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查亚对安全共同体的论述

一　阿查亚简介及其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研究的特殊性

阿米塔•阿查亚，著名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专家，1962年生于印度。曾经任职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中心、加拿大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东南亚区域化、多边主义、东亚多边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其代表著作包括《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阿查亚的学术影响得到了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界的广泛认可。除了入选东盟地区论坛贤人小组成员外，他还担任与东亚国际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国际学术杂志Pacific Review、Pacific Affairs、Global Governance等杂志的编委，在东亚乃至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研究界享有广泛的盛誉。

阿查亚于2000年和2001年先后出版专著《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和《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系统提出了其著名的东南亚地区安全共同体观点。阿查亚的东盟安全共同体理论创新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被公认为是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沿性、权威性研究成果。代表世界主流国际建构主义政治理论最高水平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曼纽尔•阿德勒均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本专著理论严密，资料翔实，为从安全共同体路径展开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基本原理，不失为东盟研究方面最好、最令人感兴趣的书籍。[8]

翻译出版《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正毅在出版序言中同样作出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在区域研究方面，这本著作是我关注东南亚研究十余年来所接触的中英文文献中，对东南亚进行整体研究最富有创造意义的一本著作。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东南亚研究中只注重描述性的介绍和片言只字的资料堆积，所不同的是，阿查亚富有说服力地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9]

阿氏理论的价值源自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呈现的无法在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和既有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中得到解释的特殊性。在阿查亚看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价值源自这种“特殊性”。用他的原话来说，东盟为研究安全共同体提供了一个重要而丰富的领域。[10]

在阿查亚看来，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一个奇迹。在《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和《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两书中，他都将东南亚地区比做“亚洲的巴尔干”。在《寻求认同：东南亚国际关系》一书中，阿查亚引用费希尔的观点提出，东南亚地区处于一种类似巴尔干半岛的局面。和巴尔干半岛一样，东南亚处于两大文明之间，而且在地理版图上同样支离破碎，包含半岛和群岛，多山地形，平原低地占劣势。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内部稳定难以维持，外来势力可能希望入侵并控制海上道路，多山的地形能够掩护较为弱小的部族抵抗较为强大的平原部族，而使得本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11]在《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中，他这样提到“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区域安全和稳定的状况非常严峻，这个地区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或者‘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国家虚弱的社会－政治凝聚力，殖民后时期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区域内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以及外在势力的干预，这些都表明了东南亚地缘政治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对该地区某些新独立的国家的生存造成威胁，也威胁到了该地区整体的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东盟1967年建立时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及稳定没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连东盟的生存也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受到质疑。……但是，东盟生存下来了。更为惊奇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成员国称它们的集团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最为成功的集团之一，在调解地区内部冲突以及降低战争冲突可能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盟的最初的成员国，印尼、马来、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从1967年成为一个集团后就一直没有发生战争。”[12]

这种非战现象很难用以往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范式进行解释。既有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也无法对这个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首先，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物质性的权力，其中以军事实力为最。然而东盟国家的生存依靠以美国军事存在为前提的广阔的均势体系。这种理论暗示，小国和地区弱国很难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种解释范式很难解释东盟的区域制度的成功和失败不取决于现实主义实力分布状况的事实。

其次，新自由主义关于利用国际规则的理论也很难解释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制度可以用规则和制裁来“制约”国家的偏好而阻止其欺骗行为的观点也很难用于解释作为第三世界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因为东盟从来也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制约机制。区域一体化的组织途径是通过社会化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行为而非使用制裁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13]因此，建构主义应该成为分析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最有效的理论范式。

最后，既有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主要关注发达民主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实践，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非民主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能够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成为安全共同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阿查亚看来，东南亚国家均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属于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研究的任何一种形式。

在阿查亚看来，围绕“东盟规范”而进行的互动作为一种“主体间性”是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东南亚各个国家通过东盟规范而形成一种“我们”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通过建构它们的利益而促使它们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彼此的争端。在继续我们的研究前，有必要回顾“东盟规范”的主要内容。

