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观察 透视——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走过了六十年的路。学界有人把共和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碑，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需要拉开距离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六十年一回首，前三十年的文学历史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许多人物与事件的真相也差不多水落石出，后三十年的文学历史由于距当下太近，有的轮廓较为清晰，相当多的尚处于斑驳迷离的光影之中，看清，似乎还有待时日。所以，写史论史，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早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吧，作家、作品，人物、事件，较容易说清，往后则还需要沉淀。李洁非近年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的《典型文坛》〔11〕就是一部对当代文学史中的风云人物、代表性人物亦即他所谓的“典型”人物进行研究的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人物，主要的文学活动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集中在前三十年，有的则延伸到后三十年的早期。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
李洁非在题为《选择，然后观察》的“自序”中表明：“在本书，我专心致志做两件事：选择与观察。”所谓“选择”，就是“挑选一些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并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李洁非说，所谓“代表性”，他不看重这些人物的作为和成就，而是看重他们的遭遇、处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做出的反应。“他们实际上不是作为个人进入我的视野；我选择他们，在于他们都是历史的表现者。”所谓“文坛”的“典型”，即此谓也。李洁非收入《典型文坛》一书的“代表性”人物或“典型”有：丁玲、周扬、胡风、老舍、姚文元、赵树理、郭小川、张光年、夏衍、张恨水、浩然十一人，而他在2009年《钟山》杂志前三期又接着写了路翎、刘绍棠和陈企霞，加起来一共十四人。这十四人或是当代文学史甚至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确实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丁玲是五四文学之后解放区文学即延安作家的代表。周扬是解放区即延安理论批评界的代表，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坛的掌门人。胡风是国统区左翼理论批评界的代表。用李洁非引用谢泳的观点，丁玲和周扬等是“延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风等是“左翼知识分子”代表。老舍是国统区更是20世纪代际转换时作家的代表。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1956年至1966 年）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化的代表。赵树理是延安“讲话”方向的作家代表，更是新中国成立后跟不上新的“形势”因而显得落伍的典型。郭小川是“战士”与“诗人”，同时也是行政与创作矛盾方面的一个代表。张光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新时期开创时期中国文坛新的掌门人、从“周扬版块”过渡到“张光年版块”的代表。夏衍是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张恨水是畅销书作家的代表。浩然是“文化大革命”作家也是“工农兵作家”——“农民作家”的一个“样本”。路翎是20世纪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而后来则被改造为不会创作的典型。刘绍棠之“从‘神童’到‘右派分子’”颇具典型性。陈企霞反映了一个作家在那个时代的政治高压下是如何“屈服”的。十四人，各有代表，堪称“典型”。
一个时代的精神或精神特点，往往是通过这一时代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或“典型”人物表现出来的。胡适曾说：“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12〕李洁非选择叙写的这些人物，虽然当时并未入祠奉祀，以后大约也不会，毕竟时代不同了，但这些人物，皆为一时之翘楚，其时风云际会，或引吭高歌，震动一时，或引领潮流，众皆趋之。如果说不上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至少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某些精神特征。历史是一个宽阔的河床，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同时也是泥沙俱下，因而，面对历史，择其典型，就不能单凭一己好恶或陷于某种成见定论之中，而应当对历史进行全面审视，包括对所谓的“反面人物”也要重视，这些“反面人物”往往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历史价值值得重视。李洁非写《姚文元：其人其文》就给人以很大启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风云变幻，风雨欲来，最终黑云压城，少了此人，不好看清，无从说明。因而，透过包括姚文元这样的典型，我们不仅可以见出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或某个问题，也还可以见出文学之外更多的历史的时代的信息，获益良多。
写史有两个要点：一是史实，二是史识。没有史实是空论，缺乏史识只是材料的堆积。李洁非说，“观察”是他写人的“方法”，“观察得仔细、详尽、深入，就足够了”。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很少去概括，甚至不怎么发议论。他们总是在观察，把观察到的讲述出来。他们认为事实本身能够说明一切，人们从事实中得到的教益，胜于主观抽象的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李洁非特别说明：“本书以人物为主体，但它不是传记，是观察。”“我的目标是，透过他们，把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某个问题看清楚。”李洁非虽然说他的方法是“观察”，但这个观察是靠“眼力”观察的，“观察”并不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关键还在“眼力”。说到“眼力”，当然就牵涉到“史识”。而“观察”也要有一定的分析。李洁非写这十四个典型人物，我们时时可以见到他精当的分析，对史实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理性的冷静的，分析中颇能见其史识，明达，透彻。
