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3年的文学地图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文学是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下步入现代化的。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文学就被赋予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并有着严肃社会意义的使命。梁启超关于小说重大社会意义的论述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如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文学革命，乃是为了达成其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文学的每一步前行都与政治话语相唱和。这期间渐渐形成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和依赖性，形成了文学创作主体的道德自崇感和社会责任感。80年代是百年文学发展中的蜜月期，从“伤痕”的展示，到“改革”的强音，从文化的“寻根逐源”，到“先锋”的标新立异，都活跃着文学/文化创造者们轻灵的身影，他们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潮流，同时也获得了空前的尊崇和荣耀。

1989年以后，广场政治意识逐渐退场，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等以准文学、亚文化的样式占据人们的阅读视野，文学出现了新的格局和走向。新文学诞生就形成的主流创作意识——启蒙话语下的精英主义思想和政治话语下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渐次退场。文学曾经制造的一个个轰动效应，迅速被其他的经济、文化热点所替换，在面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时，文学遭遇了空前的尴尬和窘迫。90年代初的文学，整体上是在一种读者、刊物、评论都锐减和冷漠的状态下开始的。

早在1987年，追逐形式创新的先锋小说尚处在“实验”阶段时，还原生活本色的“新写实”小说就悄然出现了。后来被写进文学史的“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与其说他们的作品不动声色地书写了生活的本相，不如说他们揭示了造成生活窘相的根本原因——贫困。经济的窘迫，造成了人物的卑微与猥琐，造成了“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般的生活状态。在这类小说中，芸芸众生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爱恨欲求，都被空前地放大了，“它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前面”^[3]。“新写实”小说用一种新的生活审美观，喻示了文学转型的可能性。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看似不经意间揭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帷幕，“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旦豁然开朗，许多欲说还休的问题便迎刃而解。文学不再享受人们的专宠，无论是其外在组织形式——协会、文联、报刊、出版，还是其创作主体，都不得不被动地走上了经济运行轨道。金钱和财富的话题，骤然间既真实又诱人地砸在了人们的面前。一时间，文人/作家下海，经商、办公司成为时尚，无论水性如何，都要下海一试身手。20世纪的历史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给人们提供了对财富的巨大想象，20世纪的文学也从未像如今这样色彩斑斓、令人充满奇情异想。20世纪末的作家注定要从英雄主义的启蒙者转变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世相的表达者。

1993年，以王蒙的《躲避崇高》为肇始，掀开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其后，王晓明等人《旷野上的废墟》则将讨论引向更广泛的领域。讨论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有关王朔创作的论争。王朔创作的一些作品，固然嘲弄了文人，亵渎了崇高，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是他写出了经济大潮对社会各色人等的精神冲击。从前貌似神圣的人物——父亲、老师、作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地位，被王朔几句话就给解构了：“咱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我爸要是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王朔《一点正经没有》）这类不无夸张偏激的语言，既消解了文学/作家的神圣性，也调侃了文学和作家形成的自缚之态，使之松动，也使之变得轻松一些。王朔作品的大行其道，是托了社会时代转型变迁之福，1992年以后是王朔的时代，时代赋予了王朔成长的可能性和空间，王朔的作品应运而生，他迅速地被读者和观众接受。

在1993年所有的文学事件中，贾平凹及其《废都》的出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事件。从最早在1993年第4期《十月》上刊登，到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间又经过难计其数的盗版，再到2009年《废都》的修订解禁和再版，关于《废都》的话题大概是近20年来文坛最密集的话语之一。作品中绝大部分篇幅所展示的社会世相，人生百态，以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被放大和夸张，也许它隐喻式的话语和象征意义要等历史走过那一段，才能被人们认识到。佛克马、蚁布思在其《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这样分析“经典”：“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它是被动地建构起来的。”^[4]从这个角度上说，《废都》就是这样一部不断“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和阐述空间的“经典”作品。可以说，《废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验性，是20世纪末的一种预言。《废都》是虚构的文本，然而正如《废都》开篇作者所声明的那样：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也许贾平凹已经预感到《废都》面世后必然要面临的争议，也许他所秉持的“心灵真实”才使得这部作品能突破文本表层技巧性的炫耀，而伫立在1993年的文学坐标上。

《白鹿原》是当年陕军东征团队中获得主流文化最高奖项（1998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唯一一部书。对于《白鹿原》，陈忠实的自我期许很高；在近20年的阅读和评价中，《白鹿原》也俨然位列中国文学经典殿堂。但《白鹿原》自身的缺憾也是不容忽视的，书中所散发出来的传统文化的腐朽气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贾平凹、陈忠实等为代表的“陕军东征”文学团队，在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诞生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沉寂期，陕籍作家相对丰厚的文化学养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性格，为浮躁的文坛带来一股凛冽的西北风，这种执拗用力的写作态度和创作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化解了90年代以来蜂起的消费文化与经典严肃文学之间的紧张局面。与此同时，痛感“人文主义精神”流失的一些学者、作家，“以笔为旗”、“反抗投降”，掀起文坛保卫战。到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因为各方人士的积极参与而达到峰值。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局，它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人们对多元文化格局和文学现象的接受。

90年代的文学地图呈现出无比丰富的样貌。刘恒《苍河白日梦》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在1993年问世（《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分别出版于1991年和1993年），堪称那个年代引人注目的作品。

90年代是中国大众文化/文学发展的持续期，尽管有人痛心疾首地指斥文化的堕落和媚俗，但单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显然不能改变因为社会转型而导致的文化/文学的变化。大众文化/文学有着旺盛顽强的生命力，它是市场亲近文化的必然结果，它以多种形态迅速占领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和视听空间，带给人们省力而消闲的享受。

1993年王安忆以《纪实与虚构》和《香港的情与爱》等加入到20世纪末的“众声喧哗”中，前者以虚构的姿态写历史，后者以浪漫的姿态写世俗。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很多研究者发现了张爱玲式的海派文学神韵，但笔者以为她的这两部作品是带有精神贵族气息的都市文本。

1993年另一个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是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遭到了学界几乎一致的批评。赵恒毅（《拜金文学——关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和戴锦华是批评比较激烈的两位。与其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拜金文学，倒不如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反映了一种经济与文化弱势造成的心理焦虑，是弱势文化导致的一场虚幻的强势之梦。

1993年，文学上的悲音是由诗人顾城所制造的一场血案奏出的。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90年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幻灭乃至丧失，也是文学褪去启蒙精神，还俗红尘的一个突变性事件。顾城去世后，芒克写了《顾城》一文。作为新时期同道诗人，芒克对顾城颇多微词，说他死于异国他乡“可悲而又荒凉”，并对顾城的行为感到“遗憾又很无奈”。李锐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

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主潮脉络变得潜隐难辨，多种创作群雄并起，文学地图日趋模糊，许多观念性的变革由此而生。1993年集结了前前后后诸多文学现象，它像是一条河流的堰坝，上游的水汇聚于此，而下游的水从此流出。文学的发展与传承，往往可以从一个关节点上找到脉络和走向。这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