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艾滋病疫情发展及其研究视角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艾滋病规划署于2011年11月30日联合发布的《2011年全球应对艾滋病行动进展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世界约有3400万人携带HIV。2010年，全世界大约有270万人新感染了HIV，艾滋病死亡人数降至180万人（UNAIDS，2011）。虽然报告显示全球应对艾滋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并不意味着艾滋病防治形势有所缓解。这一方面表现为艾滋病除了具有其生物性的难以治愈外，更由于道德污名以及社会恐惧而使其充满社会歧视。这些都让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此导致相关的服务难以全面而有效地开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世界各地在HIV新感染率、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覆盖面以及预防母婴传播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虽然医疗科技的发展推动了艾滋病的防治，但由于国际间贫富差距悬殊，这些昂贵的防治技术并未惠及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艾滋病在非洲及亚洲地区的肆虐。从2007年及其后的数据可以看出，北美、中西欧、东亚的发达国家的感染人数以及新感染人数都低于全球相应人数的5%，而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南亚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感染人数以及新感染人数就占据了全球相应人数的80%以上（UNAIDS，2008）。考虑到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导致许多艾滋病患者选择隐藏自己的病情，实际存在的艾滋病患者会更多。加之艾滋病疫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散，使得感染HIV的风险人人都有。因此，如何系统地、人性化地为艾滋病患者群体提供防治服务，就成为摆在政府以及全社会面前的艰巨使命，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整体上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2009年，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表明：截至2009年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的HIV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其中病人约10.5万人；2009年新发感染者约4.8万人，因艾滋病病毒而死亡约2.6万人。到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依然呈上升趋势，并且局部地区高发流行，全国HIV感染者和病人约78万，其中病人15.4万。随着HIV感染人数的增加，相应的艾滋病防治成本也不断地增加。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2006年的14.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亿元。HIV感染者需要的治疗费用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医疗费用。另外，由于目前感染者多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年龄集中在20—40岁，这也导致了社会整体生产力和社会秩序的受损。相关研究发现，艾滋病对感染者个人及其家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就业机会减少、劳动收入下降、医疗支出明显增大；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性别不平等加剧、贫困家庭儿童教育机会减少及社会歧视扩大等[1]。因此，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一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1985年中国报告了第一例HIV感染者以来，艾滋病作为医学问题以及公共卫生问题而被新闻媒体和纪实文学关注，并得到大规模的宣传报道。随着艾滋病疫情的悄悄扩散，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艾滋病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而中原地区卖血导致的艾滋病疫情蔓延，直接促成了中国政府以及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的普遍关注和大规模研究。1995年，对于中原地带发生的艾滋病病情，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上做出了快速积极的反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包括在各级政府成立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增列艾滋病防治的财政预算，建立和开展艾滋病的筛查和监测机制，推广共和预防干预措施，并设立艾滋病防治的各类科研项目，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等。到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给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法理基础。中央财政拨付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逐年剧增，并开展了一系列重大专项防治活动，被国际社会视为降低艾滋病危害的有效策略，如安全套的推广、使用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等方式也开始得到国家支持，中国应对艾滋病流行的态度日趋理性，相关的研究也逐步超越医学和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和法学的视角，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在社会科学界，自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促成“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办公室”以及召开“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国美研究员主持“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理论和实践研究会”，以及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开始在MSM群体中开展的同伴教育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类期刊开始发表艾滋病研究方面的成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和《社会观察》分别于2003年第2期和2005年第11期组发论文介绍中国艾滋病的现状、传播特点、引发的社会问题及预防的重要性，以及我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立法问题与公共政策干预问题。此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也纷纷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讨论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特点和实质、艾滋病的风险与社会预防、艾滋病的“污名化”，以及艾滋病患者所遭受的社会歧视等[2]。诸多研究都揭示了艾滋病对个体和社会的摧残，一方面，艾滋病患者自身会受到病痛和心理的折磨，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会受到极强的“污名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无论是在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求医、求职等正式社会体系中都会存在。另一方面，艾滋病患者由于疾病所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以及医疗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将会给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的挑战，足以使当事人家庭坠入贫困境地，并给整个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不利影响。艾滋病对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无不揭示了社会科学需要对艾滋病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以提出更为有效的防治对策。
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文化学，对艾滋病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的成果已相对较为丰富。首先，有从宏观政策管理角度提出艾滋病防治对策的研究。例如，有些学者从有利于艾滋病行为干预的角度提出卖淫“非违法化”的观点[3]；有的学者根据“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提出“桥梁人群”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危险人群[4]；有的学者从政治高度提出消除开展艾滋病项目研究的障碍[5]。其次，有从不同学科视角总结艾滋病防治经验的研究报告。例如，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彝族吸毒现象的研究，揭示民间文化和信仰系统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6]；其他学者则从社会学以及社会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的研究，并从“亚文化易感”进行适宜干预策略的研究，以及从社会排斥及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的视角提出艾滋病防治策略的研究[7]；也有学者从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中的角色与方法角度进行研究，强调通过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参与来增强艾滋病防治的部门整合以及资源调动[8]。最后，还有的学者针对艾滋病的不同群体进行了研究。例如，王曙光等针对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社会场域”干预模式研究[9]；针对卖淫妇女开展的社会—心理—医学教育模式研究[10]；改革艾滋病法律的研究[11]。以上研究为中国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学术积累，开启了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先河，但基本上都陷入一个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以及对边缘化人群的否定性裁决（惩处），妨碍了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有效建构。这些研究的缺失不仅有可能影响国家艾滋病防治决策的正确制定，也会影响学界对艾滋病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坚持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采取“人与环境”互动的分析视角，以专业的方法和技巧去关注社会问题，力图解决不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需要，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有鉴于此，本书希望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出发，针对艾滋病防治开展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介入行动，响应艾滋病不同群体的问题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