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人研究概况及检讨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唐宋文化过渡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人及思想在两宋时期就多为时人所称道。范仲淹、欧阳修都推崇胡瑗的学问和人品，并向朝廷举荐胡瑗为官；王安石《寄赠胡先生》赞扬胡瑗“文章事业望孔孟”[1]；程颐、朱熹屡次称赞胡瑗，程颐道：“《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2]摛藻堂本《周易口义提要》道：“其说《易》以义理为宗，而不参以象数之说，明白晓畅，最为精粹。程子教人读易当先观王弼、王安石及此书。朱子亦屡称之，盖北宋诸儒中言《易》之极纯者也。”[3]后代学者对胡瑗的学问也多有赞扬。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道：“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4]，肯定了胡瑗学术在宋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提要》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5]，指出了胡瑗易学在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近代以来，关于胡瑗的思想尚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一是对较大部头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断代哲学史有所论述或提及，如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贾顺先的《宋明理学初探》，石训等的《中国宋代哲学》，陈来的《宋明理学》，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徐洪兴的《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五：道学思潮》等。二是对某一思想的总体研究中涉及胡瑗的著作，如王铁的《宋代易学》、张兵的《〈洪范〉诠释研究》。三是研究性的论文。据笔者所知，以胡瑗为研究对象的优秀硕士论文有五篇，分别为查纯的《从〈周易口义〉看胡瑗哲学思想》、陈泠的《胡瑗和苏胡教法研究》、李瑞的《引领宋代教育改革之风：胡瑗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之斌的《胡瑗易学思想研究》及周振武的《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篇系统阐述胡瑗思想的博士论文，数量最多的是散见于各种学刊中论及胡瑗某一部分思想的期刊论文。
近年来有关胡瑗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但成果数量仍不多。现将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择要综述如下：
侯外庐等主编的著作《宋明理学史》中对胡瑗的教育论作了论述，阐述了胡瑗在教育实践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指出胡瑗在人性论上推崇孟子而反对荀子，情和欲在胡瑗那里并不是与性完全不协调的罪恶根源；在体用观上，胡瑗以六经、人性善为体，以依据六经以治事或依据人性善诸道德原则去齐家治国为用；认为胡瑗作为北宋初期的大教育家理论建树不大，但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所培养的学术对于理学的产生是有影响的[6]，这些见解给人很多启迪。
徐洪兴在论文《胡瑗论》中阐述了胡瑗的教育和学术思想，指出《易》学在胡瑗的学术中占据首要地位，但他的《易》学在理论上发明甚少，虽然其间不乏对传统注疏的驳正，解经所用的语言也多与以往注疏有别，但其易学引后人重视的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即一扫西汉的阴阳灾异说；也不取王弼的玄学内容，代之以儒家学说。徐洪兴还指出了胡瑗在“性”、“情”观点上与后世理学家的不同之处，即没有完全分为两极。徐洪兴认为，胡瑗的《易》学尚没有脱离旧有的理论体系，其学术是介于传统注疏之学和后世“高明自得”之学中间的过渡形式，其思想对程颐影响很大，在促进传统儒家向理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7]这些观点对胡瑗思想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贾顺先在著作《宋明理学新探》中论述了胡瑗对于宋代学风的变革：一方面，胡瑗的教学使诸生以仁义礼乐为学；另一方面，其分斋治学也不仅使学生都懂得儒家的经典义理，更能够学以致用。书中还阐述了胡瑗与程颐在学术思想上的共同点，都重视对儒学经典义理的体会和实行，指出胡瑗在论性与情时，主张性善，反对性恶，认为欲来于情，对于以后的宋明理学家们有相当大的影响。[8]
金中枢在《宋代学术发展之转关——胡安定》中论述了胡瑗从拨弃文辞而提倡体用之学，再从体用之学而开创理学之端，沟通了经学与理学，并指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均起于胡氏。金先生注重从胡瑗、程颐以及朱子的思想比较中论述胡瑗在宋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朱子对胡瑗思想的忽略乃至误解，也弥补了学术界对胡瑗思想地位的忽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9]