二　阿查亚安全共同体理论和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元素

在解读东盟安全共同体规范时，阿查亚在前人的安全共同体理论研究已经获得的成果中汲取了理论营养，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创新，彰显了自己的理论构建中与前人不同的部分。

阿查亚将自己的理论关注的核心总结为“无论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探讨本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东盟的主要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在现实中在多大程度上被拥护？这些规则对国家利益以及东盟成员国的认同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有些关于东盟的著作也涉及建构主义的观点，但本书的目的是系统地分析东盟的规则在管理地区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集体利益和认同发展的影响。”[14]这就表明他对使用建构主义理论方法分析东南亚安全共同体问题抱有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建构主义在安全共同体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

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均势和国际机制不同的是，以温特、阿德勒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尽管上述二者能够有助于和平的实现，然而二者均从国际结构层面对国家的行为进行制约，可以说治标不治本，影响都不能持久。只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自律的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可靠的和平。在阿德勒看来，安全共同体是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区域，其中各国人民对和平变迁具有可以依赖的预期。作为一种观念结构，身份认同能够在制约国家身份的同时型塑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最终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国家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共同体认同，即一种不以战争解决彼此争端的强烈互信。[15]

多伊奇专门论述了“多元安全共同体”建立所需要的三个过程。首先，共同体内部的政府和社会精英对战争具有强烈的厌恶情绪，将其视为不可能。其次，赞同一体化的是运动和传统得到传播，为安全共同体准备足够的政治环境。第三，发展和实践相互关注，使得参加的单元之间保持可靠的和平预期成为现实的可能。[16]

阿查亚认为，在分析东盟地区国际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东盟地区的特殊情况使之不适用新现实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在《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中，他提出，建构主义在解释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具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国际关系理论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7]

首先，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国家的利益可以在这个社会过程中得到较好的界定。在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避免战争的动机和习惯来源于国家之间互动、社会化、规则的设定和认同的建立，而非来源于外在这些过程的力量，如权力的国际分布。

其次，与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建构主义更多强调“框定”国际关系规则的深层次影响，规则不仅仅如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及的“规定”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规则重新定义了国家的利益并形成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规则形成了安全共同体的核心。

最后，既有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在较大程度上将国家利益看做是由物质力量相关的考虑。建构主义允许研究者将视角扩大到观念因素。即，物质因素虽然重要，但是主体互动的要素，如观念、文化认同等因素，在外交政策的相互作用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阿查亚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中，建构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形成对和平行动的共同理解，通过安全共同体，以前通过战争手段追求利益的状况现在被依靠和平手段追求利益所取代。[18]

建构主义提供的理论框架与强调效用选择的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建构主义的社会学视角不仅仅分析利益本身是什么，利益怎样被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尽管东南亚地区并没有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并不具有共同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东南亚国家在地区主义上形成一种持续的认同建构，这种认同建构适应和重新塑造了与外部世界合作的原则与实践。

三　阿查亚的变迁观回顾

在明确了作为“主体间性”的“东南亚安全共同体规范”以及东南亚地区围绕这种规范形成的“我们－感觉”是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内容，需要解释的问题顺理成章就是，这种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形成后又将走向何方？阿查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进行回答。在翻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的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看来，研究和解释社会规范的变迁这一长期在主流建构主义框架内未能得到充分探讨的问题也成为阿查亚理论超越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在《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中，阿查亚较为关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和变迁现象。首先，东盟建立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东盟成立前的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状况较为严峻，有“叛乱地区”、“东方巴尔干”之称。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面临政治凝聚力虚弱，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区域内意识形态对立外在政治干涉等严峻的安全状况，这些状况严重威胁地区的整体安全秩序。东盟成立初期对本地区的安全和平和稳定秩序并不抱有特别的乐观的预期。然而，东盟成立以后却发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作用。作为一个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政治经济合作集团，东盟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东盟各国不仅仅放弃使用武力通过战争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在调节本地区内部冲突以及战争冲突的可能性方面，东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调和柬埔寨问题给予东盟调节战争可能性和管理地区安全秩序新的信心。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举动也表明东盟希望在管理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9]

