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记》及中国通史思想之萌芽

《史记》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此前思想资源和文化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对古今典籍和各种史料熔铸而成《史记》，这其中就包括《尚书》以及《左传》《礼记》《孟子》等书。[90]前文已述，刘家和先生指出《史记》之“三代”观念应该源自《尚书》，这正是“大一统”思想和历史意识的表现。[91]如果再进一步看，《史记》之“本纪”部分，以“五帝本纪”为首，接以夏、商、周各代本纪，并以秦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各帝本纪续之，其“一统”相续的序列更长，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2]“天无二日，土无二王”[93]“大一统”政治观。所以，如果将《史记》视为“中国通史”之第一部，那么，实际上从《尚书》始，即已含有通史之萌芽。正是在《尚书》等先秦史籍的影响之下，而且也是对汉代已经实现“大一统”政治情势的反映，汉代司马迁在其巨作《史记》中进一步发展了《尚书》“大一统”思想。由于秦祚太短，因而司马迁所在的汉朝堪称中国第一个成功统治中国的“大一统”朝代，而《史记》后来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这个含义也具有肯定“大一统”的意味在内。故而后世新成立的朝代一定要给被它灭亡的旧朝修史，实际上就有表明自己接续“大一统”王朝“正统”的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观念既是一种政治观，也是一种历史思想、历史观念。

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端于《尚书》的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在后世直接或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中国历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概念：“正统”论、“道统”论、“中国”思想（或言“中央史观”）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相互为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