郑万耕在论文《胡瑗易学管窥》中论述了胡瑗推天道以明人事以及引史证易的解易特点，认为其阴阳观继承和阐发了汉易和孔疏的阴阳二气说，以阴阳二气为《周易》的基本原理，成为宋易中气学派的先驱，同时阐述了胡瑗“道者自然之谓”的思想。郑氏认为，胡瑗以自然而然解释“道”或“无”，扬弃了其实体性，强调其为阴阳二气自然生化、无所施为的德性，肯定了其对易学摆脱玄学贵无论影响的意义，指出了这种自然无为思想在宋明易学哲学史上的重要影响。[10]
石训等著的《中国宋代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胡瑗的思想，论述了胡瑗“一元之气”的自然观，对胡瑗“气”的本质与特点进行了界定，认为在胡瑗看来，气首先是一种构成天地万物的材料，其次是其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并阐述了二气相感变化的特点。此外，本书还阐述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人性观点。在明体达用之学上，本书认为，胡瑗对“体用”的解释沿袭了唐代崔憬的观点，体是指本体、根本，用指作用，指出胡瑗“体用”论的社会意义实质上是学以致用的求实思想。在人性论上，本书认为，胡瑗的人性论仍然沿袭了唯心主义天赋人性的传统观念，认同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上坚持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人分为三等。[11]总之，石训等著的《中国宋代哲学》用特定视角对胡瑗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有助于后人更多地了解其思想，多有启迪作用。
徐建平主编的《胡瑗》一书，收录了六篇以胡瑗生平为主题的文章和三篇论述胡瑗学术思想的文章，选载了历代名人评价胡瑗的文献，节录了胡瑗的著作文章，并分类列出了胡瑗的名言。附录中包含了胡瑗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要目以及胡瑗的大事记。此书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并且其收录的文章对研究胡瑗的生平及学术思想有重要的意义。如生平篇部分对胡瑗生平及学术、教育活动的介绍，能够让读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胡瑗。专论篇部分，徐建平的《胡瑗的学术思想——〈周易口义〉浅析》一文，论证了《周易口义》的鲜明特色是弘扬儒家学说，借天象以明人事，借易卦爻辞以抒经世济国之志；徐琛的《大胆疑经 自立新解——胡瑗对宋世学术的先河作用》一文，论述了胡瑗以大胆疑经、自立新解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创立了“以师道明正学”的儒学学派思想，并影响到宋世学术各个学派。
唐琳在论文《评胡瑗的易学观及其影响》中论述了胡瑗“天地为乾坤之象，乾坤为天地之用”的思想，指出其包含的两层含义：一是反对脱离人事而言天道；二是反对脱离天道而言人事，同时表明了胡瑗坚持以义理解易的学风以及他反对王弼等人以玄学观点解易的方式。在性情观上，唐琳论述了胡瑗主张圣人正性制情的观点，指出把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和元善之气联系起来是胡瑗以易学思想解释人性论的独特视角。[12]
漆侠在论文《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中认为，胡瑗的《周易口义》是具有浓重政治哲学意义的政治教科书。他最基本的思想是通过对《周易》的诠释来表达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和制度，其中胡瑗大量地引用了《论语》、《孟子》、《中庸》中的孔孟之道，使《周易》进一步儒学化，但为了阐明《周易》中一些较为抽象的道理，胡瑗也援引了其他学派如老子的说法。胡瑗在课堂讲授时以生动的故事阐述经义，从而为注释古代经典开创了新的路子[13]，这些观点也给人不少启示。
陈来在著作《宋明理学》中对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胡瑗所认为的圣人之道的内涵包括体、用、文三个方面，其中体指价值原则，文是经典体系，用指将体、文措之于社会实践以发生效用，指出其宗旨在于反对当时的浮华偷薄之风，与辞章之学相对，并认为胡瑗这一思想与后来的道学家一脉相承。陈来对胡瑗的论述虽然不多，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胡瑗的学术背景和思想宗旨，并肯定了其对后来道学家的影响。[14]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只有一句提到胡瑗的思想“胡瑗著《周易口义》、《中庸议》，启宋代义理易之先河，也为《周易》与《中庸》的结合开了风气”。[15]对胡瑗的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和定位，与清代以来对胡瑗的易学地位的评价相同。
王铁在著作《宋代易学》中详细论述了胡瑗在《易》名、重卦之人、上下经分篇、经传的解释上与王弼、孔颖达的不同观点，指出了胡瑗在具体义例上的变通，多从其政治伦理、君道臣道阐发议论的特点。王铁总体上认为，胡瑗解经沿袭了王弼、孔颖达的解易方式，但他在注、疏之外多有创新。王铁还简要论述了胡瑗在道、性、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卜筮、四象上的观点，指出胡瑗将道归结为五常的概念，可以说是二程“天理”概念的雏形。但其对道与太极的理解应与孔颖达相同，其对大衍之数的说明有独到之处，将五常之道认作天地之性蕴含了程颐“性即是理”的命题。[16]总之，王铁对胡瑗的易学解读涉及了其思想的很多方面，发掘了胡瑗多个独特之处，并揭示了其对“二程”理学的影响，给人很多启迪。
