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翻译原理略论——序《旅游文化汉英翻译概论》
辜正坤
根据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不同的翻译题材、不同的翻译时空条件、不同的语文对译状况、不同的翻译服务对象、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不同的译者，都会影响相应的不同的翻译标准的厘定。
显而易见，旅游文化汉英翻译在题材上不同于专门的文学翻译、社科类翻译或科技类翻译，但它又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和一般的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它和其他领域题材的相似性利于我们借鉴利用相似领域的翻译标准。但是它的特殊性，则又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照搬任何别的题材领域的翻译标准，因此，我们必须为它量身制作出适合于它的特殊性的翻译标准。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不是单一的长篇文章或著作，而是由大量相互之间并无直接的上下文文本联系的旅游景区翻译现象碎片，例如文化宣传文本、旅游景点名称、旅游公示语、旅游广告宣传用语、导游词、中国菜名等构成。这种特殊性使得旅游文化翻译要求各式各样的翻译对策或翻译标准，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可以奏效的。清洁工刚刚擦洗过地板，为了防止行人滑倒，很可能会放一块注明“注意防滑”的标示牌。如果忠实地将“注意防滑”英译成“Beware of slippery”，其警示效果远远不如照顾欧美人的文化习惯而仿译成“Wet Floor”这样的用语。这种对译地道、简洁，符合文化上的灵动对应效果。因为，欧美人在通常情况下就是放这种字样的标示牌，他们一望而知其含义，无须多思考就会本能地按照该警示语行动。这样的翻译既大大减少了旅游者的理解成本，[1]也更加有利于该警示语能够起到最佳的警示作用。
旅游文化汉英翻译在翻译时空条件上也不同于诸多的别的翻译领域。比如说，此种翻译往往是在流动状态中各种翻译现象的交织呈现。随着旅行者的步伐，翻译多是口译行为。而在驻步浏览景观的短暂时间内，旅游者亦往往能够瞥见各类介绍景点的张贴、镌刻、涂写的书面翻译等。故一个旅行者既要使用其耳朵，也要使用其眼睛来关注相关的翻译信息。眼耳并用或交替使用，是旅游文化汉英翻译（也适用于一切旅游文化中的语言对译）中的特殊现象。如何将听觉翻译现象流畅地过渡到视觉翻译现象，使二者交相呼应、互补互彰，是旅游文化翻译者（例如导游及相关的职业翻译者）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具体场景）在旅游者心中会产生相应的感受，旅游文化翻译必须契合这不同时空中的景观呈现出来的实际效果。如果不分春夏秋冬永远使用一套死板的解说词，无疑会影响翻译效果。因为随着早晚、季节的更替，旅游景观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状态是会变化的。如此等等，我们都应该厘定相应的翻译对策或翻译标准。
旅游文化翻译在不同的语言对译状况方面也不同于诸多的别的翻译领域。汉英对译现象更多一些，但是汉法、汉俄、汉德、汉日等对译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为旅游者本来就多种多样。在汉英对译中采用的译法不一定都能照搬到其他语种对译中去，反之亦然。这个道理很简单，此不赘述。
旅游文化翻译面对不同的翻译服务对象时，其翻译对策或标准也有别于诸多的别的翻译领域。请设想旅游者是一群小学生，或者是一位受教育较少的老妈妈，难道我们能够机械地背诵所有的导游词吗?如果旅游者是一群科学家或政治家或艺术家，我想，真正有能力的导游翻译将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随机地修订其导游词、使导游词内容能够更加契合当前旅游者的接受能力或接受状态的。当然，我这样的要求也许太苛刻、太理想化，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游翻译者，是很有必要了解这种要求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要求，但是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无疑有助于不断改进我们的旅游文化翻译水准。旅游文化翻译是最具灵动性的翻译现象，它不但要求译者有相应的文化涵养、语言对译技巧，而且要求译者具有很高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一个导游翻译脑子里可能记熟了很多段落的导游词，但是他不必总是千篇一律地像录音机一样地播送它们，而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服务对象临机处理、像处理电影镜头一样巧妙地剪辑出符合当前需要的最佳导游词。
旅游文化翻译在不同的翻译目的方面也有别于诸多的别的翻译领域。关于此点，目前本书阐释得最充分。作者援引德国“功能翻译论”来处理旅游翻译文化问题，在我看来，是言之有理的。当然，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思想，其实在中国人这里（比如在鲁迅先生等人的翻译理论里），早就有了（参阅笔者的《玄翻译理论》，1999年）。不同的是，德国学者的陈述方式、用语和例证与中国学者的颇不同，显得更加系统、更具有学术规范性，因此也值得我们借鉴利用。[2]
旅游文化翻译如果由不同的译者来施行，其效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别，这是无疑的。长于文化知识类的译者会注重知识的传译、长于文学艺术类的译者会注重语言表达的艺术性、长于交际技能者会注重翻译的应机性实际效用、长于伦理教化思想的译者会注重翻译本身的道德情趣……如此等等。一个译者可能只属于其中的某类译者，但是也不妨碍有的译者会兼擅数长，成为登峰造极的具有全面能力的译者。所有这些译者都会不知不觉地依据自身的条件厘定自己的翻译标准，这也是必然的。我们不好非难他们各自的标准，但是我们有义务提醒他们厘定翻译标准的种种相关条件，让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好那些能够更有助于他们发挥自己长处的翻译标准，同时又注意和其他相关标准协调好关系，尤其应该注意清楚自己的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旅游文化汉英翻译概论》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是为序。
2013年10月1日国庆节于北京大学
[1]“理解成本”概念是我在多年前就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可以用来阐释很多理论问题。2010年5月7日，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典籍英译大会上，我提交了题为《典籍英译标准略论》的主题发言稿。在该发言稿中，我再次用“理解成本”概念阐释了典籍英译的翻译对策问题。2013年5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上，我以《论理解成本与翻译对策的关系》（How Does the Cost of Understanding Condi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关于此概念的具体论述，亦可参见范先明《辜正坤翻译思想研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十五章。
[2]顺便说说，“功能”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至少在中国古籍《管子》里，我们就能找到用例，其意思是效能、效果，如：“工治容貌功能。”（《管子·乘马》）又如在伟大学者和佛经译者玄奘大师的《成唯识论》中也有：“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古汉语中的“功能”除了有“效果”、“效用”、“作用”的意思，还有“功绩”、“才能”的意思，例如《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卷十三中就有：“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