从李洁非的“观察”看，这种观察是在一种宽阔的文化视野中的观察，是在现代价值坐标下的观察。写史也罢，写历史人物也罢，是一定要有大视野的。李洁非写文坛这些典型人物，把他们都放在了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李洁非在写胡风时，对其《三十万言书》有他独到的评价，认为此中“唯一包含‘真问题’潜质的”，是其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这里，胡风越出理论教条之外，面对实际，“显出了一个杰出文艺批评家的敏锐”，胡风切实地考察、思索与文艺实践（文艺生产）紧密相关的文艺生产方式问题。李洁非认为：“这是过去五六十年第一次有人触动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李洁非从大视野中论述这个问题：中国文学在20世纪步入“现代”概念，先后有两次根本的变革。一是“五四新文学”，一是“共和国文学”。两次变革所带来的，都不仅仅是新的作家、新的作品、新的文学观念，这只是较表层的体现；在深层，变革实际上在于新的文艺生产方式的建构。“五四”前后，报业发达、科举废止造就出“职业作家”，导致了中国文学内在机制的一个彻底更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及1949年后，中国文艺生产方式又进行了一次革命性转换。《长歌沧桑》中写周扬，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作者认为，红色文学原来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一文学潮流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先以“左翼文学”面貌出现，30年代末和40年代，进入延安阶段，最终生长出来共和国文学这个果子。这种文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充分组织化的文学”。“过去我们说创作或作家是文学的主体，而在组织化的框架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作家的创作和发表的前头，先行存在一些决定性的环节，规范、指导甚至直接规定文学生产的所有细节，大到创作方法小到主题与题材的确定，甚至作家的世界观直至作品某一段落的具体描写、用词用字。可以说，在这种文学当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家及其创作，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艺术秩序，创作是在其规范下发生的，至少，在其规范下创作才被接受为文学上的事实。”〔13〕只有对这种组织化的文学体制有真切的感受和充分的研究，才能理解这一段话所说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大视野下的观照，再来看作者引用周巍峙先生对周扬的概括，“他是左翼文艺坚强的年青领导者，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代表人物，他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家，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概括确实是简洁而准确。李洁非写周扬，有他自己的眼光。他认为，“周扬一生，是一首变奏曲”，“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而“每个时期的周扬，都大不一样，甚至很不相同”。通过对每一个不同的周扬的“观察”，我们发现每一个周扬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四个不同的周扬裂变的轨迹清晰可辨而且合乎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读之真让人“长歌沧桑”。
此书写人物，采取回到现场的写法，既重视写人与事的重要的关节点，又尽可能地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还原到细节。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重视细节，抉微阐幽。《凋碧树》写丁玲：“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廊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个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14〕这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特别是对丁玲其人，对丁玲与同时代文人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丁玲与周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理论批评家兼文坛掌门人，都是湖南人，都有过在上海参与“左联”的经历，又都从红色延安走来，但因了诸种原因，“个人恩怨肯定是有的”。《凋碧树》写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的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形式和礼仪的国度，“形式”和“礼仪”，不深究的人往往以为它们只是“形式”和“礼仪”，表面文章，殊不知它们总是包藏着深刻的内容甚至深深的玄机。“鲁郭茅，巴老曹”，这是后来几经琢磨之后的排序。当初，李洁非分析说，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丁玲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到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丁玲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也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不论男女，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因此，“只挂四人相片其中便有丁玲，而且，‘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其中‘论定座次’的意味，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偏偏无独有偶，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悬挂了中国四位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而周扬当时是“中国文坛权力场中无人俦匹的统治者”，看如此排序的照片，内心滋味想必比较复杂。还有一个细节，引用的是丁玲1985年的一次谈话：“爱伦堡五二年就问过我，周扬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们文艺的领导，搞点理论批评。他说这种人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类似这样的细节，李洁非特别注意挖掘，并探究其深长的意味。再比如写赵树理的《“老赵”的进城与离城》，写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北京城，不习惯那里新的生活，与其他知识分子也合不来，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委员在全聚德会餐，他却悄悄地独自跑到胡同口去喝老豆腐。这样的细节，生动，有趣，传神，读了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史书多了这样的细节，就显得扎实了，具体了，也好看了。
