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莱尔马赫生平

施莱尔马赫生活的年代，正是德国社会发生巨变、思想界天才辈出的时代。他既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普法战争对德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参与了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和教会改革；他既是早期浪漫派“道德革命”的主将，也是自由的新教神学的创始人；他既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狂热信徒，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激烈批判者；他既是把黑格尔引入柏林大学的推荐人，又是黑格尔哲学的坚定反对者。通过考察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以及他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既能找到其思想的来源，又能看到其思想在当时所处的独特位置。

（一）施莱尔马赫小传

1768年11月21日，施莱尔马赫出生于布雷斯劳（今属波兰）的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虔信派[1]信徒。在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施莱尔马赫从小就养成了重视灵魂拯救和道德实践的优良品格。在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了一所著名的兄弟教会学习。因为在当时，兄弟教会被看做是模范的教育机构。而施莱尔马赫所在的教会学校，本身就是为兄弟教会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做准备的，作为一种修道院，“它要使它的学生永远脱离世界而心甘情愿地进入兄弟会，进入救世主的特别的国度”[2]。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施莱尔马赫很快就成了兄弟会的成员，他懂得了与人为善，懂得了教派宽容。

在兄弟教会学习两年之后，施莱尔马赫正式进入了巴比神学院接受教育。然而，在这里，他却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施莱尔马赫怀着献身于教会的热情来到巴比神学院，但是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老师们都是临时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学者。更严重的是，老师们思想保守，反对新兴的哲学和科学，并且对学生实行严密的监视。这一切使年轻的施莱尔马赫产生了不满和疑虑，甚至一度失去了信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秘密涉猎康德哲学和维兰特的诗歌。但是，对新的哲学和诗歌的学习并没有完全消除他深厚的宗教意识，只是使他觉得必须离开巴比神学院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于是，在这里学习两年之后，施莱尔马赫进入哈勒大学的神学系继续学习神学。

在哈勒，施莱尔马赫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在学习神学之余，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哲学思想。他对哲学教授艾伯哈特（Eberhard）的哲学很感兴趣，而后者作为老式的沃尔夫派，把自己的很多精力都用在批判康德的哲学身上。通过艾伯哈特的中介，施莱尔马赫开始系统地学习康德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在1787—1790年，他曾写下关于学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注释。他还撰写了批判康德至善学说和自由学说的文章，只不过他是从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来批判康德上述学说的不彻底性，他在哲学上已成为了一个批判康德的“康德主义者”了（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章详细论述）。

1790年5月，施莱尔马赫通过了第一次神学考试，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被宫廷牧师萨克推荐到西普鲁士施罗比滕的多纳伯爵家里当家庭教师，并一直到1793年5月才离开。在这期间，他一方面教伯爵家里的三个孩子学习，一方面利用伯爵家的资源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甚至在1791年还抽空到哥尼斯堡，见到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康德，虽然他认为康德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在这段时间，他又写了一篇批判康德自由学说的论文，还写了一篇讨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论文，不过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1794年，施莱尔马赫通过了第二次神学考试，并被授予神职。当年4月，他在兰茨贝格当上了助理牧师。他的布道虽然赢得了普遍的赞赏，但是并没有为他赢得一个稳定的教职，他成了教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得到了柏林慈善医院的一个低贱的职位。不久之后，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领着微薄的薪水，给医院附近的平民百姓讲道，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797年。在这期间，他开始学习斯宾诺莎哲学，并接受了他绝对决定论的伦理学立场。

1797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结识了浪漫派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小施莱格尔（F.Schlegel）。他们二人相互欣赏，甚至住在了一起。在施莱格尔看来，施莱尔马赫身上有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施莱尔马赫是这样一个人，他很有修养……他只比我年长三岁，但在道德理智方面，我望尘莫及。我很想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他的整个本质就是道德”[3]。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施莱格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伟大哲学家，同样具有强大的道德特征。他们两人商讨一起主办杂志《雅典娜神殿》，一起翻译柏拉图著作。[4]与浪漫派的亲密接触，也激发了施莱尔马赫的创作灵感，在1799年和1800年的世纪之交，写下了两本标志着他成为伟大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即《论宗教》和《独白》，而这两部著作也是他自己思想发展的关键点，“如其所是，《论宗教》和《独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漏斗，施莱尔马赫把其早期思想注入其中，从中出来的则是融合其神学和哲学体系的精华”[5]。