张兵著的《〈洪范〉诠释研究》论述了胡瑗对九畴的看法，指出其思想虽然在反对“洛书”神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字词的训释也多有驳正，但没有冲出汉儒“天人感应”说的樊篱。张兵还阐述了胡瑗在政治思想上以皇极为本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其思想所体现的“五行灾异思想”的矛盾性，认为其反映了宋代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即反传统的“新说”派与坚守“五行灾异”思想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张氏还发掘了其对《洪范》具体字词的训释以及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17]张氏虽然没有对胡瑗的整体思想进行论述，但也指出了胡瑗诠释《洪范》的独特观点，有助于对胡瑗整体思想的理解。
王新春在论文《胡瑗经学视阈下的〈周易〉观》中指出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以经学之视阈将《周易》看作圣者、王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胡瑗认为，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是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 二为王，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18]其诸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不论对胡瑗思想内核的揭示还是对其思想的历史定位都颇具真知灼见，对胡瑗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笔者所知，研究胡瑗的硕士论文目前有五篇。查纯的《从〈周易口义〉看胡瑗哲学思想》，论述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指出其包含的立己立人、政教之本以及由“用”显“体”的三种含义，并梳理论证了王弼、胡瑗、程颐三人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通过对《周易口义》与王弼易学、程颐易学的比较，分析了胡瑗易学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具有很多启发意义。陈泠的《胡瑗和苏胡教法研究》，以北宋初期胡瑗的“苏湖教学法”为代表，分析了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明体达用”和教学方式上的重要变革——创设“分斋教学制度”，阐述了其作为源头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巨大影响。周振武的《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回顾了胡瑗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挖掘了“分斋教学”法得以施行的原因，并探求了其与北宋理学和书院教学的联系。李瑞的硕士论文《胡瑗的教育思想》，从胡瑗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点、思想内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方面对胡瑗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了胡瑗教育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认为其多融儒家思想于其教育思想中，多有启发意义。陈之斌的硕士论文《胡瑗易学思想研究》，阐述了胡瑗的《周易》观，包括其对《周易》一书、“易”名、易道的看法，论述了胡瑗推天道以明人事、引史证易、援儒入易等易学思想，分析了其对汉易的继承和对《周易正义》的批判，列举了胡瑗对《周易正义》文辞和具体解释的订正，指出了胡瑗易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给人不少启迪。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对胡瑗易学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探索，不少观点具有启发意义。但应该看到的是，迄今为止对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首先，对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著作少，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胡瑗的专著，很多研究都失于零散与支离。其次，目前的研究未能充分立足于汉唐与两宋历史文化转型的大视野下，发掘胡瑗思想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利于真切揭示胡瑗的生命人格和价值世界。最后，从易学象数义理合一的基本理路来审视胡瑗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与探索也很不充分，学界多强调其义理思想，而忽视揭示其象数内涵，特别是其卦气说的基本语境。因此，对胡瑗易学作进一步研究与探索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