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碎原有阶级结构的实验

笔者将第一个实验，称为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关于打碎原有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的思想，马克思没有表述过，马克思仅仅提到过打碎原有国家机器的思想。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文明古国，进行打碎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实验，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曾经多次打碎原有政权，但是，从来没有打碎过原有的阶级结构。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是1949年的革命首次打碎的。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到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农村的阶级阶层结构被重新构建。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不仅是在农村，到了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又尝试了对城市阶级阶层结构的重塑实验。当然，采取的手法要温和得多，即采用了在一定时期里付给利息的赎买方式。城市里重塑阶级阶层结构的实验，主要涉及财产制度的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以后将原来私有的工商业变为“公私合营”，再以后就转为公有制了。其二是城市私有房产改造。将多数私有房屋改变为公有住房。其三是城市土地制度的变革，采用了公有制的运作方式。

这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最主要特点是，拥有生产资料和资产所有权的阶级被消灭了，其他阶级的社会地位也都有相应的变化。就城市阶级结构和农村阶级结构打碎的程度而言，农村打碎得要更彻底一些，因为，农村采取的是革命的方式、斗争的方式、没收的方式，而城市则采取赎买的方式，城市里原有的比较复杂的职业群体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延续。今天，我们反思打碎阶级结构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现，打碎社会结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关系破碎了，社会管理必然困难重重。中国农村从50年代一直到今天，管理上一直难度非常大，这与当年打碎结构有一定联系。传统的中国农村，是所谓家族宗族社会，家族的管理者也就是村庄社会的管理者，两者是合一的，传统上也称作“士绅阶层”。费孝通说：“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他们作为“受过较好教育的有钱人家里的头面人物”管理着村庄，“愈是有学问的人愈有威信做出决定”，[2]他们传播着农村治理的理念和文化观念。所以，结构打碎了，观念体系也就不复存在。解放以后我们用干部来代替士绅，这里面出现的不仅仅是管理的问题，更严峻的是文化传承和观念体系产生了断裂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仍然是缺少思想意识形态的引导者。

在打碎阶级结构以后，中国大陆奉行的是以“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政策。如果对比当时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均等或不均等程度，那么，城市的“均等程度”要更高一些。根据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所撰写的报告，改革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如此低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见到过。显然，当时用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导致城市高度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那么，农村的情况如何呢？1949年革命的成果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的土地改革方面。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彻底地改变了革命前那种占人口比例甚低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贫苦农民却没有土地的局面。因此，自50年代起，因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均等而造成的农村巨大的贫富差距现象消失了。当然，农村的不均等程度比城市还是要高一些，因为中国农村的地区差异比较大。

总之，将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局面，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总结为“均等化”的特征还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