《论宗教》既给施莱尔马赫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思想僵化的正统神学家们怀疑和敌视他，而他自己也因为与一个已婚妇女的感情纠葛而身心俱疲。因此，在1802年，他离开了柏林这个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以自愿流放的方式去了偏僻的小镇斯托尔普。在这里他一改浪漫主义热情奔放的风格，写出了一部十分理性化和体系化的哲学著作《批判以往伦理学说的大纲》。

幸运的是，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804年，普鲁士国王突然任命他为哈勒大学的神学副教授和大学牧师，他得以重回自己以前学习过的母校，也重新进入了学术思想的中心。在哈勒大学，讲课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他讲授的内容包括教义学、伦理学和解释学，听课的除了大学生，还有法学家、医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当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不但坚持翻译柏拉图著作，还撰写了《庆祝圣诞节的谈话》，该书通过模仿柏拉图对话的形式，谈论了耶稣基督对人生幸福的意义。

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哈勒被法军占领，哈勒大学被迫关闭，施莱尔马赫在哈勒大学刚刚开始的大学教学生活不得不结束了。1807 年12月，他迁往柏林，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余下的28年。

从1808年开始，施莱尔马赫就积极参与创建柏林大学的活动。柏林大学于1810年建成，施莱尔马赫应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神学院的顾问，后来他还担任过该校校长。在柏林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除了出版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建立自己独特的基督教教义学以外，还尝试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该体系包含辩证法、伦理学、物理学、美学、教育学、国家学说和心理学等特殊的学科在内。从1810年到1834年开始，施莱尔马赫还在柏林科学院做过53个讲座，讲座内容涉及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些讲座中，他得到了听众的高度评价。

随着施莱尔马赫声誉日隆，属于他的奖赏终于到来。1831年，施莱尔马赫获得了三级红鹰勋章。1833年，他去丹麦哥本哈根旅行时，学生们为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火炬游行。对于一位教师和学者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誉了。

当然，伟人也有谢幕的时候。1834年2月，67岁的施莱尔马赫死于肺炎。他被葬于柏林三一公墓，为他送葬的人挤满了街道的两旁。人们深深地怀念这位正直、善良、博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或许狄尔泰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作为历史人物的施莱尔马赫的一生。狄尔泰说道：“如果检查施莱尔马赫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他的传记似乎要分散地涉及他的多种多样的工作。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他的人格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它将施莱尔马赫对于宗教、哲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以及他在重新解释柏拉图和使徒保罗问题上的贡献，在有关宗教和国家问题上的贡献等结合在一起。它也指示出一种有关体验和理解的独特力量，一种冷静克制的反思态度——这种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使他有可能客观化这些内容；在一种高级意识的稳定陪伴下，他的精神超越了幸运、痛苦和尘世的一切……”[6]

（二）施莱尔马赫与他的时代

讨论思想家与他的时代的关系，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讨论该思想家与他同时代其他有分量的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了，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交融或交锋，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精华之所在。就施莱尔马赫与他的时代而言，讨论他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雅可比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洪流中所处的位置。

施莱尔马赫与康德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施莱尔马赫一生都是在康德批判哲学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哲学思考的，他所面对的问题，都已经在康德哲学中被提出来了。说它复杂，是因为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完全被批判哲学所俘虏，他并不同意康德哲学的许多结论，如二元论的世界观、理性的道德宗教观和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思想等。施莱尔马赫一直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修正和完善康德哲学，这就体现了他和康德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学生时代，施莱尔马赫试图用康德批判哲学的方法批判康德哲学，他指出康德的实践哲学对至善和自由的处理都难称成功，甚至与批判哲学所设定的目标也是相冲突的。他试图在康德哲学的体系之中，通过改造康德的一些概念来推进和完善康德实践哲学的目标，即建立一种真正客观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这段时间的施莱尔马赫可以说是一个批判康德的康德主义者。然而在接触到斯宾诺莎哲学之后，施莱尔马赫开始用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的思想改造康德的二元论，用斯宾诺莎的决定论来改造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在和柏林浪漫派交往时期，受施莱格尔等人的影响，他又开始尝试通过强调个体性、社交和爱的价值来修正康德绝对命令的普遍性和形式性，也通过提出一种自由的情感宗教来反对康德的道德宗教。在哈勒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时期，施莱尔马赫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它既与康德哲学密切相关，又与康德哲学激烈抗争。他坚持一种有机的一元论思想，否认康德对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割裂；他坚持理性和自然之间总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现实中既没有“无自然的纯粹理性”，也没有“无理性的纯粹自然”；他在宗教领域坚持一种“绝对依赖感”的情感理论，反对康德宗教的理性化和道德化；他坚持一种描述的和“生成”的伦理学，反对康德的基于“应然”的义务论伦理学。总之，施莱尔马赫哲学与康德哲学既亲近，又疏远，二者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张力之中。

