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鉴于胡瑗易学思想在文化历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上述目前研究状况的不足，本书拟对胡瑗易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致力于克服以往研究之缺陷，以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之探讨。本书的研究方法有：
1.立足于易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学术特点进行研究
易学作为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有机结合的专门之学，有着独特的学术品格。故任何易学思想的研究都应该立足于易学的此一独特品格。易学由于自身的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象数与义理两大特色鲜明的学术派别。而对于象数与义理学派的相互区别与联系，历代学者也众说纷纭，各有见解。胡瑗作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常常与王弼、程颐一道被视为易学发展史上义理易学的三个典型代表，而他所重建的象数易学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胡瑗秉持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重构了卦气说的易学语境，从而形成其思想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本书对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立足于易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学术特点。
2.注重从历史文化转型的背景角度探讨
胡瑗所处的时代正是汉唐文化向宋元文化转型的过渡时期。当时的儒学正处于一种极度低迷的状态。一方面是汉唐经学自身的没落。汉唐经学长期沉浸在烦琐的章句注疏之中，日益与时代脱节。另一方面，则是道、佛两家的挑战，尤其是佛教的挑战。在汉唐经学逐渐衰微的过程中，道、佛两教逐渐兴盛，特别是禅宗兴起之后，其具有中国特色的顿悟法门及心性理论更是吸引了大批士人。因此，当时有志于复兴儒学的儒者，无不感于时局，在反省纠正汉唐经学弊端与极力排斥道、佛的同时，努力开掘与发展儒学自身应该具有的理论光彩，试图使儒学重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挺立。宋初三先生也是如此，胡瑗、孙复、石介继承中唐以来韩愈、李翱的儒学复兴运动，注重儒学的道统说，强调儒学的义理阐释，对理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胡瑗，其著作虽然存留至今的不多，但占其著作的绝大部分的易学思想，足以显示其对时代学术发展的自觉意识，并开示出汉唐儒学到理学转型时期的发展变化。继唐末五代天下混乱的局面之后，北宋的君臣上下都致力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引领者的广大士人普遍具有范仲淹式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关切，使当时士风为之一变。胡瑗更是感慨于五代时士人所缺乏的有为精神，试图重新确立起士人的角色意识之自觉。因此，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胡瑗为此所做的努力与尝试。在胡瑗看来，士人不仅要在思想引领方面站在时代的前面，更是要在社会政治实践上站在时代的顶端。正如余英时所说：“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19]胡瑗的易学思想明显呈现了此时期的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因此，对胡瑗思想的研究，本书注重从历史文化转型的背景角度进行探讨。
3.诠释学的研究方法
对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本书借鉴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与原则，试图从胡瑗易学思想中寻求其所表现的整体思想，发掘其统一的精神与意义，确立其真切的生命人格和价值世界。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规则的学科，它所从事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正如洪汉鼎所指出的：“诠释学的工作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20]但其更重视理解与解释的意义向度。诠释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它将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今天的诠释学可以说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本书拟借鉴的诠释学的两个主要研究方法和原则：一方面，寻求由事物本身而来的客观性。诠释学认为，文本的理解只表现为对解释者的问题的回答，这种问题是由前理解或前见解所制约的[21]，所以诠释学抛弃绝对主义的客观性，但是严格以客观性名义要求解释者，必须消除不是由事物本身而来的前见解的干扰。这有助于对胡瑗的研究尽可能还原到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诠释需要遵循意义符合规则或意义正确性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整体的意义必须从它的个别元素而推出，个别元素必须通过它是其整体的部分而得以理解，这样才能构成作者思想统一而富有逻辑的基本架构。考察任何人物的思想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对胡瑗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也不例外。本书借鉴这一原则更有利于处理好胡瑗的个别观点与整体思想的关系。
4.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为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和重建胡瑗易学思想面貌，本书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易学进行历时与共时、全面而具体的分析与探究。将其思想放置于易学史、经学史发展的历史长链上，并结合其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其思想系统中与时代有着密切关联的内容里找到其思想主流。梳理其易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解析其易学范畴、命题的内涵、成因及相互关系，形成对其易学思想的整体把握。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书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宏大视野，开掘胡瑗易学天人之学的思想内涵，探讨胡瑗在汉唐文化向两宋文化转型时期所彰显的时代思想风貌与精神追求，并通过对胡瑗思想系统的分析，揭示胡瑗易学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1] （宋）王安石著，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56页。
[2]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8页。
[3] （宋）胡瑗：《周易口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页。
[4] （清）黄宗羲、全祖望：《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6]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5页。
[7] 徐洪兴：《胡瑗论》，《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第99—102页。
[8] 贾顺先：《宋明理学初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3页。
[9] 金中枢：《宋代学术发展之转关——胡安定》，载《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55—343页。（最初发表在《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3卷，1987年）
[10] 郑万耕：《胡瑗易学管窥》，《周易研究》1992年第3期，第9—17页。
[11] 石训等：《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155页。
[12] 唐琳：《评胡瑗的易学观及其影响》，《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第51—55页。
[13] 漆侠：《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86—106页。
[14]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15]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6] 王铁：《宋代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26页。
[17] 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31—137页。
[18] 王新春：《胡瑗经学视阈下的〈周易〉观》，《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第3—11页。
[1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20]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1] 同上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