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恢复社会分层结构的实验

笔者将第二个实验，称作恢复社会分层结构的实验，指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全新的社会政策的干预下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结果。所谓恢复结构，绝不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这个社会完全回到过去了，而是说，社会从否认经济分层的社会，回到了再次承认经济分层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的逻辑恢复了，即承认人们经济地位的差异，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等等。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认为经济地位差异、阶级阶层差异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不承认财产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理论问题：一个社会，如果社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被打碎了，怎么可能恢复？其实，在中国社会结构恢复的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一些社会群体又“重操旧业”。笔者曾经目睹结构恢复的现象。1982年笔者曾经在中国河南新乡一带作社会调查。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的政策是鼓励“老个体户”重操旧业，所谓“老个体户”就是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私人经济经营者。这些人很会做买卖、搞经济。他们本来就从事工商业，虽然被中断了20年，但是，这些人、群体还在，捡起过去的经营很容易。不需要别人教，自己本来就会。所以，中国社会结构恢复得很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打碎结构的时间不长，社会记忆还存在。中国和俄国比，有一个优点，俄国打碎结构的时间太长了，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到1991年后的大变革，想找到被打碎的那个阶级的人，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中国，社会结构很快就恢复了。

恢复社会结构的起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3]邓小平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成为启动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之一，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自80年代以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型塑了新的经济分层机制。

通过80年代的重要转型以后，到90年代，经济分层的机制已经基本稳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有利于经济分层的。比如，在所有制方面，鼓励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个体经济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资本收入都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90年代初期，自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引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具有重要标志性的政策变量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源在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人群中配置的数量、内容和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仅以土地资源的配置为例，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条例》和1992年建设部第22号令《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实施以后，我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在社会分层中的富有集团——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业也迅速成长起来。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分配房屋时期资源的配置有了本质的不同。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新世纪以来城市住房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高涨的土地价格的收益被谁拿去了呢？据调查，土地增值收益的40％—50％被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拿去了[4]。所以，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塑造着新的社会群体的分层。除了土地以外，其他一些资源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源、一些矿产资源、医疗资源等等，在90年代急速的市场转型中，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配置倾向。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固化了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层机制，比较重要的法规如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十分详细地阐释了法律对于国有、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成为新的经济分层的制度保障。

当然，新的社会分层机制形成以后，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那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变得比较严重。上文已述，改革以前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而改革以后，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贫富差距一路攀升。

那么，怎样看待贫富差距比较大的这种现象呢？评价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当初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背景是：生产效率与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改革三十多年来，致富、挣钱成为一种巨大的利益驱动，由此，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时期。所以，在研究贫富分化的问题上，也不能抹杀该利益驱动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上的巨大社会功能。当然，事物总是辨证的。一个国家经济动力不足是个严峻问题，但是，如果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也会成为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