施莱尔马赫也深受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在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下，施莱尔马赫曾一度坚持一种否定自由意志的绝对决定论立场。费希特的绝对的、能动的和自由的自我学说，对施莱尔马赫的这种立场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在《论宗教》和《独白》中，他虽然没有接受费希特的先验唯心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但是他接受了费希特知识学所高扬的从最高原理进行演绎以及主体能动性思想。当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发表之后，施莱尔马赫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价，认为它是从彻底的最高原理出发，弘扬人的自由能动性的杰作。除了思想上的这种联系，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在现实的公共活动中也有交集。从1808年开始，他们二人和洪堡一起筹划建立柏林大学的事宜，虽然他们在办学理念上并不相同，费希特坚持国家应对大学施加各种影响，而施莱尔马赫则坚持大学应该不受国家控制，具有独立和自由的品格。当柏林大学成立之后，他们二人都在柏林大学任教，也都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一职。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们二人都坚决捍卫普鲁士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爱国心驱使他们主张国王与俄国结盟，对法国宣战。他们甚至都曾走出书斋，为参战的前线士兵做后勤服务工作。

施莱尔马赫与谢林的关系也很紧密。虽然谢林比施莱尔马赫年轻，但在哲学上更加早熟。在施莱尔马赫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谢林已经通过提出自己的自然哲学和同一哲学而声名鹊起了。他们二人都与早期浪漫派有着紧密联系。当然，谢林对施莱尔马赫产生最大影响的无疑就是“自然”和“同一”这两个概念了。谢林反对费希特轻视自然的主观唯心论，认为自然并不是纯粹自我的否定，而是精神的客观化。这种对自然的浪漫解释对施莱尔马赫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成熟哲学思想一直把自然看作是至善的必要成分，“施莱尔马赫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同时认真领会了谢林在其《关于人的自由之本质的哲学研究》中所阐述的自然与恶的光辉思想，在割断了自然与恶的本质联系的同时，让人们充分尊重并合理对待人的自然本性，这可以说把对自然的尊重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7]。与对自然的强调相关，谢林的同一哲学把自然和精神看作是从不同方面理解的“同一”或者“绝对”，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精神看作是不可见的自然，而把自然看作是可见的精神。在施莱尔马赫的成熟哲学中，谢林“同一哲学”的影响随处可见。首先，施莱尔马赫把理性和自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及相互渗透的，当我们说自然的时候，这种自然总是已经被理性所渗透了，当我们说理性的时候，这种理性总是已经渗透到自然中了，而人类的各种学问，特别是伦理学和物理学，就是探讨理性和自然之间的相互渗透的学问。其次，理性和自然之间的渗透是一个既没有开始，也不可能达到最终完成的“生成”过程，而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的伦理学和物理学也总是无法真正达到最终的完善。最后，理性与自然的完全渗透和同一虽然无法真正达到，但是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同一，它作为一种最完善的世界智慧，作为一种调节性的理念，成了人类行为的一个目的概念。施莱尔马赫的这些思想，就是他成熟的伦理学和至善学说，我们会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之进行详细讨论。

德国思想家雅可比也对施莱尔马赫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斯宾诺莎哲学。我们已经提到，施莱尔马赫曾经在1794年前后深受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而他学习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献资料都来自雅可比的《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这一二手文献，而“他的最大工作是辨别什么能够真正地归于斯宾诺莎，以及什么是雅可比的解释”[8]。同时，雅可比也是与门德尔松进行“泛神论”之争的参与者。在这场争论中，雅可比指责斯宾诺莎主义的“泛神论”会导致无神论和宿命论，因为绝对的理性主义体系把一切都看作是人类理性创造的结果，最终必然会导向否认人格性上帝，否定意志自由。而门德尔松则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不是“泛神论”，更不是无神论和宿命论，相反，斯宾诺莎主义与传统的有神论并没有什么区别。在雅可比《论斯宾诺莎的学说》的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写了《论斯宾诺莎学说》和《斯宾诺莎主义》两篇文章，形成了自己的有机一元论、绝对决定论和非人格化上帝等哲学思想。