写人物，借“人”说“事”，人是一个视角，不从人这个角度观察，有些事情说不清楚；而“事”在“人”为，人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场合甚至历史的关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中写的张光年。经历过80年代的人，对那个时代还记忆犹新，但对当时文坛变幻的风云未必就知其底里，不免有雾里看花之感，读了此文，会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这里写了一个人，而这一个人与几个人与一批人而且是当时一批文坛甚至国家的顶尖人物都有着联系，发生着各种微妙的关系。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而这一种力量与其他另外的力量，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的异彩纷呈。而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也颇具戏剧性，双方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拉锯战，正因为是拉锯战，所以显得波诡云谲。透过这篇写张光年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期的文学原来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
许多关于当代作家的传记和评传，因为诸种原因，往往写得见事不见人，或者是见人不见心。李洁非笔下这些文坛人物，能让读者见其人又能见其心，这是一种历史态度，也是一种功夫。见人又见心，往往需要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我这一辈子……》写的是老舍，如何写好老舍，切中肯綮，李洁非有一段话说透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凡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都不简单地因为写得好；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一定在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当中具有某种代表性，能够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典型人物’。”而老舍，“结合他一生的具体实践，我捕捉到一条主要线索：老舍突出表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际转换时，作家的处境及可能的努力”。而“文学的代际状况，是文学史研究值得深究的方面。因为，代际这样的一个独特区域，交织着历史最丰富的精神冲突”。〔15〕老舍从国统区作家一下子步入共和国，因缘际会，或喜或悲，皆与这个代际状况有着深切的关系。作者从代际状况入手，写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最主要的，是探究其心，试图真实地描画出老舍“我这一辈子……”的心迹，从而解释一些历史谜团，包括何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纵身一跃，沉入太平湖。
写史，重在科学求实，这就要求史家能坚持以史为据，独立思考。《典型文坛》是一部坚持独立思考的书，不与时俯仰，更不人云亦云。《误读与被误读》写的是胡风，胡风冤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发生的最大也是最惨的冤案之一，李洁非在以史实细述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笼”前的社会背景和胡风写作此书的主观思想后说：今天，胡风和《三十万言书》都被平反了，《三十万言书》作为当代文艺史的研究资料，它应该并值得出版。“但我需要表达一点个人看法：我认为它非常重要，但在某个方面，我不能把它看作当代文艺史上一个正面的文本。”为什么呢？“作为‘上书’，《三十万言书》既非面向公众的学术著作，甚至也不是为朋友同好间的思想交流而作，其对象不包含文坛、读者和社会，只面向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它是秘密的、非公开的文本，它的诉求在于直接呼唤、引起政治权力的关切与反应，它排斥讨论、商榷与探究。它跟封建时代的‘密劾’，没有不同——以密封本章直达上聪、请求‘圣裁’；这种形式，有其不能忽视的独特的‘思想性’。它带来的往往是独断、不公以至对他人凶险莫测的后果。”“任何理性健全的人都无法赞成：谬误，可以援引另一种谬误来替自己辩护。”〔16〕这真是一种清醒的史家意识。当年千万人包括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都一往无前地唾骂胡风及其《三十万言书》，固然是时代时人的大谬大误，如今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被颠倒了东西再颠倒过来，不去细辨那个被颠倒的东西究竟品质如何，情绪性地一味称扬，那也不是史家的科学求实态度。
解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思考过去，揭示它的意义。对历史的思考，是为了今天，为了未来，不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正如李洁非所言：“历史，不会只因为我们经历了它，就自动被了解；只有重读和反思，才会成为一笔财富。”〔17〕共和国的历史六十年了，共和国的文学也六十年了，国家要发展，文学也要繁荣，因此，回顾历史，思考历史，以史为鉴，显然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原刊《南山书院》2009年夏之卷）
〔11〕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胡适：《书院制史略》，见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13〕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93、79、122页。
〔14〕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93、79、122页。
〔15〕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93、79、122页。
〔16〕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93、79、122页。
〔17〕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93、79、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