个女性。《大登殿》写母亲对婚姻的态度，主要写母亲为是正房还是偏房的名分进行的抗争和正名。小说还有一条情节副线，自然地穿插了一个当代年轻女子的生活方式，意在表现不同时代女性对生活的态度和他们不同的价值观。母亲是民国初期的女子，为了抚养弟弟，三十岁才出嫁，到了洞房花烛夜才知道所嫁的男人比自己大十八岁，而且还有一个已经给他生了七个孩子的夫人。母亲于是大闹洞房，演出了闹婚、逃婚、抗婚的系列剧。父亲是个毫无心计、满腹经纶又永远快乐的北京大爷，遇到此类难缠事情选择的是逃开。母亲远赴天津寻找状元媒讨个说法，媒人刘春霖的回答是“明媒正娶，坦荡磊落”，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怎能是小老婆？”状元媒人说叶家虽有夫人，但那是妾，而母亲是父亲一见钟情娶回去的妻。媒人还说大十八岁不是问题，自己的女婿就比女儿大十八岁。媒人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母亲觉得自己并不比状元的女儿更金贵，讨得如此说法，母亲遂平心静气，回去安心过日子了。如此讲究并看重一个名分，这是母亲那个时代人的观念，它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与生命一样有价值。可是到21世纪初，母亲的重外孙女儿，一个硕士毕业生，不找工作，却找了一个已有家室、比自己大二十八岁的大款。母亲当年看重的名分，在重外孙女儿看来却是没必要追问的事情。叶广芩在这里写了时代变化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生活变化与人的价值观的变化，颇有历史感。

《三岔口》（《中国作家》文学版2009年第5期）写性格与性情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或者说是人的命运同性格和性情的关系。人生可能有许多三岔口，但关键处就那么一两个。小说中写的三个人物，我父亲和姑爸爸家的两个儿子大连、小连，虽然同是亲人，同属“八旗子弟”，他们后来的命运遭际和人生结局却迥然有别，这是他们在人生的三岔口自我选择的结果。当然，这种选择与他们各自的性格与性情大有关系。父亲是没落贵族，有着文人士大夫的情怀，以绘画为事，懂礼仪，循规矩，尚艺术，爱美食，凡事拿得起，放得下，30年代初到江西景德镇云游写生。小连十八岁，风流多情，在北京和一个药铺老板的女儿小瑛子相好，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她娘不愿小连娶那个女子，就叫他跟舅舅一起到景德镇，以逃避婚事。走到九江，得知小瑛子上吊自杀，小连痛不欲生，恨不得跳进长江追随小瑛子而去，硬是被父亲劝阻了。就是这么一个多情之人，经过革命熔炉的锻冶，后来则变得冷峻、理性，很有原则性，他的哥哥大连解放后被关进监狱，适逢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父亲和“我”去见他，他让夫人接待，夫人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有为个人的事朝国家张过嘴”。在景德镇，父亲和小连住在一个庙里。庙里住持是父亲留学东洋时的师弟，如今放下了所学的化学专业，青灯黄卷，过上了远离世俗的生活。此时庙里住了一个红军的团指挥部，小连很快喜欢上了一个叫吴贞的女红军，并跟着红军做些事。父亲帮小连也是帮红军写些标语，红军团长叫父亲帮部队办了一个教写字的美术班，红军撤退时，团长极力鼓动父亲同他们一起走，父亲没有去，小连却跟着走了，由此走上了革命，因此当上了大官。大连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他这个旧政府遗留下来的所谓“录事”，但他懒散惯了，不适应新政府的纪律约束和工作作风，辞职不干了。没了职事也就断了生活来源，生活拮据，他就到亲戚故旧家蹭吃蹭喝，招摇撞骗，落得个人嫌狗不爱，再后来则混入了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最终沦为阶下囚。“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交汇点，也是出发点，三个亲人不同的人生选择和命运道路，皆与这个“三岔口”有关。风云际会的大革命时期和改朝换代的历史紧要关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各自人生的“三岔口”。“三岔口”的人生选择当时看似偶然，看着不那么经意，但放大拉长置于一定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偶然与人的性情有着必然关联，这种不经意却决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人生道路和命运结局。

叶广芩在《小放牛》创作谈《心灵的放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10期）中说，她的“京戏系列小说”，“说的依旧是北京的过去和现在，关于这类话题似乎总是说不完，只要生命演绎着，便不会枯竭。北京是我的故乡，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爱这里的人，爱它的古老沉稳，爱它的时尚快捷。我年轻时走向了西北，在黄土地生活的时间远多于京城，但儿时的精神烙印一直起着决定作用，幼年的性格铸造已经定型，即使是走南闯北，即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是无法改变的，命运的根把我牢牢地系在了北京，系在东城那座老旧的四合院里，无论走多远也离不开这个中心”。关于她写的这些“京味”小说，“人们可以不看，但我不能不写，因为它们和北海的白塔，和隆福寺的小吃，和通达的地铁，和街上往来的车流一样，是北京的一部分。它们使历史与今天糅合，将昨天和今天衔接，填充起北京构架的细部，使这座城市的内涵活跃而生动，使我的故乡充盈得满满当当”。老北京和新北京，既是叶广芩生命的故乡，也是叶广芩文化精神的故乡；她选择的“使历史与今天糅合，将昨天和今天衔接”，是她文学的表现手法，也是她史家眼光的体现。

由北京而陕西，由西安而北京，这是叶广芩的两地情，双城记。叶广芩是一位文人情怀很重、历史眼光很强的作家，两地情也罢，双城记也罢，表现在创作中，都能充分地展示她这两点艺术特色。

（原刊《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