其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东盟在一些方面呈现衰弱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在许多地区事务上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东盟的一些规范，如“不干涉内政”原则正在因为种种新的国际情况的出现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东盟的“非正式机制”，即没有具体的制度机制和冲突解决程序的事实也从原来的优势转化成为应对越来越多的新的区域问题的障碍。对于东盟无力解决越来越多全球问题、跨国问题的批评越演越烈。东盟苦心经营的东盟地区论坛也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东盟“领导地区安全秩序”的希望，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这也是东盟的设计者所没有预想到的。

面对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和这种作用的变化，阿查亚认为，系统性分析东盟规范的作用、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需要解释以下的一些问题。“东盟是如何开始其艰难的历程？如何解释东盟在东南亚秩序中的作用？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相比，如何解释其在90年代末期的衰退？所谓的东盟方式，在过去通常被认为有效的，它到底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现实？”[20]在其代表著《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中，阿查亚着重考察了东盟国家之间形成共同体的共有利益和区域认同的建构，东盟地区安全体的规范的内容和相关的历史变迁。具体包括作为“东盟方式”的一些规范，如“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地区自治”、“协商一致，偏好非正式规范”，这些规范的产生和与东盟框架的亲和性，这些规范在处理如柬埔寨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面对东盟扩大的过程时与目标的矛盾性和功能上的局限性，以及冷战后东盟的规范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被遵守的程度等问题。

实际上，对安全共同体变迁问题的关注并非阿查亚首创，在早期的建构主义实证分析中，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就开始分析他们的学术前辈所忽略的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和变迁问题。在《安全共同体》一书中，阿德勒和巴奈特，安全共同体可以被建构，也可以从内部或者外部瓦解，因为其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同同样不是终极和静止的，而是容易受到变迁的影响。建构共同体的力量同样能将其拆毁，许多促进安全共同体再造的社会进程与他们的衰落同样紧密相连。互信的丧失可能使得安全共同体之间走向解体。[21]

阿查亚对建构主义理论缺乏对变迁的理解和分析这一弱点则明显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态度。“尽管建构主义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但它们能充分地解释诸如东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兴衰的过程吗？区域安全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工作仍然是一片空白，建构主义者研究的议事日程仍然远没有导致区域组织的学术研究的兴旺。还有，建构主义仍然是一种多少有点线性的视角，从倾向上反对研究合作中的危机，而这恰恰能解释制度的衰退。”[22]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分析没有得到建构主义先驱者足够重视的共同体规范演化和衰落等变迁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安全共同体规范变迁并非仅仅来源于社会化过程之外，社会化过程和外部规范变迁对区域内规范的影响也可能成为共同体规范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于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变迁动力的解释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共同体在扩张或者深化合作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种种困难而走向衰弱和解体。这是因为“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有效资源和指导合作行为原则在处理新的任务时被证明不充分的状况，同时‘非社会化’行为体的进入可能带来新的压力。”[23]“总的来说，东盟的扩大既推动东盟朝着一种安全共同体方向发展，又削弱了东盟发展成为一种安全共同体。东盟的一些核心规范，包括不干涉、不使用武力和区域自治规范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从整体上增加了地区问题的解决进程及实践的压力。这些压力有可能会瓦解东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东盟的集体认同意识，虽然作为安全共同体的一个关键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增强，但是这种共同体意识的程度仍然是不确定的，整体影响也仍然是未知的。”[24]

另一方面，源自外部国际体系中有关合作的规范和观念的变化同样对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带来影响。“全球层面上正在变革的对于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和规范，一直影响着东盟这样的地区组织处理内部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外部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方式。安全共同体，只要不适应这些变化的外部条件，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中。”[25]

总之，根据阿查亚的总结，导致安全共同体变迁的原因是内部的社会化的过程的深入和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外部的各种规范观念对共同体内规范观念的影响。