雅可比对施莱尔马赫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涉及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雅可比是先验哲学的批判者，他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哲学，不能达到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认识。理性必须向情感飞跃，理性哲学必须向信仰哲学飞跃，才能达到对有意志的上帝的认识，因为这种信仰或者情感是一种直接的知识，它能直接确定上帝的存在。同时，一切理性知识都原初地依赖于这种信仰或情感。因此，在理性和情感、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雅可比认为情感高于理性，宗教高于哲学。在他看来，人们从事理性思辨，只不过是把理性和哲学当做向情感和信仰进行飞跃的“跳板”而已。雅可比曾公开声明，他不得不在理性中保持为一个异教徒，而在情感中保持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泾渭分明的。雅可比的这种分裂刺激了施莱尔马赫进一步思考他在《论宗教》中就已经提出了宗教和哲学，理性和情感的关系，并最终找到了一种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方式。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是，在雅可比发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的地方，他正是一个哲学家。在给雅可比的信中，他说道：“我是一个带着我的理性的哲学家；因为这（成为一个哲学家）是理性的独立和原初的功能；但是对于情感，我完全是一个虔诚的人，就其本身而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9]施莱尔马赫认为，在理性和情感、哲学和宗教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是可能的。施莱尔马赫以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来类比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即一个人可以在这两个圆心（哲学和宗教）中来回摆动，这并不会导致冲突，反而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当然，他不允许这两个圆心重叠在一起，变成具有一个固定中心的圆形，因为这代表着理性和情感、哲学和宗教变成一回事了。而实际上，它们是作为矛盾着的两极而存在的。施莱尔马赫还以当时最新的电磁学理论来比喻理性与情感、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说道：“对我来说，理性和情感相互并列；然而，它们相互具有影响，并构成一个有电流的电池；对我来说，精神的最内在的生命只能来自这个电流的作用中，在关于理性的情感和关于情感的理性之中，因此，这两极总是保持相互拒绝。”[10]在他看来，雅可比渴求这个统一两个圆心的圆形，但是，由于它根本不可能出现，因此，雅可比最终陷入了深深的遗憾之中。文德尔班高度赞扬了施莱尔马赫把哲学和宗教统一起来的做法，他说道：“施莱尔马赫和蔼可亲、感情细腻、与人为善的品格特别表现在他谋求将他那个时代的美学和哲学的文化与宗教意识协调起来的努力中。他用纤细的手法将这两根思想的细线来回编制在一起，并在情感方面尽量消除流行于双方的理论和概念之间的矛盾。”[11]

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作为同事在柏林大学任教达13年之久（1818—1831），但要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许是困难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影响，因为当黑格尔在1818年进入柏林大学任教时，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共事的十多年中，他们也从来没有公开辩论或者批判过对方的思想，我们所知道的他们之间的相互评价基本上都出现在私人交流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他们两人之间又具有深刻的相互影响。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是当时真正哲学和神学的代言人，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陪衬和对立面。他们后来的行动似乎也证实了这种对立和紧张。例如，施莱尔马赫拒绝黑格尔加入柏林科学院，而黑格尔则拒绝施莱尔马赫参与《科学批判年鉴》的编辑工作。

当然，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之间还是有共同观点的，例如，他们都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二元论是错误的，必须寻求统一或者综合精神和自然、理性和情感、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新的尝试。此外，他们都认为，即便基督教不是真正完善的宗教，但它也必然能够与真正的宗教协调一致。当然，他们是以不同的手段达到上述观点的，而手段的不同就构成了他们二人的尖锐对立。例如，对黑格尔来说，宗教和哲学一样，都是理性的事业，它们有共同的内容和目的，而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宗教是情感的事情，哲学是理性的事情，虽然这两个方面可以和谐相处，但它们的内容和目的都不相同。在私下里，黑格尔批判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学说，把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只有人才具有的“绝对依赖感”理解成为经验性的动物式感情，并嘲笑说狗就是最好的基督徒。而施莱尔马赫则反感黑格尔哲学的专制主义，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思辨理性的发展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当理性把一切都包含于自身时，它已经吞噬了多样性存在的可能性。

通过讨论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当时的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既是随着当时德国思想和文化的伟大运动而产生的，又是对这些思想和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因此，施莱尔马赫并非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二流”（second-tier）的哲学家，[12]他在神学、辩证法、伦理学、物理学、美学、教育学、国家学说和心理学等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本书所考察的是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和至善学说，因为它“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生活理想的完整表达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